 独自一人在陕北插队﹐远离家人﹐难得友情﹐生活很艰难。那段岁月﹐读信写信﹐是心灵交流的唯一途径﹐成为我人生的核心部份。虽然因为邮票很贵﹐寄北京一封信要八分钱﹐而且公社邮差也不是每天来曹坪﹐我只能隔好几天才给北京发一封信﹐但每封信我都是写了好几天的﹐我实际上几乎每天都在给母亲写信。而每次接到家里来信﹐我也都会激动万分﹐白天黑夜﹐每页信纸都要读很多遍﹐直到几乎能够背诵下来。 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母亲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骨节变形。刚好那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我家出身国民党﹐母亲不仅不能得到妥善的治疗﹐反被勒令下乡劳动。她身体不支﹐栽倒水田中﹐从此全身残废﹐致死没有能够恢复正常。 妹妹是我家唯一的女孩子﹐不到十岁﹐便开始担负家务劳动﹐做饭洗衣收拾房间﹐还要随时照料病重的母亲。父亲被关进牛棚﹐不能回家﹐我和弟弟分别到内蒙和陕北插队﹐既不能照顾家﹐也无法帮妹妹一把。全部家务﹐都落到十三岁的妹妹身上。可她从来不叫苦﹐永远任劳任怨﹐而且总是微笑着﹐还说她喜欢做饭。 我从小跟妹妹亲﹐可怜她命苦。六六年我们学校红卫兵﹐胡里胡涂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允许我外出串联。孤零零一人旅行﹐不大甘心﹐可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便带着妹妹同行﹐那时她十岁。文革时候﹐小学生就挤火车﹐到处串联﹐大概极为少见。 我们同院邻居一个姓符的﹐在东安市场做售货员﹐纯粹北京的贫民市侩﹐那儿子常欺负我妹妹﹐呼喊口号﹕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妹妹从小不会惹是生非，从她懂事，就晓得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没有一个人应有的自由和尊严﹐不能跟别人平起平坐，所以变得更加温顺，别人说什么，她都绝不还嘴。 自从下乡插队之后﹐我练得胆子大起来﹐再不肯容忍挨欺负。有一年我回北京﹐又碰上符家那儿子欺负妹妹。晚上，我躲在院子里，见符家儿出来，就拉住他，拖到阴影里，对他说：听着，小王八蛋。你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就宰了你。信不信？看看，你现在敢出声，我就一刀捅了你。我从衣服底下取出一把蒙古短刀﹐在暗影中闪着亮，那是弟弟到内蒙古后寄给我的一件礼物。那小王八蛋吓得浑身发抖，睁大眼睛看着我，眼里都是惊恐。不管那个社会能够怎样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家的人，此时此刻，明摆着，我一米八个子，当然把那个小学生吓坏了。从此之后﹐符家那混蛋儿子再也没敢明目张胆地欺负妹妹﹐一见她的面就赶紧逃跑。 妹妹在北京三十九中学一直表现优秀，后来甚至还加入了红卫兵。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能被红卫兵接受，很不容易。五月份她中学毕业﹐很想留在北京城里﹐能够照顾生病的母亲。一连几天﹐她给我写信来﹐先是报告说﹐北京政府有正式文件﹐说家里多个子女插队的﹐可以留一个在大人身边。她听到这个文件传达﹐非常高兴。我和弟弟都插队了﹐家里只剩她一个子女﹐按照政策﹐理所应当可以留在城里。 后来妹妹写信来告诉我﹐三十九中的老师对她讲过，毕业生招工的时候，学校一定保送她到北京的工厂去，让她留在城里﹐照顾妈妈。三十九中的军代表还向妹妹保证﹐如果北京城里没有单位接受妹妹这么优秀的学生，学校就一个毕业生都不分配。 我在陕北大山里﹐读到妹妹这些信﹐当然不能说不高兴。但从我所有的经验里总结﹐我不相信那些动听的骗人鬼话﹐可是我不能直接了当地打击妹妹的热情﹐所以每次回信﹐只是委婉地劝她做好精神准备﹐想一想﹐万一没能留在北京该怎么办。 然后，忽然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让我发疯的信。 妹妹在信上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她毕业了。学校来了许多北京市招工单位的人，学校向招工单位保送头一批优秀生，妹妹也在内。连续三天，学校保送的毕业学生坐在一间大教室里等。招工单位的代表，在隔壁一间教室，查看每个毕业生的档案材料。选中了，拿了名单，到大教室里叫名字。叫到的学生，站起来跟着招工人员走，就算那单位的人。听起来真像奴隶巿场，阿拉伯故事里有很多这样买卖奴隶的场面。 妹妹的愿望一点不高，也不在乎去哪个单位。她只盼望能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允许她留在北京城里工作，什么样的单位都行，哪怕是北京巿清洁队，让她每天扫大街，掏茅厕，她都愿意。只要能留在城里﹐她至少可以每天照顾母亲，早上从楼下给母亲提水上楼，晚上回家可以帮母亲到胡衕口公厕去倒马桶。星期天可以用脚踏车推母亲出去走走，买买东西，做做饭。如果妹妹不在北京城里，这一切都让母亲一个残废人来做，实在无法想象。 大教室里，学校保送的学生一个一个被叫走了，人越来越少。三天过去，时近傍晚，大教室里只剩下妹妹一个，仍然坐在角落里，继续等待。隔壁教室的门光当一声关了，楼道里一群人说说笑笑走来。经过大教室门口，一个人往里探探头，看见妹妹，挥一下手，喊道：走吧，回家吧，招工的人都走了，完事了。那喊话的人﹐就是曾对妹妹下过保证的老师，可她头也不回，跟着招工的人，一起走开。 全北京城，那么多单位，来了那么多招工的人，整整三天时间，从早到晚，来来去去，没有一个人看妹妹一眼，没有一个人问妹妹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愿意要妹妹去做苦工。就因为妹妹的档案里，有三份材料﹐一份记载国民党战犯是妹妹的外公，一份记载她的母亲是摘帽的右派，一份记载她的父亲正在隔离，接受劳动改造。 妹妹继续孤零零地坐着，坐了好久，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呆呆地走出大教室，走出三十九中校园。她的周围，同学们照样玩乐，老师们照样走过，没有人跟她打招呼，没有人跟她说话。远远看见那个曾对她信誓旦旦的学校军代表，妹妹朝他走过去，想问他一句话，他看到了，忙转身走掉。 妹妹走出学校，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母亲打电话。那些日子，母亲在北郊昌平县沙河的北京巿劳动大学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分秒秒等着妹妹的分配消息。 电话通了，听到母亲的声音，妹妹只说出一句话﹕姆妈，没人要我。然后忍不住，对着话筒，痛哭失声。 母亲急忙在电话里喊叫：妹妹，妹妹，你听见我讲话吗？你马上回家去等我，听见吗？回家去等我。我现在马上回家，到家我们再说，好吗？ 妹妹同意了，放下电话，默默坐车回家，等候母亲。 已经过了五点，可以下班。母亲顾不得吃晚饭，穿件外衣，提了包，拄了拐，赶出门，要走差不多半个钟头，才到公路边的汽车站。四十五路远郊公共汽车，四十分钟一趟。母亲拄着拐，迎着风，站着等。车来了，挤上去，总算有个好心人，见母亲拄拐仗，让了座位。从沙河到德胜门总站，车子要走一个钟头。母亲想象着妹妹的泪脸，心急如火。 下了四十五路车，母亲拄着拐，赶到十四路汽车总站，央求售票员让她先上。售票员看是一个满头白发老太太，拄个拐，残废人，便同意了。坐车到府右街，已经快八点多了，母亲下了车，又赶到十一路无轨电车站，换最后一段回家的车。这一次﹐她没有办法找售票员通融，也没有办法说服站上几十个火气冲天的等车人，让她先上。她只有裹在疯狂的人群里，使出气力去挤。她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她挤不过别人，挤不上车。母亲最后一次努力，挤到车门边，拉住门把手，一个男人在身后一推，把母亲推到一边，拐杖落在马路上。身边的人还在前拥后挤，母亲弯腰捡拐杖﹐被挤倒了，身子跌进车下。 车子开动起来，因为还有许多人拉住车门，只能非常缓慢地移动。没有挤上车的人纷纷后拥，露出倒在车下的母亲。人们看到了﹐惊呼起来，车上人见异样﹐也随之狂叫：停车，停车。 司机急忙煞车，跳下车问怎么回事？所有人都大睁两眼，指着车轮下面，说不出话。司机走来，弯下腰，见母亲倒在车下，车轮已经辗上她一边的衣服。司机吓得一头汗，跳起脚骂：你不要命啦。母亲趴在地上，说不出话，以为自己已经被压死。 司机往后倒倒车﹐算把母亲解救出车轮﹐然后继续骂﹕你这是要上哪儿呀？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时间，车挤。母亲点头，抖着嘴唇，说：家里有急事。司机挥手朝车上喊：得，让让，让让！照顾一下残废，让她上去吧！ 车上售票员把门打开，司机扶着母亲上了车。车上几个人，伸胳臂帮忙把母亲拉上车，送进车厢，坐了个座位。他们想不来出，家里会有什么样的急事，能让老太太差点把命都送了呢。 晚上快十点钟，母亲终于走进家门。刚上楼梯，妹妹在屋里听到，冲下楼来，抱住母亲，放声痛哭。母亲紧紧搂住妹妹，摸着她的头发，自己也流出泪来。 漆黑的夜，漆黑的北京，漆黑的楼梯。母亲和妹妹互相搂抱着，坐在楼梯上，哭了很久，很久。 同样是漆黑的夜﹐漆黑的陕北﹐漆黑的山野﹐我在风雨中狂奔﹐泪流满面﹐感觉胸膛就要爆炸。 这封信是妹妹瞒着母亲写的﹐信上很多字都模糊了。我知道﹐那是妹妹不断落下的滚滚热泪。她最后说﹕哥哥﹐你快回来吧。 第二天﹐我启程回家。不管生产队是否批准﹐不管公社是否同意﹐反正我一定要回北京去﹐去看我的母亲﹐去看我的妹妹。而因为没有正式介绍信﹐我买不到车票﹐也住不成店﹐所以我只有再次扒车﹐历尽千辛万苦﹐赶回北京。 我到家的当天晚上﹐妹妹报告说﹐她和学校一批未能留北京工作的学生﹐被分配到远郊昌平县十三陵公社插队﹐她去的是昭陵大队。 于是﹐母亲再次收拾行装。几年之间﹐母亲为弟弟收拾行装﹐送他去了内蒙。为我收拾行装﹐送我去了陕北。为父亲收拾行装﹐送他去了河南干校。现在又为妹妹收拾行装﹐送她离家。从此以后﹐母亲将独自一人﹐留守空房﹐身边再无一子一女﹐再无一个亲人。想到此﹐我真是心碎如粉﹐难以自己。 跟当年送弟弟去内蒙一样﹐又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飘着细密的秋雨，又是在空旷寒冷的天安门广场，妹妹和她那批知青，列起队来，举着右臂，面对天安门城楼宣誓。对一些北京居民来说，十三陵到底比陕北或云南近多了，很多家长甚至都没来参加这场下乡誓师大会。可是母亲穿着皮大衣，戴着毛围巾，拄着拐仗﹐由我搀扶着﹐去到广场﹐送妹妹下乡。 风很大，很冷。高耸入天的旗杆上，大红国旗哗拉哗拉飘。金水桥边，两个白玉华表，已被惨烈的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灰黑的雨迹横流，彷佛无尽的泪痕。只有天安门城楼那幅巨大画像上，伟大领袖仍然红光满面，大睁双眼，注视面前一群十五岁的孩子。他们今天离开家，离开母亲，被送到寒冷陌生的山沟里去，度过惨淡的青春。 妹妹插队走了﹐家里只剩下小猫大黄﹐继续陪伴母亲度日。 大黄在我们家已经好几年﹐它来的时候还很小，只有一巴掌大，可我们叫它大黄。文革开始，全国破四旧，我们怕红卫兵抄家，把大黄打死，决定放生，让它自己求活路。可是不管我们丢它多少次﹐丢多么远﹐每次它都自己找回家来。最后我们也只好继续收留它﹐不再赶它走。 我在小阁楼上大小两间屋门底下﹐各锯出一个小洞，大黄可以自由出入，洞上钉布帘，屋里也不漏风。猫食盆放在门外廊上，还有一个水盆。如果大黄从外面引来别的猫，很容易把它的食都吃完，也会到我们屋里去瞎闹。可是大黄很懂事，好像知道生活艰辛，必须节省吃食，也晓得紧闭门户，从不带别家的猫来我家。母亲说，她每次从劳动大学学习班回家，从没有觉得屋里被猫弄乱过。 大黄很聪明，每到星期六或者星期三傍晚，它就蜷伏在小阁楼楼梯顶，等待母亲回家。母亲两腿轻重不同的脚步和拐杖敲击木楼梯的响声一起，大黄就飞快从楼梯上冲下来，缠住母亲两条腿打转，身子弓起来，在母亲脚上蹭，呼噜呼噜哼叫﹐十分亲密。我听母亲讲这样的事﹐心里就想，并不是大黄能算出哪天母亲会回家。它一定每天下午，都这样卧在楼梯上，等待母亲。可惜只有星期三六两晚，它能够等得到。 为给大黄弄吃食，母亲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不辞劳苦，花三四个钟头时间坐公共车，从远郊沙河赶回家一趟。每星期一早上，母亲去沙河前，给大黄弄够三天吃食。星期三晚上回来，再给大黄弄三天吃食﹐然后星期六晚上再回家。母亲很爱大黄﹐因为在北京城里﹐大黄是唯一的生命﹐能够懂得母亲的爱﹐也敢公开地回报母亲的爱。 母亲曾经寄给过我一封信﹐里面夹了一张照片﹐大黄卧在母亲的腿上﹐瞪着眼睛﹐看着照相机。那是母亲要妹妹专门拍了送给我们的﹐母亲在照片背后写道﹕我和我的小女儿。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