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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个不会忘怀的日子。 小学毕业的我，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身高只有约140cm。背着 “黑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沉重包袱，无奈被剥夺了上初中的机会。事实上，我父亲仅仅是海南中学一名普通教师，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因为我家有华侨关系，父亲又被打成"特务"。记得当时海南中学不到一百名教职工，就有几十位教师被打成"特务"。 这一天，刚满十二岁的我，正式成为一名“ 光荣的知识青年 ”。  穿着一身童装和一双凭知青证买的"劳动鞋"(用废旧汽车轮胎简单制作的一种凉鞋)，操着满口的童声，背着一个小小的用煤油灯芯绳打的背包和一顶写着"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字样配发的斗笠，我登上了帖满红色标语的汽车。 十多辆汽车排成一列，车下人头涌动，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口号声、哭声、笑声、吵杂声混成一片。 其他知青都有家人送行，可我没有，当时父亲还被关在“牛栏"中。只有一位发小帮我拿行李，送我上车，这位发小是当今著名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一一陈海，当然，他父亲这时也被关在“牛栏"里，同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 跟着一群知青哥哥姐姐们一起下乡到海南行政区琼山县大致坡公社，却独自一人被分配到昌褔大队龙马坡生产队。这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乡村，算我在内才十三个劳动力。 晚上，生产队召开欢迎会，全村老少都到齐了。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大家都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同情的感叹声声不断，生产队长却破口大骂……，当然，肯定不是在骂我，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即为: 讲真话，敢担当！ 我所在的队伍番号为:"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琼山县南渡江水轮泵水利工程指挥部大致坡民兵营二连"，全营驻扎在龙塘公社仁三村。所有人均为基干民兵或武装基干民兵，但我们十几个知青只能被定为普通民兵，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黑五类等阶级敌人肯定不是民兵，而一般老弱病残则是普通民兵，知青虽非老弱病残，但也不能与贫下中农一样，因为我们是被再教育者。 我几乎干过所有的工种:挖水渠、开山放炮、打料石、清基、砌石、扛石、挑土 …… 。但干得较多的是打炮眼炸石，这是非常危险的工种，而且没有任何劳保措施及劳保用品，为此，我负过伤。有两位府城知青就牺牲在工地上！现在的年青人很难想象，但只须看过电影记录片《红旗渠》就明白了。那时的口号是: " 年老的拼老命，年青的献青春"。 那时的“民兵营”，用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是一支半军事化约束的、不发工资只管干活的民工队伍。 在水利工地干了一年半。瘦弱的肩膀不知脱了多少层皮…… 刚满十三岁的我，是大致坡民兵营的唱歌指挥兼唱歌教员。 在水利工地，每五天(龙塘镇五天一集市)能吃上一小片肉，大伙都盼着能吃上肉的这一天。 后来，可能是资金出了问题，没钱买菜了。我们只能吃一种酱油渣下饭，每人每顿饭一小勺，这是酱油厂生产酱油剩下的渣，一角钱可买10公斤，事实上，这东西是卖给农民喂猪的。 初期，饭管够，我们称之为“自由饭"，后来饭也定量，每人每顿半斤米饭，打饭时总是希望人家给多一点。对这种劳动强度和没油水的年代，老是感觉肚子整天都是饿的！民兵营长告诉我们:"想吃饱就要蹲着吃，还要多喝水！" 我姐姐下乡在另一水利工地，据她回忆，吃完一份饭后不知不觉又去排队领饭，直到吃完饱了，才意识到自己是吃了两份，害怕得不敢吱声。 下乡第三年，从水利工地回到了龙马坡，过着平时每日"三刻工"，农忙每日“四刻工"的日子。我拼命地干着那力不从心的农活，经常是傍晚下工后，因为太累了，想坐在床边眯一会儿再煮饭吃，结果是当睁开眼时，已经是第二天出工的梆子在敲响了。 生产队给我分了一块自留地，大约0.2亩。由于在龙马坡生产队只有我一个知青，挑水、碾米、做饭、拾柴等一切都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如果自留地种菜则没时间管理，所以只能种花生、地瓜等作物。每次耕种时，乡亲们和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哥哥姐姐们都会来帮忙！那年春，我种了花生，收获后拿去榨油，这样，我就有油吃了。记得第一次收获共榨得约三斤花生油，生产队长送给我五个玻璃瓶，装瓶后送给别村的知青两瓶，自已留三瓶，这是我一年的食用油了！ 1993年，我在华南理工大学教书，回海南时抽空回村与乡亲相聚，生产队长告诉我 :"你那块自留地是用你的名字命的名，叫"小康地"，分田到户时分给了三叔。" 三叔，大跃进时读过一年初中，村里文化最高者，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之一。得知三叔喜欢喝壮骨酒，立马买两箱送他，他兴奋得直掉泪，不停地说:"谢小康！谢小康！" 接着三叔还问了一个我绝对想不到的问题:“小康，你都当教授了，是不是已经把世间的书都读完了?" 哈哈！当时我只是副教授。 记得当年曾和三叔合力在我的小柴房里抓了一条约三斤重叫“过山龙"的蛇，吊在树上剥皮，在三叔家煮了吃。 村里一位妇女有回说我是"牛鬼蛇神狗崽子"，三叔和村里一位老华侨合力把那那位女人骂得无地自容。 说到老华侨爷爷，那年除夕，我一个人正吃着年夜饭 (萝卜干+白米饭)，他小心地从我的窗口递进来用芭蕉叶包着的一个鸡腿，轻声喊道:"小康，过年了，快！别让人看见！"……  我们龙马坡生产队劳动力虽少，但战略战术得当，温饱不成问题！每个劳动力平均月口粮为70斤谷子，70斤谷子大约可碾得46斤米，而且自留口粮均为“珍珠矮"品种，这种稻米产量不太高但品质不错，口感很好。而"科六" 则专门种来交公粮的，因为它产量高且为推广品种。龙马坡生产队那几年劳动日约为0.5元左右。在当时大致坡公社属中偏上水平。 说到"珍珠矮"，想起一件有点心酸的故事。 那年，父亲让我回琼海老家一趟，因为老家缺粮，我背着新打的三十斤"珍珠矮"大米，怀揣大队开的证明(兹有我大队知识青年王小康……)，路经琼海县加积镇准备住店，却被革命警惕性极高的旅店工作人员扣下，准备扭送保卫组(公安局，当时砸烂公检法后，公安局叫保卫组)，罪名是"这个小孩冒充知青！这么好的大米是去哪偷的？"，我又哭又喊，极力争辩，他们才放过我，但不许住店。 我只好抱着我的大米，在万泉河客船码头的一个角落里蹲了一夜。码头巡逻的“工人纠察队"看过我的大队证明，无不投来同情的眼光和感叹！但我还是感到了恐惧和无助！ 回到家后，父亲含泪盯着我，半天才问了一句: "你这条裤子原来是什么颜色的?" 一天夜里，电闪雷鸣，屋外倾盆大雨，屋内也小雨不断。我用所有能遮雨的东西保护着粮食和床铺。突然有一念头一闪，在昏暗的小煤油灯下，我拿起了久违的笔，趴在床边，给县知青办写了一封信。记得开始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琼山县知青办军代表领导同志： 我是69年1月23日下乡来大致坡公社昌福大队龙马坡生产队的知识青年王小康，虽说是知青，我却只是小学毕业，且下乡三年多至今仍不满十六岁。……”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十天后竟然收到回信：“王小康同志：来信收悉，若有单位同意接收你，我们可再作研究。……” 我立即将回信寄给父亲。后来父亲告诉我，他拿着这封信到海南行政区革命委员会找了他的一位五十年代的学生…… 我要"回城"了，准确的说，是到屯昌县枫木五七干校三连，再准确的说，三连位于琼中县湾岭公社金竹大队坡竂村的大山脚下，已属五指山腹地。这里，用现在人的话说，"风景如画、天然氧吧！"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山蚂蝗的厉害！哪里知道伐木工的辛苦！ 要和知青哥哥们分别了，在大致坡市最好且唯一的“大饭店"，我请哥哥们富"搓“了一顿，每人半斤米饭和一碗肉片青菜汤，四角钱半斤粮票一份，那是当时最豪华的享受。餐后合影留念。 感谢知青哥哥姐姐们对我的呵护和帮助，这些年待我像亲弟弟一样，没有他们的照顾，很难想像我如何渡过那段岁月！ 这时，我似乎长大了许多，下乡三年多了，仍未满十六岁。 1976年，三位知青在海口相聚。当时这三人中，我在海口罐头厂(即现在的椰树集团)，一位在琼山建筑公司，另有一位还在农村当知青，当然，从照片中不难辨认出哪位还在农村。 就是这位知青哥哥，下乡时由于饿得难受，记得有一天煮了两斤米饭和六个鸭蛋，一口气吃完！痛快！他原本是最早有机会回城当工人的，但每次政审都不过关。 我发现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在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中，好象艺术类院校还保留“考"，所以，我拜着名画家关则驹为师，刻苦学习油画，同时，也得到何东老师的指导，练习小提琴。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个美术学院或音乐学院。 我的油画老师关则驹和小提琴老师都是当时海南岛油画和小提琴的第一把交椅！ 在海口罐头厂工作期间，被派往海口市轻工局举办工业学大庆展览，负责美术工作。刚开始，有人怀疑这个小年青的绘画技能行吗?！后来才知道，我是海口市一轻系统画画最棒的！不过我清楚，二轻系统美术高手如云，比如，陈海教授当时就在二轻系统当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顺利考上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数学专业。那年，广东省包括本科、专科、中专在内，录取率仅为1.63%，可谓百里挑一。据说，我的高考作文还是海南第一名！父亲那年参加了高考评卷，得到消息后骑自行车直奔海口罐头厂，那天是我多年来见到父亲最灿烂的笑容！ 后来，听我的同事说，他高考时读过的高考范文中就有我的文章。 用句土话说，以前，可能由于只上过小学的原故，有些人说我"不识字"，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我"不识字“了。后来还成为母校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名教师，并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副系主任，是当时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那肯定是算“识字"的了。 上大学后，我觉得我真是个“知识青年"了，但是我们的老师邓韵秋教授告诉我们: 你们是“知识分子"了！ 岁月如流， 似水悠悠。 该走的谁也无法将她挽留， 该留的谁也无法把她赶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