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十三中；第三，四十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统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十三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统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2、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市第四中学。距离跟十三中差不多，从家步行二十分钟。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灰色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曾出现在某部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衣服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指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比我们大八九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五十六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Ｋ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儿们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3、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五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南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这口号很快就被改编成《红卫兵战歌》，由我们班长刘辉宣作词作曲，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运动之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辆车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里回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4、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班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带回学校，在操场上打得半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C生性腼腆。他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象，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C被划为反动学生，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公布出来的呢？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拥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是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十七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 三十五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5、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北蠡县口音点名“赵——振——开——”，把“开”还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 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 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舍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填表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 “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5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竟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6、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 前，每晚10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臊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钟10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 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辞，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刘源，他父亲已成为前国家主席。他住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7、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熥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联，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的是刘源，为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遭到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到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作者北岛简历 诗人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北岛是今天诗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诗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结局或开始》等，曾经震撼了无数国人。自1987年起，在欧美及香港多所大学教书或任驻校作家，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曾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古根汉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获选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2009年创办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8年创建香港诗歌节基金会。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