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磨难”是一种人生财富，大家都这么说。 是的，我的知青生活，确实是一种财富，非常深入地走进了我的生命记忆，印在了我的性格底板上，让我学会了“贫下中农”最质朴的思维逻辑和情感方式，让我学会了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待社会，说话行事，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本质的影响，我感谢生活赐予我的这一份恩典，这一份财富。但是，在那一场同样是“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在一千四百万青春蹉跎、生命蹉跎的知青中，我是幸运的，是一个少数。今天，对于大多数的当年知青而言，如果说，“磨难”是一种人生财富，它让人变得成熟，变得坚强，变得宽容，变得练达，那么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是惊人的，却又是毫无意义的。 每每知青聚会，一群年过半百的准老人聚在一起，大家必然会回忆那些青春岁月，回忆那些苦涩的日子，但是，回忆的神情是中年的沉稳，是劫后的平淡，是现实的宿命，是相逢的微笑。我因此而感动，他们没有沉湎于过去的苦难，也没有痛惜蹉跎的青春，很少诉苦，很少怨言，这便是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宽容，他们的坚强，偶尔也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便是他们对于青春的挽歌。我为他们坚忍的成熟而悲泣，我为他们平静的宽容而感动。 由此，我想到了知青文学。 有人认为，知青文学已经写到头了，诉苦无用，悲叹无益，现状无奈，将来无望，知青题材开始淡出当代文学了。我不能苟同这样的理论。这是一个社会学的思维，是一个问题思维。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人。我以为，当代三十年知青文学，只是停留在当年知青生活的历史描摹上，并没有太多的人性的深入，即使如《孽债》这样相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只是激起了后知青时代一个小小的情感涟漪，触动了部分知青的部分伤痛。 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人性的自我搏杀，是时代的本质深入，是命运的泪花，是苦涩的微笑，是泪花与微笑的交织，是痛苦中坚忍的闪光，更是人类的共同情感与普遍真理的人性表达，当代知青文学远没有达到这个文学的高度和深度。 抛开一切与文学无关的思想束缚和情感杂念，我们首先应该将知青生活还原于历史的真实，在人性的层面上，在“原生态”的知青命运中进行文学的思维与创作，进行文学的思考与升华。 其实，中国的知青有两类，一类是军垦或国营农场的知青，一类是直接放到农村生产队去插队落户的知青。军垦或国营农场的知青，历史的起源比较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成千上万的内地知青奔赴新疆，当时叫支边青年，后来一直不断。到了文革时期，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中国的知青便分成两支。去军垦或国营农场的一支，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号召，毛泽东的原话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但是军垦或国营农场是没有贫下中农的。他们有组织，有领导，有工资劳保，住集体宿舍，吃职工食堂。过去的农场支边青年叫农业工人，军垦农场的准军事化建制，让他们成为了一手拿锄，一手拿枪的准军人，现在，把六八年以后去军垦或国营农场的也归入了知青行列，是因为他们是毛泽东发出这个号召以后去上山下乡的。这一支知青是集体戴着大红花、唱着革命歌曲离开城市，离开家乡的，他们有过所谓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另一支插队落户的知青，被直接放逐到了农村生产队，真正与“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戴大红花，也没有唱歌，他们是在火车站台上数万人呼天抢地的哭声中离开城市，离开家乡的。他们就像散落在荒山野岭、穷乡僻壤的沙粒，三五人一个“知青点”，孤独而无助，生产队长是领导，贫下中农是伙伴，他们没有工资，只有工分，有时候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饥寒交迫、偷鸡摸狗、群殴械斗、自杀未遂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没有激情，只有忍受，只有苦涩。  这是中国知青的两大类，是历史的真实。 遗憾的是，四十年过去了，知青的生活被美化了，被抽象了，苦难被消解了，激情被夸大了。有人把蹉跎而苦难的知青生活说成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人把悲忍而哭泣的知青生活说成是“岁月甘泉”，他们轻松并快乐地用诗、用歌、用舞来追述、回忆当年炼狱一般的知青生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不明白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当年知青，是不是仍然怀有文革中的“红太阳情结”，他们的观念是不是仍然停留在那个时代。我再往细里看，原来这些人如今大都“混”得不错，有做官的，有发财的，有成名成家的，他们到了怀旧的年龄，不管那个“旧”是什么，他们对于青春的怀恋，对于曾经的“激情”，曾经的“苦难”，玩起了高尚，玩起了宽容，不愿提及有过的沮丧，不愿提及曾经的悲伤，美其名曰“不要一味地诉苦，磨难成就了我们的坚强”。于是，知青生活便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苦难成了“岁月甘泉”。 是的，文学应该给人力量，给人光明，不应纠缠于历史的苦难，但是，文学的力量与光明历来是从苦难中诞生的。我们的知青文学也不应回避苦难，而应在苦难中写出力量，写出高尚。简单的回避，必然会酿成历史的悖缪，成为文学的虚假。 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患了“历史健忘症”，那么，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基本常识：文革被否定了，在文革这具残暴而恐怖的驱体上滋生的“上山下乡运动”，难道可以被肯定吗？把风华正茂的“学生娃”成千上万地集体放逐到荒山野岭，驱散到穷乡僻壤，无视他们的青春，无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毫无希望地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难道是正常的吗？如果说，文革十年，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又将大批的老革命、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骨干迫害致死，是一次浩劫，那么，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对千万知青的一次地毯式的浩劫。这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十年以后，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意味着国家已经在客观上承认了这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知青们大返城的时候，那“迫不及待”的表情与奔跑，我们应该是记忆犹新的。 那么，到了今天，当年的知青们何必还要把文革酿成的苦果说成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岁月甘泉”呢？什么是激情？当年抗战打鬼子、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一个新中国，有激情，有热血，有豪迈，有牺牲，真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可歌可泣。知青运动是什么？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为人类，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作出了贡献，还是蹉跎了自己？是开了多少荒山，收了多少粮食，还是荒废了一代青年，贻误了国家的未来？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成千上万地结队上山下乡、开荒种地，那就是激情吗？这与“抗战打鬼子、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激情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不否认，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山沟沟长出了橡胶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整整一代青年，整整十个年头，这里面会有多少科学家、医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无论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而言，还是对于知青们个人的前途命运而言，这笔账应该是人人都会算的。 2008年，一些地方搞起了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皆为民间活动，全国响应甚微，总的来看是，国家不提倡，媒体不热心，知青们大都不愿意参加，形不成高潮，掀不起大浪。因为，当年千万知青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三十年前，他们回城以后，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做着最低贱的工作。他们刚刚结婚、生子，又遭遇下岗，重新再就业，因为没有文凭，没有专业技术，又遭遇冷眼相看，不得己只好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维持着家里最低的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及城里的农民工。他们看着城里的高楼一天一天在长高，那高高的楼价距离他们越来越远；现代大都市的夜生活富丽堂皇，五彩缤纷，但那是别人的，自己只是一个过路的穷人；逢年过节，偶尔出去消费一下，还得精打细算，留足孩子上学、结婚、买房的钱；上班的要带好自己的中午饭、卖菜的要赶个早市、开车的要早早睡觉，防止明天疲劳驾驶、内退再就业的要看老板的脸色，千万别丢了这份工作……这样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当年知青仍然有数百万之众，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心为知青运动唱赞歌，也无心纪念这个纪念日，他们的沉默，便是一种成熟，一种宽容，一种坚强，一种练达。 上山下乡，知青们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是一辈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沉重代价，并且殃及了他们的后代。不是么？因为上山下乡，剥夺了他们求学的权力，没有文凭，没有专长，缺乏文化氛围和文化气质的家庭环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子女教育，他们为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第二代的沉重代价。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切，仍然以“左”的歌功颂德的方式来看待知青运动，制造虚假和谐。少数“混”得不错的当年知青，不要忘记身边的知青同学，他们仍然在为温饱而苦斗，看看那些已经从工厂里退休了的知青同学，他们看着你的目光是无奈的，是苍白的，也许当年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成绩比你优秀许多，是上山下乡运动阉割了他们的才华，改写了他们的命运。 当代知青文学作家，大都是当年的知青；当年的许多知青也有志于将自己的知青生活写下来。但是，他们的写作带有较浓厚的当时观念和个人情感，跳不出直接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历的局限，很难将知青文学放置于人性层面和人类共同情感的审美平台上进行文学的创作，当代知青文学正在遭遇观念和情感的阻隔，因此，我以为，知青文学并没有写到尽头，知青生活还需要岁月的沉淀，当历史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知青题材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到那个时 候，也许就由我们的后辈来完成这个文学的使命了。正如前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题材一样，一直到了第四代军事文学，才出现了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世界性的优秀作品。  当然，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会凭空出现，都不会离开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如今三十年知青文学，若论其发生、发展，当代知青作家功不可没，但是，距离高潮，还很遥远。只有观照知青们一生的命运，深入他们的心灵深处，跳出“知青题材”观念与情感的窠臼，透过生活表层的描摹和情感诉求，用人性本质和人类的共同情感解读一代知青，我们的知青文学才有可能出现属于世界的优秀作品。 荒蛮，是人性的舞台；苦难，让人性赤裸。知青文学，大有作为。 写于2008年 选自高龙民散文集《飘零酒一杯》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