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工农兵上大学”的事，上年纪的人大概还会有些印象。本人有幸当年曾混迹其中，亲身经历了一些奇事，虽已过四十多年，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一 一九七一年十月，在经三年的农村插队务农后，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了，而且是我梦寐以求的上大学，受上天如此的眷顾有这样的归宿，当时我的心情有多好是可想而知的了。说来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的女朋友（现在的老伴）所在农场的全部知青，已于一年前被一锅端地发送回兰州，就业于兰州。而我虽在兰州，而且所在地条件优越，但毕竟还是农民。我们都已是二十四、五的大龄了，不能不考虑前途和婚姻大事，而我如何尽快逃离农村，找到一份城里的工作就是前提，就是“唯此为大”的事了。 在国内要办成事，求人是捷径，有时也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到处找人，找关系，就在精疲力竭、碰得头破血流时，突然得知一位老朋友的父亲在被“挂”多年后刚被“解放”，调我所在的西固区任要职。他很同情我们，答应有机会会帮我们的。我们的要求很低，只要能离开农村，无论什么工作均可。机会说来就来了，国内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并直接由基层单位推荐。老朋友父亲的一句话，我就拿到了兰州大学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全区只有两个名额，另一个是甘肃师范大学英语系，由我先挑，毋庸置疑，就是傻子也会去选极富盛名的兰大化学系的。所谓“由贫下中农推荐”不过是鬼话而已，别说“贫下中农”，就连公社、大队都不知情，我就已“被推荐”了。这也可算奇事之一了。 之所以从公社到大队一路绿灯，没遇到任何掣肘和刁难，主要是朋友父亲官职的威力。这又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对于其中的奥妙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他们以为是和以往去五七干校培训、去学习班应差点卯的苦差事一样，并没有人感兴趣而去截留、去谋划分一杯羹。据说第二年名额下达后，其含金量已尽人皆知，几个有限的名额狼多肉少，没有哪个人再能像头年那样独断乾坤了，于是从书记、区长到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争得白化炽热，连各公社的书记们也都只能远远地眼馋一下而已。 得知我要上大学，又要去读书，村里人甚不理解。好心人说，你读了十几年书最后还是和我们一样在土里刨食，怎么还要读，放着每月五、六十元不挣，偏要那二十三块钱。当时上大学的助学金是每月二十三元。我不置可否地笑笑，什么也不说，心想，别说还给二十三元，就是要我交二十三元我也要去。 于是在七一年九月底，我就这样满怀喜悦而又战战兢兢地进了已五年没有招生的兰州大学的门。纵观一生，因着这一步，这关键的一步占了先机，在我的同学们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才和从六六年到七七年十二届的学生、千军万马一起搏斗在那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时，我已开始冲刺在研究生的跑道上，接着顺理成章地搭上了博士、博士后和出国深造的头班车，在学业和事业上始终占了先手，这不能不感谢我那朋友的父亲。作为底层的芸芸众生，我始终憎恨那些以权谋私和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可我也只是个凡夫俗子，只要有机会又会寻求和利用它为自己谋私利。  二 说“战战兢兢”并非虚言，因为根据招生程序，新生入校后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资格审查。所谓“资格审查”就是政治审查的意思，即个人历史和家庭出身及社会背景的审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四九年我尚在幼年，个人历史自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审查。 七一年正是“血统论”极盛的时期，首届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大部分只有小学程度，可他们是百里、千里挑一的天之骄子，他们的家庭自然要八代红透的。据开学典礼上的报告称，兰大一千六百九十多名新学员中，“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高达百分九十八点五，即一千六百六十五名，其他“劳动人民”家庭仅二十五名，而我就属这二十五分之一。 听到这个数据，我惊出一身冷汗，此时岂止是“战战兢兢”，简直就要精神崩溃了，生怕眼前的鸿运会得而复失。我的父亲虽然政治历史清白，可也是旧银行的职员，我的外家是富农，在那些天之骄子面前本能地自惭形秽了，如果再要政审也许真会被灰溜溜地赶出校门。我是文革前省属重点兰州一中正儿八经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论文化程度在普遍只有小学水平的同学中，当是佼佼者。可在那个环境里，没有人会在乎这些，出身、血统这才是看人的第一要素。 在入学的头一年里，我一直处于这种恐怖的阴影之中而惶惶不可终日，一有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几次做噩梦，梦见被除名，醒来后一身大汗。 侥幸的是可怕的事始终没有发生，一年后方觉似不会有什么事了，惊恐之心这才稍有平复。因有这样的卑微意识，所以在三年多的学习中，时时告诫自己要刻苦再刻苦，低调再低调，不去冒犯任何人，不去招惹任何事。不出任何风头以招人妒恨，也不出任何差错以授人把柄，只求不要糟蹋了来之不易的上天之厚爱。好在就这样总算平安地熬到了七五年四、五月的毕业分配。 三 围绕毕业分配，校、系、班、组各级都办起了学习班，要每个人表态服从分配。其实这是多此一举的，在当时的氛围下，哪有敢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按招生时早已有的章程“哪里来哪里去”，似乎每个人都要回原单位。可我们学的是“石油化学”专业，除各市、地区来的学员外，有近一半人是来自甘肃石化部门。他们回原单位，顺理成章，可我们从农村来的，应当另当别论。我笃信在大学停办数年后，国家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培养出来的首批大学生，不会再将他们送回农村去修地球的。 石化单位的同学回原单位似已成定论，他们稳坐钓鱼台，并不在乎。主要是原单位与“石油化学”不搭界的，尤其是我们来自农村的将被发遣到哪儿去却是揪心扯肺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到生产队，面对土地背朝天地去争工分讨生活。于是台面上人人表态坚决、豪言壮志激动人心，私下里小道消息却漫天飞。有消息说要按“专业对口”的原则分配，我们统统进石化系统，引得一片欢呼。又有消息说，回原市、地区再分配，也还可以接受。可又传出“一竿子到底”回原单位，农村来的炸锅了，私下里纷纷咒骂起来。 在距预定离校不久的五月中旬的一天，召开了全校大会，宣布暂停已在进行中的毕业分配，由工宣队负责人传达上面的新精神，动员大家响应组织号召，积极报名、自愿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以实际行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从农村来的，也包括所有学员。听到这个爆炸性消息，刹那间会场里的空气就像凝固了，原来闹哄哄的台下顿时鸦雀无声。此时我已成婚，可爱的女儿也快周岁了，如再回农村去，这日子将如何过，我觉得从头到脚被浇了液氮。 会后又一轮的各级“学习班”办了起来，工宣队下到各班、组，亲自督战，要每个人表态，希望能有人带头掀起高潮，以邀功请赏，至少能有一个也好交差。他们认定这批学员根红苗正、觉悟高，稍一吆喝，再抛出几顶高帽子定会有人“入彀”。岂知那时的人们经近十年大风大浪的“陶冶”，早已看破红尘，个个都口是心非，成了“运动油子”，工农兵学员也不例外，这些小伎俩怎能得逞。于是都在唱着高调，满口的“忠于”、“服从”，可没有一个傻的，尤其是关系到终身的个人利益时更没有人愿意去当冤大头。于是人人大谈“服从分配”，接触到报名去农村的实际，就是没有人来表态，一时陷入胶着状态。 校系各级工宣队和党政部门把主攻对象放到来自农村者。记得有位女干部对我们大谈什么“你们来自农村，比其他同学更有条件回去扎根，做出更大贡献”。我班的陶同学说，“我们已在农村多年干革命，来自工矿企业的学员、尤其是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到过农村的机关干部，更应当下到农村，这样社会就平等了，资产阶级法权就被铲除了。你们先报名，肯定会有更多人响应，组织上也定会批准的”。其他人七嘴八舌纷纷附和，女干部当即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噎在那儿了瞪起了白眼。  四 有一天正值上课之时，平日里只在课余播音的校广播室的大喇叭突然大作，报告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化学系分析专业的胡顺德同学自愿报名奔赴农村，以实际行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瞬间整个校园锣鼓声喧天，“向胡顺德同学学习”、“向胡顺德同学致敬”的红、绿大标语铺天盖地。当天甘肃日报社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就进驻兰大做了专题报道，一时不仅兰大校园，整个兰州、甘肃都被这个消息轰动了。 这个“爆炸性”消息，对全校所有学员来说也是喜事一件，总算有“替死鬼”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这些农村来的更是将悬着的心稍稍下移了些。其实，从上到下都心知肚明，上面并没有把毕业生都发送到农村的计划，只是为了落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而已，只要整出一两个成果，也就是找到“替死鬼”就可交差了。紧接着校、系都通知要召开向胡同学学习的大会，由他做报告，介绍狠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可在预定的时间，大会都被推迟了，官方的说法是胡同学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而且这一推迟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直到一个多月后我们离开兰大，也没有听到他的报告。我们都以为是胡同学不堪承受如此显赫的荣誉而在谦逊，抑或性格腼腆的他有些怯场而已。 分析专业和我们专业的教室两隔壁，宿舍也是门挨门，大家自然很是熟络。经班间私下互动，才得知了事实真相。原来老实、甚至有些木讷的胡同学并没有表态，只是遭了暗算被人指鹿为马。有人说，胡同学在学习班上只是说了“我不是不愿意回到农村去”，紧接着的“而是”刚出口，还没有来得及接上下文，就被在场的领导们迫不及待地以“欢迎胡同学自愿回乡务农”和“向胡同学学习”的震天口号而打断。没有人再去听他申辩和解释什么了，紧接着“特大喜讯”就被报到系上和校部了。也有人说，胡同学根本就没有说任何话，更没有表态，就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要求回乡务农”的桂冠而被“欢迎”、被“学习”了。之所以选中胡同学，因其家和妻儿都在陕西农村，没有任何有分量的靠山和背景，本人憨厚、拙于言辞，平日里谨小慎微，又是班党小组长，无疑是好捏的软柿子，只要生米做成熟饭不怕他不就范。 五 对上世纪的中国农民来说，跳出“农门”成了挣工资、吃官粮的城里人，这是多少人做梦都不易做到的好事。胡同学好不容易跳出农门，进了酒泉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型国营企业，又能被推荐来上大学，可见其在单位定有过人的功力和人脉。镀了几年的金，再回到原单位，无疑其前程锦绣、不可限量。即便不提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说实际的，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虽不多却也旱涝保收，寄回家去对一个工分值不到一毛钱的农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救命的巨款，胡同学是家里的希望和骄傲。可现在这一切将突然都没有了，他又要回到好不容易才跳出去的贫瘠乡土，他和他的家人情何以堪。 面对如此突然的变故，胡同学懵了，他急忙找系、校领导和工宣队说他就没有表过态，更没有要求回乡。可已被煮熟的饭不能再变回生米，已成骑虎之势的领导们就是压着葫芦也要锯出瓢来。他们对胡同学软硬兼施，威逼加利诱，用党员和干部的身份来说事，用对革命路线的忠不忠来说事。胡同学没了主意，赶快和家中通气商量。那时通讯不便，唯一的联系就是信件，一封寄往偏僻乡村的家书一个来回十多天就过去了。可才五、六天后，即收到其妻一封七字电报：“坚决不同意回乡”，一个星期后又收到一封泪痕斑斑、按有血手印的复信，信中重申了电报中的意见，并声称若他执意为之，他进家门之日就是她上吊之时。一边是工宣队、党政组织以党纪威逼，一边是糟糠之妻以死相搏，夹在其中的胡同学平日里就是遇事犹豫不决的人，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更是一筹莫展，只好将这浸满血泪、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家书呈上。 面对此情，校系工宣队和领导也犯难了。他们不甘心，不想让煮熟的鸭子再飞走，可也不想逼出一条人命来。最后决定派工宣队驻化学系头目和化学系总支书记杜老太太亲自出马，陪同胡同学回家做说服、安抚工作。当然少不了答应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听说给了几百元安家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还赠拖拉机一台给所在队。 直到七月初，我们分配离校，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胡同学进一步的消息，也没有人再有兴趣去关心胡同学的行踪。 六 无独有偶，就在胡同学进退维谷，校、系领导苦于如何收场之时，又是我们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专业”的郝瑞林同学自己贴出大字报，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根据“第一通吃”的原则，胡同学虽不自愿，也已抢得先机而独占鳌头，出尽风头，郝同学虽也要表彰、宣传，却已不可能有如胡同学那样的水平和规模。 面对郝同学的举止，不仅我们这些同窗瞠目结舌，就是那些平日里无所不能的领导们也不得要领，令人费解，确实费解。郝同学出身高干家庭，其父曾为省粮食厅厅长（或副厅长），其时早已作为“革命领导干部”被“解放”而“结合”入厅核心领导。郝同学来自兰州市一家企业，按说分回兰州市后，在其父荫蔽下谋一可心的位置不在话下。他突然报名要去农村，这种不按常理的出牌，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这些常人岂可破解，只能拭目以待。 但直到我们离校，也没有见到有关他的事迹的宣传，也没听见他下到哪个农村了。一年后偶回兰大化学系，惊见他在系办公室帮忙，还和办公室马老师的女儿谈上了恋爱，身份却成了“待分配”，因他是带工资上学的，于是仍拿着原单位的工资。到七八年底我考回兰大化学系读硕士，他已没了踪迹，来年才听说他去了我工作过的市科技局。市科技局是市属单位里较好的，依他的家庭背景当初他想去简直易如反掌，为何要这样曲线运作、拖上几年，真是奇事，也是个没有答案的谜。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