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大兴安岭紧邻三江平原的小山村里插队九年，村西头小山坡上那片葱绿挺拔的白桦林中留下了我的初恋。 离开北京去东北下乡时，我18岁，正是青春萌动的年华。在那个极端政治化和理想化的年月，男女之情显得那么朦胧和神秘，甚至被误读为离经叛道，但我却对青年点里小我两岁的杜鹃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好感。 我们来自北京的同一所大学附中，“文革”时又是患难与共同一派红卫兵。1967年春天，杜鹃参加了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大型歌舞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演出，演出地点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近千名中学生自编自演的演出，声势浩大，情景交融，震动了京城内外。杜鹃是舞蹈演员，我常为她们演出的激情及舞蹈的美好所感动。 不曾想1968年9月，我们又一起下乡到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不久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划给东三省，呼盟从内蒙划归黑龙江省。下乡不久，杜鹃分配到村里小学教书，在农村教书比下地干活强了许多，尤其对女孩来说，黑土地那一望无边的长垅的劳累，让多少男子汉都望而生畏。 记得下乡两年后一个初秋的傍晚，我看杜鹃蹲在灶台下烧水，灶坑里燃烧着熊熊的火苗，她用铁叉拨弄着灶坑里的烧柴，火苗将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灶里倒出的烟使她不时揉着眼睛。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对她说：“水热了不用烧了，咱们出去走走？”她有点吃惊地看着我，又顾盼了一下在左右里间的男女宿舍，看忙着嘻闹的同学没人理会我们，便用铁叉将柴火朝灶里拨了拨，点点头站起身来跟我走出了青年点。 青年点西北几百米外高坡上是一片树林，有桦树、落叶松和柞树。八月中旬的北大荒已到了初秋季节，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谷子、玉米都进入了成熟季节。山上的树更是斑斓多彩，除白桦树还是绿叶摇曳外，柞树的树叶有绿、有黄、更多地变成红色。那种“停车座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景象美不胜收。微风吹拂着庄稼成熟的香甜，耳边则是山下溪水流淌和山野秋虫的鸣唱。 我们默默的踩着落叶沿树林边的小道漫步，天空明亮的月亮在薄薄的云层中时隐时现。站在一片白桦树前，我第一次近处大着胆子看了她一眼。高挑的身材，姣好的面容，一双似乎会说话的大眼睛，双手有些局促的摆弄着甩到胸前又黑又亮的辫子。晚风吹来一股淡淡的芬芳，我感到她也在审视着我，母校附中让人骄傲的篮球队，清水涧难忘的秋收劳动，八里庄那座雄伟的玲珑古塔，上山下乡各奔四方熟悉的同学们，都成了聊不完的内容。那天双方还说了些什么，已无从记得，只是说了很久。晚上踏着夜露回村，除了偶尔不知道谁家犬吠，村里已是一片漆黑寂静。月亮躲在淡淡的薄云之后，满天的星斗依然或明或暗。我们的初恋从那片美丽的白桦树林里开始。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从春天到秋天，农村的体力劳动有多么的繁重，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单一枯燥，人累得腰酸腿痛。但这里富饶美丽，物产丰厚，背靠大兴安岭，面对三江平原，老乡们管这里都叫北大荒。也许是年轻，更因为是一位美丽姑娘的吸引，劳作一天，却也不能阻挡我们在西山的树林，在南山的打谷场的幽会。青年点人多，房子又窄，找个避人的地方谈情说爱也不容易。 北大荒有漫长的五个月的冬季，那是个白雪皑皑、寒风刺骨的日子。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加上厚厚的积雪，农活少了许多，这段时间成为我和杜鹃频繁约会的黄金季节。在村东头杜鹃教书的那所小学校，那是村后坡上僻静的一排砖房，晚上将办公室火墙的炉子点着，将锯成一段段的松木填进炉子，屋子烧得暖洋洋的，松木燃烧时松油发出清脆的响声，散发出一股落叶松的香味，这里成为温馨的二人世界。 当时整个国家处在“文革”高度混乱的状态，杜鹃和我一样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属于被排斥边缘的异类。我爸爸在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位曾在朝鲜战场征战五年，且立有战功的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干校烧锅炉，撑船放鸭子。杜鹃的父母则在国家机关在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插秧耕耘，接受改造。我们在一起谈及未来总是十分渺茫。“文革”十年，全国上山下乡城镇知青达一千七百多万，下乡之路大同小异，而返城之路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充满艰难坎坷，有多少家庭社会资源可借用，当属最重要的了。父母受迫害株连子女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这也是阶级斗争年月残酷的一页。 杜鹃充满青春气息，甚至有些稚气白皙的脸上挂着淡淡的愁云。前途未卜是多数知青下乡后的命运，那些在文革时家庭优越者，早就当兵，或工农兵学员返城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口是不能自由迁徒和流动的。那时人是随户籍走的，户口本、购粮本、购货证与你能否找到工作，能否买粮吃饭捆绑在一起。那个年月的人是无法自由选择生活的地方，既便那个城市是你出生之地，是你父母家人居住之所，你户口迁不过去，你也无法前往。 杜鹃是位开朗活泼的姑娘，能歌善舞，也爱说爱笑。在学生眼里她是一位好的乡村女教师，杜鹃与学生们很亲，课间时和女生们一起跳皮筋，和男生一起玩羊拐。但她教书备课都十分尽职，我见过她跟上课调皮的孩子急，杏眼圆睁，孩子们上她的课都很认真。多少年过去了，她教过的学生中出了不少教师、医生、干部，知青上山下乡将教育和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在村里那些婶子大嫂眼里她是一位北京来的好妹妹，许多家热炕头上常能看到杜鹃的身影，亲热攀谈，欢声笑语。青年点伙食差，杜鹃有时看不下去，拿个脸盆到村里转几家，不一会，满满一大盆鸡蛋、鹅蛋就揣回来了。 村里的人结婚早，像我们这样二十几岁的人，有的早就当了爸爸、妈妈了。而我们这些穷知青，别说谈婚论嫁，明天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未知数。在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下，在寒冷的北大荒，美丽的杜鹃以她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柔给了我许多的温暖和慰藉。 在夜晚农村小学的办公室里我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忘记了窗外狂风暴雪，天晴朗时，皎洁的月光会隔窗洒进房间，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悄声细语的谈天论地，有时她会给我轻轻地唱一些老歌，歌声将我们带回北京快乐的童年，带回金色的学生时代。当时知青中流传着许多知青歌曲，知名度最高、流传最广的是《南京知青之歌》，我还记得其中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横跨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印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杜鹃每当唱起这首知青压抑的思乡歌曲，常常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挂满脸颊，身体紧紧地靠着我，双手紧紧拉着我，好像怕我跑了一样。 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任毅是南京知青，为了这么一首动人的知青思乡歌曲，“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亲自批示，兴师问罪，要求批判和严办。1970年6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居然提议判处任毅死刑。在南京军区司令员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上将阻止下，任毅死里逃生。任毅后被改判10年徒刑，服刑9年后，终由法院平反。时至今日，许多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都还感谢任毅和他的《南京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唱出知青思乡的心声，也唱出了那一代人，离乡背井后的情怀和惆怅。 上山下乡使多少知青对婚恋望而生畏，在农村结婚成家者苦多甜少，诚然地区不同，也因人而异。我们阿荣旗的北京知青中，男知青结婚的比较少，找农村姑娘的更少。结婚知青中，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少，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多。图布新公社有一个村的北京女知青们，就是因为农活太艰苦，返城无望，才一个个都嫁给了当地农民。没有结婚前，追求她们的那些人家，往往都是投其所好的热情相待。这些女知青一旦踏进了农家门，真正成了农民的媳妇，每天就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没完没了的家里地里劳作。城里来的知青与东北山村的农民生活习惯差距很大。没有几年，随着她们一个又一个儿女的降生，胳膊上抱着吃奶的孩子，膝下缠着学步的孩子，一切都变得麻木而无奈。 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是知青中最不幸的群体，她们忍受着精神苦闷和生活艰辛两副重担。待百万知青返城时，她们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即便能够返城，也遇到农村的另一半和子女进城难，就业更难的问题。因此造成家庭破裂，或回到城市沦为贫困户的窘境，苦难的命运沉甸甸地压在这些从北京来的柔弱女子们的肩上。更不幸的是许多女知青花季年华，她们为了不幸婚姻的解脱，含恨永远倒在黑土地上。 而我和杜鹃似乎也对长期落户农村生存心畏，很少谈及爱情的归宿，一则在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偏远山村生活难度太大。二则这里是科山病（地方性心脏病）和大骨节病高发地区。三则对于从小长大的北京归心似箭，但凡有希望也不愿意放弃返城的希望。没有办法，只有咬牙挺住，那敢奢想谈婚论嫁。结不起婚，承担不起结婚后果，或是当年我们这些下乡知青们真实想法。 农村的活又脏又累，后来我又当了生产队长，还在农村入了党，指挥着上百人，将生产队变成远近有名的富队。我1975年担任生产队长，一个劳力日工分达三元多钱，一年分一千多元。当年在一个全靠农田种植的生产队做到这并不容易。阿荣旗农村大都是泥草屋时，在我带领下，我们生产队队部、库房、马圈、粉房全建成清一色砖瓦房，乡亲们见识了北京知青的干练，杜鹃知道我为此付出的艰辛，更为我的成绩高兴，她还帮我办起生产队的广播站，那些优美的歌曲通过大喇叭传播到庄稼人的家家户户。在杜鹃回北京前，我的生活都靠她照料，洗衣服、拆被子、打毛衣。她有一次娇嗔地对我说，你上哪找我这么一位好保姆去？这段有美人相伴的幸福时光持续了三年多。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候，杜鹃收到了“北京第二医科大学”（现首都医科大学）的招生录取通知书。那段时间我比自己被录取还要高兴，杜鹃却心事重重。  送别杜鹃的前一个傍晚，又恰恰是北大荒枫叶丹丹的深秋，我们又来到那片熟悉的白桦林，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最后她拉着我的双手，那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我，轻轻地问了一句，我走了你怎么办？我感到一阵酸楚，却强作笑脸说，我一个男子汉怕什么？她靠在我身上，我又一次闻到让人动情的芬芳。杜鹃认真地告诉我，等她大学毕业后，如果我还回不了北京，她就回到农村来和我成家。我相信这位善良真诚的姑娘所有的话都是真的，但是一位城市长大的弱女子，在那个动乱的年月好不容易返城，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能回到父母身边，我怎么会再把她拉回这偏远艰苦的山村，听着山下潺潺的溪水，一切都那么熟悉，白桦树树叶风吹拂面，而又稍纵即逝。 我望着杜鹃青春美丽的面庞，望着她一头熟悉的秀发，望着那双溢满泪水的眼睛，望着那丰润修好的身材，我突然想起北宋著名诗人柳咏写的名句：“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杜鹃回北京上学后，我曾在东北的冬天，填了首词《冬日·赠友人》： 皑皑冰雪夜茫茫，似芙蓉，雁成行。 九载关东，历经几沧桑。 石墙红瓦觅旧游，月笼明，热衷肠。 吟吟笑貌回山庄，茅草房，油灯旁。 风吹酒醒，怎奈梦难忘。 记得当年蝴蝶飞，鬓云低，柔情长。 我还能记起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为杜鹃送行的情景。喧闹人群，依依难舍的别离，随着汽笛缭绕，我目送渐行渐远的绿皮火车，留下是空荡的站台，耳畔还响起她不放心的叮嘱和挂念。 有谁知道返城的艰难和后知青时代的曲折，东风恶，欢情薄，别样命运的波涛，也难免撞翻感情的小舟。我1977年7月返回北京，由北京语言大学的临时工开始做起，从国企到中央机关，从中央机关到央企、民企，我曾戏言自己：北大荒茅草屋的炕席滚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也走过。杜鹃大学毕业后，成为京城一家著名三甲医院的大夫，几十年来以天使的善良治病救人。2008年我和杜鹃等几位同学结伴再回阿荣旗，白桦林依然在风中婷婷玉立，又见东北那座炊烟缥缈的小山村，那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拥到村头热情相迎，在串门中居然发现，多年后乡亲家们家中镜框中还有我和杜鹃充满青春气息合影的黑白照片。 我曾经戏言，一个成功的男人，爱情的经历中肯定有不止一个女人的故事。有你喜欢的，也有人家喜欢你的，有双方言明的，也有对方根本不知道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论。我们没有台湾李敖大师那种勇气，敢将《李敖和他的女人们》那样的回忆写出来并公诸于世。但我插队时初恋在白桦林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却永远珍藏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