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们是第一批从上海这样的南方大城市来，怕我们不适应的原因，所以到了跃进后，我们被集中在场部办了三天的学习班。我们到时，团一级的兵团机构尚未组建，编制还称为“跃进”农场，下面还称生产队。现役军人未到位，所以学习班是“黑棉袄”（地方干部，以区别现役军人的绿军装）们给我们办的。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忆不清了，大致就是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兵团组建的目的，等等。当然与在上海时宣传的那些已经有了不同，比如探亲假就不像上海说的那样一年一次，而是当年没有的。

对于这一些我们都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在场部周围的草草木木。学习的闲余，我们就去四处转，感到什么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稀奇。最让我们感到新鲜和稀奇的当然是那高大的铁家伙－－康拜因。康拜因(Combine的音译)，大型的联合收割机，由苏联援助。现在，它就高耸在我们的眼前，一共两架。我们争先恐后地往康拜因上爬，学着掌控、驾驶，似乎已经在无边的麦浪中行驶了。我们招手，我们欢呼，放飞着内心的渴望，留下到北大荒后第一张照片。

我们又在场部旁的畜牧队（后来的九连）看到了马，哇，这可曾经是我们用笔画过的东西，现在活生生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在上海也看到过马，但那是人家牵到城里来卖马奶的，哪像这眼前的这匹，俊郎，挺拔：腿细细的，脖子粗粗的；腰壮壮的，肚子紧紧的；两耳高耸，鼻孔大张：这是一匹名副其实的骏马！在这样的马面前，留影是不能错过的。郁卫民手执缰绳，站立骏马一旁，英俊潇洒；陈惠亮胆大，一翻身就骑到了马背上，好一个战士。和马亲热够了，就往田边去，向日葵也是我们留影的好道具。

三天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分配下连的日子。哦，那时还叫“队”，我和我们学校的盛德显、范荣辉、钱卫江、谢定康五位男同学分到的4队，学校的其他同学有的分到了1队，有的分到了3队、7队。去7队的3名女同学，我们称为“两菜一粥”，因为她们两个姓蔡一个姓周。姓周的女同学和我一个班，我们班这次就来了我们俩。

和我们一起分到4队的有市西、培明中学的两男五女，共12人，队里派“小红车”把我们接了去。“小红车”即胶轮拖拉机，外带一个拖斗，因为胶轮拖拉机是红色的，所以被叫作小红车。小红车专门负责队里的运输，可以经常上场部去师里，所以小红车驾驶员特牛。队里来接我们的是个瘦瘦的十分精干的汉子，他自我介绍说姓沈，是队里的副队长。4队当时有三个队长，沈队长负责机务。

由小红车拉着，颠簸了近一个小时，于一个大拐弯处直下，就看到我们未来的家了。到达队里，队里领导出来迎接我们，其中有一个胖胖的，操着山东口音。经沈队长介绍，才知道这是队里的第一把手，正队长孙元法。这个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人是个生产的行家里手，后来团部组建，他被调到团部，当了生产股的副股长，实际主持整个团的生产事务，是团里远近皆知的“孙胖子”。孙队长旁个子高高的是指导员霍正文，还有一个是负责畜牧的队长，姓曹。曹队长是解放战士，当过国民党的排长，所以他在队里不怎么说话，但他有个特点，读报读文件从不嗑巴。

为知青建造的宿舍还没建好，我们几个就被安排与机务排的住在一起。从上海一路带来的毛主席画像由我保管，我就把它挂在了机务排宿舍的正面墙上。
　　不知是否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一到队里孙队长就特别看重我，虽然没有明确，但总是让我负责去做这些人的工作，连抄写12个人名单这样的小事也交给我去做。同时，我也感到了他给予我特殊的“关照”和压力。老天也许要考验我们这些初到北大荒的上海人，到达农场一个月后，便纷纷扬扬下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9月的北大荒两头冷，白天温度尚可，地上的积雪在上午下地干活时已经化了，打湿了我们的鞋子，下午我们就以此为借口旷工去了场部。回队后，别人都没事，唯独我被孙队长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其中一句话让我回味了好多天：“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这个“也”字充满了他对我的遗憾，更透露出他对我的希望。

霍指导员也看重我，他在和他所信任的人说到，（林子）是苗子就要好好培养。这话传到我耳朵里，让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早早地向组织上交了入党申请书，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我们到队里后不久，兵团的组建工作加紧了步伐，首先把连队的编制调整和落实了。原先的编制是按组队的先后定，所以我们这里是4队；现在是由各连所在的位置来定，我们就由4队变成了8连。以团部为原点，周围分别有9连（畜牧）、10连（后勤）、工程连、修理厂。团部最西边的那个为1连，随后过团部，由西向东，在我们西边离团部十多里处是2连，从我们后面顺时针转一圈分别是4连、5连、6连和7连，转到我们这里便是8连，随后再连接到2连，正好形成一个套圈：团部是把手，1连2连是根绳，我们余下的连队就是那个套。随后通讯地址也明确了，兵团六个师按“建设钢铁边防”的顺序，各用一个字，我们五师取“边”字。五师13个团1个独立营（马场），我们跃进为46团，排在全师第二个团，因此我们是通讯地址就是：沈阳军区黑龙江建设兵团边字502信箱08分队。通讯地址很有军备的味，把我们的心燎得烫烫的。写给远方的亲友，满满的自豪感。队长也不称队长了，叫连长；下设排、班，带队的称排长、班长，和部队完全一样。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十月，师里要召开会议，各队要派骨干去。我们连除连长孙胖子外，还有一个文革前的老知青，姓隋；新来的知青选上了我。在我们上海知青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多个齐齐哈尔知青，在这三十多个知青里选上了我，足见领导对我的重视。师里的几天会议主要是有关兵团组建的事项，在这期间我们还收听了中央电台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广播，得知刘少奇被以“叛徒、内奸、工贼”莫须有罪名永远开除出了党。也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中，我身上长出了生平第一次的“革命虫”－－虱子。孙连长告诉我一定是小隋传给我的，因为我们都打的是地铺，我就紧挨着小隋睡。这玩艺儿特讨厌，附上你时是悄悄的就来了，而要除去它却不那么容易了。它不怕晒不怕冻，尤其是那虫茧，一点点的，躲在衣服缝里怎么也除不干净。但也怪，等到你要回南方探亲了，它却自然而然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其实就是个卫生习惯的问题，我们南方人去了，洗洗涮涮就多了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这些“革命虫”也在我们的洗涮中慢慢的革了命。

　　但我们刚去时，这些好习惯是当地人看不惯我们的。记得刚到队里那天，我们到水房去洗衣服，水房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如同中国人看外国人那样。他们对我们洗衣服要用那么多的水感到十分的不解，特别是连洗一块手绢也要换好几次水更是愤愤不平－－简直就是糟蹋！我们早晚要刷牙，他们也感到奇怪：这嘴里怎么还会冒白泡？下乡时，家里临时给我添了两条卡其裤，因为是新的，穿在身上有两笔直的裤缝，有人就由此推测我家是资本家，很是看不上。反正上海来的学生都有资产阶级的臭毛病，这种看法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改变，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些让当地人诟病的行为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当地人，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人的习惯，传播了城市的文明。他们也开始刷牙，也开始认真换洗衣服。每每我们回家探亲时，他们会让我们去买式样新颖的衣物，带北方没有的食品。我们在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在改造着北大荒。知青下乡促进了城乡的交流，促进了南北的融合，这是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北大荒就这样在我们这些南方孩子的面前逐渐袒露出它的真实面目，让我们去喝这口烈酒，去迎接风暴的来临，去为自己的人生打下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