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前在学校三楼阳台上留影。）

还有初三的班主任周采南先生。周先生有颗慈母般的心，她曾把我们带到她家去，热情地招待我们。周先生的家在南京西路的大华公寓里面，好像是第二排，弄堂外有著名的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

周先生的家就在这褚红色的房子里。还记得她带我们去枫泾农村劳动时的情景。那是1965年的秋季了，天已经渐渐冷了下来。为了让我们在农村能够过得尽可能的好，她和炊事班的女同学们一起起早摸黑地为我们做饭，直到现在我还想念那时香喷喷的咸肉菜饭，尤其是在下乡时最艰苦的日子里，想起这菜饭就会口水直流。

周先生带我们班时，国内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正是我们在农村劳动时候，我还记得随队去农村的英语老师看那篇登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时的紧张模样。所以，从农村回来后，周先生每节课前都安排我们读主席语录，用小黑板抄出来，让班长领着大家读。十分遗憾的是，当“文革”开始后，我们竟然鸡蛋里面挑骨头，说她是搞形式主义。我后来去过她住的地方，很希望能够碰到她，当面向她道个歉，让她原谅我们的无知，但一直没有遇到，不知她现在可好。

我至今还记得一些老师的口头禅和习惯动作：初三时教我们对数的数学老师的“两位决定一位”，是查对数表时她教我们的技巧；教我们初三英语的男老师永远是双手合十的菩萨样，透出他内心的菩萨心肠，难怪他看《评〈海瑞罢官〉》时会那么紧张，他一定是从中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气。现在说来也很内疚，为何上他课时，我们坐在前面的几个小男生总爱私下里讲话呢？初中学过课程，唯有英语现在是捡不起来了。

对了，还有初一时教历史的钟万水先生。记住钟先生，一是因为他的名字－－“万水千山只等闲”，多么响亮的名字呀！再就是他带着浓浓广东口音的“亦喔已（也可以）”，我因此而爱上了历史。也许我从小喜欢画画的关系，对地图册有天生的爱好，往地图作业册上标地名地形，一标就准。特别是那时已经有了立体图形，只要戴上红绿透明纸的眼镜，原本模糊不清的地图立刻就站了起，十分的神奇。我于是很想担任他的课代表，但偏偏阴差阳错，让生物老师看中，当了生物课代表，一直到初三毕业。

生物老师是位女先生，不知怎么她就看中了我，让我在“小队长”的“官衔”外有了另一个职务。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让我有了接触、了解了除人以外的另一片生物世界，让我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她曾带我来到学校最高的三楼阳台，那里是一片绿色的世界，种着许多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植物扩大了我的眼界。还记得做青蛙解剖实验，让我了解了动物的构造，明白了生命的珍贵。这也是一种启迪，一种要敬畏生命的启迪。
　

对了，还有初一时的体育老师，好像他还是位代课老师，瘦瘦高高的。喜欢他并非是他体育课上领我们活动如何让人难忘，而是下雨时他给我们讲故事的情景。每到体育课，我们就盼着天下雨，因为下雨了就不用在室外上课了，体育老师又可以给我们讲故事了。最记得他讲的“真假胡彪”。他天生有说书能力，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杨子荣骑的那匹马飞驰时马蹄的“嘚嘚”声，马嘶的“咴咴”声，在他嘴里产生了由远到近、由近到远的逼真效果，惟妙惟肖。尤其是讲到杨子荣假扮的假胡彪与真胡彪相遇的那场较量，远比后来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与小炉匠的舌战要精彩得多，听得我们如痴如醉，一节课听完了不过瘾，掰着手指盼望着下一节体育课也下雨，再来过过瘾。

还有那个美术老师。与小学美术老师“蛮灵格”的口头语不同，他的口头语永远是“蛮难格”。因为他觉得什么都是“蛮难格”，所以你画出来的东西只要稍微像样些，他就赞赏不已。那一次是画手，我以自己的手为“模特”画了一张，手上的纹理都很清晰，他看了就大加赞赏。还有一次是花布设计，我的画又得到了他的表扬，于是我的画就常常出现在了学校的橱窗里。现在想来，正是由于小学到中学两位美术老师的鼓励的培养，给了我这一技能，伴我度过了兵团六年多的艰苦岁月，并在后来的工作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使我从兵团到师范学校，从师范毕业到成为老师，从北方回到南方，“宣传委员”的职务总与我紧紧相连，无论是共青团还是工会。

当然还有几位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我们那时，数学是分代数和几何的，代数从初一时就学，几何在到初二才开始教，而且不像现在那样搞得很难很难，让许多学生听到它的名字就心里打鼓。我中学时的成绩是非常棒的，成绩册里除了语文是打“优”外，其他各科没有低于95分的（中学采用的是100分制），大多在98分以上，数学更常常是满分，而且考试前根本不用复习。这得益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得益于当时的课程安排，使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学习是件痛苦的事。

初一时教我们代数的是位胖胖的女老师，姓王。她教学的特点是语言清晰、简洁，没有多余的话。常常使我们一听就知道知识的重点在哪里，解题的要点在哪里。我那时就十分喜欢代数，而且能够很快地解答她的习题。记得有节课教因式分解：a²-b²＝（a+b）（a-b）。她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Ｘ²-625=？未等她转过身来，我的手就高高举起了。625是25的平方，很显然答案应该是（Ｘ+25）（Ｘ－25）。她高兴地让我回答，又赞许地请我坐下，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明显感觉到了她的欣慰。

也许是她的家庭出身不好，也许是她的做派在那个时代来说有点“资产阶级”的派头，总之她在“文革”中挨了批斗，并被隔离审查了，后来还跳了楼。万幸的是没有因此而死亡，不知她后来的命运怎样。

初二教几何的女老师应该用潇洒来形容她，高高的个子，有着很好的气质，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我们这帮小男生。有一次放学，她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后超过。自行车在当时本来就是奢侈品，更何况骑着的是位女士，而且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自然就格外的引起我们的注意。前面不远处就是十字路口，有位男生说拐弯时她一定会伸出手来示意拐弯的，动作一定很潇洒。于是我们就盯着看，看她拐弯时会做出怎样优雅的动作。意料之外的是，她在拐弯前先看了一下后面，见没有车，就一转车把飞驰而去了，让我们为此而遗憾了很久。

除了教过我的老师外，还有学校的领导。校长宋文湘先生是个老革命，记得好像住在上海著名的甜爱路上的。就如那条路名一样，她就像个慈爱的母亲护着我们，给予我们甜甜的爱。还有团委书记郁桂英，像个大姐姐。她与我们的关系最密切，从我们读书时候到“文革”中，再到我们下乡时，她总是关心着我们。下乡前，她把我们邀到家去，好好的招待了我们（她家在宛平南路上，那里是高档住宅区，至今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一片高高的楼房）；我们在学校三楼阳台上合影，她也参与其中；我们离开上海北去边陲，她到火车站来送行。她与我们是心灵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