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上征程

1971年10月23日，我在上海北站登上了去安徽农村插队的列车。是父亲送我上的车，由于我还随身带了大提琴，父亲和列车员打了招呼，列车员将我安排在车厢的最前面的一个座位，说这个座位是机动的，就让我来坐。随着列车的慢慢启动，也开始了我漫漫六年的知青生涯。

　我是70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分配的时候是按全班同学的家庭兄弟情况来分配，我的家庭兄弟情况是，大姐上海工矿，大哥当兵，二哥军垦农场，三哥上海工矿，按照我的情况，本可以分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农场，可我为此一直拿不定主意，最后在学校老师的劝说下，我还是决定去安徽农村插队。记得我拿了通知和户口本去迁户口，派出所同志还问了一句：“定了吗”，我说“定了”。那天晚上妈妈下班回家，我将户口已迁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看了户口本后一声叹气，现在想想当时母亲是什么心情啊，因为那一年我才17岁，是第一次离开养育我的父母到农村去插队锻炼了。

我们的知青专列一路向北慢慢悠悠的走了一夜（我至今也不明白，上海到安徽滁县距离也就三百多公里，为什么当时火车要走一夜？）。天亮了,火车终于到达了安徽滁县（现在的滁州），又转坐上来接我们的汽车到了来安县的双塘公社，把我们和行李都卸下来就地等待公社干部的分配，因为我们两卡车的知青还要安排到各个大队和生产队去，听到公社干部在念分到各生产队去的知青名字，分到永兴大队武郢生产队的有来自上海五四中学的沈工和林马琳，还有其他中学的陈龙弟,董成章和我。我们五个学生又坐上了送我们去生产队的拖拉机（当时我们生产队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只有公社才有拖拉机）。一路颠簸总算到了生产队，人已筋疲力尽。

　二，安家落户

生产队里一下来了五个知青，队里只能把我们暂时安排在稻场边的牛棚里暂住，由于我们的到来，队里的几条牛只能给我们腾出地方来住了，老牛也不知被老乡牵到哪里去了。因为来不及为我们盖房，第一年的冬天我们只能在牛棚里住了。在学校时曾看到很多老教师被造反派关在门窗紧闭的“牛棚”里改造思想，我曾经有过同情之心，想不到自己下乡来却住进了真正的牛棚。

为我们造房子的木材是当时县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特批的，队里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到县里去运木材，一个大人也不能合围的粗大的木材，两个人抬一段木材，走十几里路，硬是走路把这些木材抬回来的，老乡说这里从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树木。接着就是拉土坯，就是在割了稻的稻茬泥地上，用牛牵拉石磙来回反复的将稻茬地压实，再用特制的刀将土坯一块一块切割后翻上来放在一边晾晒，这切割土坯的活还是一个技术活，得有队里一位有经验有体力的老乡来干。因为这土坯里有了稻茬再加上石磙压实，晾晒干了后就成了一块非常结实的土砖块了。接着就是运土坯砖，因为地里的土坯要运到我们造房子的地块旁边码放，当时队里为了运送这些土坯组织了不少人力来挑运，这土坯一块也得二十来斤重，一个人一次也挑不了几块，陈龙弟同学他本来就最怕肩挑东西，还是他会想办法，找来了几根树干，扎了一个爬犁，拉来了一条老牛来运土坯，这样就大大加快了我们运送土坯的速度了。再过了几多月，我们的五间土坯草屋就造好了。从县城运来的木材，除了造房子外，队里还为我们打了两只四方桌子和每人打了一个木架子床，

那时候队里还没有电锯，运来的大树木工把它固定好硬是用大锯将木材锯开，我也试着帮木工拉大锯，可我拉了没几下就拉不动了，那大锯弯弯的像只月亮足有一米多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弧形的带着大齿的大锯。床架子打好了，我们从竹园砍来了竹子，做成床笆往架子床上一铺放上被褥就可以睡觉了。同学之间几个月的相处，大家从不认识到初步有了了解，我和林马琳比较合得来，于是我们两个就把两个房间打通，两个人吃住在一起，这样我们总算是有个家了。

三，学习农活

春夏秋冬，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在这一年里，我们学会了很多的农活，插秧，蒿秧（给水稻除草），割稻，除草等等，但也有难以掌握的技术活，比如在晒谷场扬稻谷就是个技术活，就是看风向用木锨把稻谷扬到半空，风吹走的是稻瘪，留下的是饱满的稻谷，熟练的农民干的又好又快，晒稻谷可是要与天气抢时间的，在稻场的稻谷要尽快晒干后进仓，所以当地农民也不让我们学扬稻的活。

还有种红薯，种棉花，种花生，种玉米绿豆和蔴。冬天刚过，老队长就安排我和技术员武玉富去完成红薯秧苗的任务。武玉富是我好朋友，比我小一岁，他头脑灵活，什么农活在他手里总是干的有模有样的，老队长信任他。小武带着我在队里转了一圈，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没有一块平地超过几亩地的。我们找到了一块朝阳背风的小坡上挖了几条宽一米左右的槽，又挑来了牛粪和堆肥撒在槽里，运来了事先挑拣好的小红薯作为种子埋下去，上面又覆盖了细土，就这样我们就把红薯苗的工作做完了。我还半信半疑的问小武，就这样可以了？他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保成”。后来队里的几十亩红薯地果然就用上了这些红薯苗，当年我们队里红薯还获得了好收成，家家分得了一大堆的红薯。

　　种棉花也很辛苦的，播了种以后要除草间苗，喷洒农药，那时喷洒农药全靠人工背着沉重的水箱在棉田里边走边撒农药，那年队里棉田喷洒农药的活是我和林马琳以及队里的小胡姑娘完成的，因为这活还得要有些文化和技术，农药是要按一定的比列配制稀释后才能喷洒的。种花生相对简单些，那年队里在一大片旱地里种上了花生，到收获时派我在晚上到花生地看护花生，因为这块花生地靠近路边，一是怕路人偷吃，二是不让狗来扒吃，说来这狗还真聪敏，饿急了它会用前抓在花生地里扒花生吃，这样如果不看护的话，花生地就给狗扒出了一片一片的坑，而花生都给狗偷吃掉了。按照老队长的安排，我在花生地里放了几个土炸弹，这土炸弹是赶集时老队长买来的，土炸弹就是用碎碗片和炸药做的像核桃那样小的，外面还包了羊油，来防止饿狗偷吃花生。晚上我还在花生地里用木棍搭了一个简单的小棚，睡在架子棚上面看护。

一天晚上，只听得不远处一声巨响，还有一缕青烟冒起，我知道是狗来偷吃花生而咬到了土炸弹，在稻场守夜值班的林马琳同学听到爆炸声后马上举着叉鍚飞奔过来，他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了，看到我没事就放心了，我们沿着花生地巡视了一圈也没看到有炸死的狗，又分头去休息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万家的农妇来叫我，说怎么把她家的狗炸得嘴都没了，只能把那狗杀了，我说这是老队长安排的，我也没办法，放炸弹的头天晚上队里还特意开了会，要求把自己家的狗看好的，是她家自己不把狗看好偷吃队里的花生，但我还是表示了歉意，后来我也把花生地里其余的土炸弹都撤走了，免得再找麻烦。不过通过这件事，其他家的狗都拴住看好了。搓麻绳也是个技术活，我以前也不知道麻绳是怎么做成的，到了安徽农村才知道的。就是先要在春天时播种，到秋天麻长到一人多高时就把它砍下来，一捆一捆的扎好挑到水塘边将麻放到水塘里沤，一个多月后麻的表皮和麻杆分离了就可以将麻一捆一捆的捞上来了，这时一股被水沤过的麻的臭味好难闻啊，接着就是大家将麻皮剥下来在水塘里漂洗干净，再将晾干后的麻纤维料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搓成麻绳。搓麻绳要算老高家的大儿子小高搓得最好了。分给我的一把麻料，我也请小高帮我搓了麻绳，我看着小高将一把麻料这样那样的摆弄，当然我只能做做下手了，一个多小时后，两根几米长的结实的麻绳就在小高的手里搓好了，我很是佩服。

第二年，队里在一大片坡地上种上了玉米，那时在我们插队的地方除了水稻，玉米也算是主粮，小麦种得较少。眼看玉米结出了一个个棒棒，一天天快成熟了，而那时水稻还没成熟，在这口粮青黄不接的年代，老百姓还指望这玉米的收成呢。不知是我上一年看花生看得好呢，还是老队长信任我，这一年把看护玉米地的活又交给了我。孙会计到十八里地的新集去买来了二十个用羊油包裹的土炸弹交到

我手里，十个一串共两串。孙会计一再叮嘱我一是要小心，二是要记住放炸弹的地方，以便回收。现在想想也真后怕，一个土炸弹就可以炸死一条狗，如果一不小心只要一个炸了就会引爆十个炸弹，那威力足以把我炸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提了两串炸弹去巡查玉米地，到了玉米地，一边巡视一边在玉米杆根部捆扎炸弹，以我自己的想法，这炸弹也不能安放太多，一是对人畜不安全，二是觉得万一真出了事为了几个玉米也没必要。但饿极了的狗狗可不那么想啊，在巡视中眼看一片片的玉米倒下而玉米杆杆上的玉米却给狗吃掉了，一天早上我刚到玉米地就看到路边的几棵玉米杆杆在晃动，走进了还真看到了一条大狗的高超表演，由于玉米杆杆长得高，有点泛黄的老玉米棒长在高处，大狗就用前抓沿着玉米秆往上爬，只几秒钟就把玉米杆趴倒在地，狗狗上前很容易的就把将要成熟的玉米吃了，这样好端端的一个玉米棒就没了，经我在玉米地的观察，还有不少狗屎里面都是没有消化的玉米粒子，狗狗可谓“罪证确凿”。

一天下班回宿舍，刚到门口，就见远处陈龙弟同学大声地叫我，只见他背上背着一条已经死了的大黄狗，头和尾巴耷拉着，陈兄喘着粗气跨着大步一会就走到了我面前，哇，这大黄狗足有五六十斤重，陈兄说是在玉米地的边缘靠近其他生产队的地块上捡到的，我一看，也是嘴巴炸掉了，再看这狗也不是我们队的，心里就踏实了。当时我们已经记不清多少日子没吃肉了，大家一阵忙碌，狗肉烧了一大铁锅，这次我们总算是改善了伙食。队里的青年农民小武和我是好朋友，他头脑灵活，干什么活都会动脑子，又肯帮助人，所以我愿意和他交往，他的父亲也是老实巴交的老农，用牛耕地和冬季喂牛看护牛他是好把式。一天傍晚，我收工刚到家，武家的小妹妹已经等在宿舍门口了，说“张叔叔，我妈妈要你去我家吃饭”。我心里纳闷，也不过年不过节的，吃啥饭啊，反正一定是有事了。我放下工具，就跟在小妹后面到了武家。武家有四个孩子，老大女儿玉霞，老二玉富，老三玉海，最小的就是小妹了。

刚到武家就闻到了红烧肉的香味，我问武家妈妈，她说是家里喂的一头猪给炸弹炸了，我在纳闷，只听说狗钻玉米地偷吃玉米啊，没听说有猪去玉米地偷吃玉米啊。武家妈妈指着院子里的一大堆玉米杆说，是拴在玉米杆上的炸弹炸死了猪。原来队里在收了玉米后，又将成堆的玉米杆分给了大家，我想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要是玉米秆在运输过程中和堆放过程中炸弹伤到了人怎么办啊，这头猪的死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按照老队长的指示在玉米地里安放了炸弹而在收获玉米时没有清点炸弹和及时收回炸弹，而现在武家妈妈非但没有责怪我，还请我到她家吃猪肉，那是何等的胸怀啊。

四，急送小孩

收获玉米的时间是在秋季，还是武家的事，那年春天，我和小武正在稻田里插秧，突然见到武家大伯气喘嘘嘘的跑来说，“不好了不好了，玉海出事了”。我停下手中的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武家小儿子玉海放牛时不小心从牛背上摔下来伤到了右手肘部，伤势很严重，说已到大队卫生所看了，赤脚医生以为他是脱臼，在肘部用力摇了一下想将“脱臼”的手臂上上去，疼的武家小弟哇哇大叫，脸色非常难看，差点昏死过去。武家大伯知道我和他大儿子是好朋友，平时家里发生什么事也愿意和我说说，在这紧急关头跑来要我拿主意也算是对我的信任了。我当机立断，对武家大伯说“马上送县医院”。我要武家大伯快去准备一副挑子，一块大石头，武家大伯马上就领会了我的意思，等我和小武从水稻田里上来洗干净泥腿，一会儿，武家大伯就挑来了一副腾编的大篮子和一块大石头，另一个老乡背着小玉海一路小跑到了我面前，老乡把玉海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藤篮，因为一头已放了大石块，我毫不犹豫的就挑了担子往县城方向大步流星的赶路，竟一次就挑了七八里路，虽说玉海小弟当时才五岁，另加一块大石头，毕竟还是有点份量的，第二挑就是玉海他哥哥接力了，他哥哥玉富当时还比我小一岁，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一下也挑了好几里路，我们总算走完了那艰辛的十五里路到了县医院。经拍片检查，县医生看了片子说是粉碎性骨折，说队里的赤脚医生不该当时以为脱臼乱上的，县医生赶紧给受伤的可怜的小玉海上了石膏，总算保住了这右手，后来据说恢复得很好。

　五，小磨麻油

在我插队的那个年代，当时上海每人每月是凭票供应四两食油，其中一两是麻油，所以当时在上海麻油非常珍贵，我也不知道麻油出产自哪里。到了安徽后才知道安徽出麻油，而我们大队部就有一个麻油作坊。

听老乡说大队部的麻油可以用芝麻去换，当时的黄芝麻是五毛钱一斤，快要过年了我就在老乡家买了黄芝麻去大队部换麻油准备带回上海。到了麻油作坊，老远就听到一阵阵沉闷的“通，通”撞击声，我顾不得换麻油，径直向撞击声响的大屋子走去，进到屋里一阵麻油的香味扑面而来，真是太香了。只见一头毛驴蒙着眼在打磨转转，大石磨盘里是刚蒸好的芝麻（芝麻先要炒熟了再蒸），经过石磨压过的芝麻再放到一个个用稻草做垫铺的铁箍圈里，然后再将芝麻包好，成了稻草芝麻饼，再将这稻草芝麻饼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排立在有一个很大很长的木槽中，这木槽山下两条，一条木槽就有整棵古木修凿而成，我看这大树足有上百年的树龄了，也不知从哪里弄来，因为这附近方圆几十里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同龄人只知道这油坊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待这稻草芝麻大饼排立完后，见工人将几块一头稍扁的大木片在中间切入，在最中间切入的一块木头特别大，根部还按上了铁箍。一切准备就绪，只见一位壮实的工人拿住从房梁上放下的长木，再往后几步，对准那插在稻草大饼中间的大木头撞去，一下，两下，再一下，两下，伴随着“通，通”的沉闷声响，整个大草房子都在震动，只见稻草芝麻大饼两边哗哗的麻油顺着油槽流向左边预埋在泥地的大油缸里，我看到了麻油的制作全过程，这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真正的小磨麻油啊。听油坊的师傅讲，黄芝麻比黑芝麻出油，所以黄芝麻换油是二斤三两换一斤麻油，黑芝麻要二斤七两换一斤麻油，但当时那里的黄芝麻黑芝麻是一样的价格，都是五毛钱一斤。那年春节回家，我带回了珍贵的麻油。

六，我的提琴

去安徽插队，不得不说说我的大提琴。我舅舅是著名的大提琴家，解放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他的老师是俄罗斯著名大提琴家。舅舅后来在上海交响乐团当大提琴手,经过文革时期的浩劫就一直身体不好在家边养病边收学生教学大提琴一直到平反退休。在我学琴前，我大哥跟舅舅学琴并考入某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任大提琴手，大哥走后，接着我又跟舅舅学琴，当时刚入中学二年级，社会上还不稳定，所以有较多的时间学琴，到我去安徽时，舅舅对妈妈说我已经有音乐学院二年级的水平了，到了71年分配时，我就背着我的行李和大提琴去了安徽。下乡后的第二年，有大哥介绍，说他一个同学在合肥市文工团弹钢琴叫沈梅，我联系上她后她很热情，说已和指挥说好了，要我带着琴去面试，我马上动身去了合肥。

见了沈梅她很高兴，又把我介绍给吴指挥，吴指挥也是上海人，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见了面就邀请我们星期天去他家做客吃饭，一起去的还有一位上海籍的小提琴手。记得那天我们在路边农民手里买了一只大公鸡，有我返回宿舍以最快的速度宰杀，再和在车站等候的沈梅他们一起去了吴指挥家，吴指挥家的太太是湖北人，饭前还特意为我们每人盛了一碗藕片小排汤，味道鲜美。两天后就安排了我的面试，当时和我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有一位拉小提琴的陈姓小伙子也是上海知青，他是68届初中的。那天文工团在排练结束后就是我们的考试，我当着全团乐队和合唱团人员的面，当场拉了一首大提琴协奏曲，我一边拉一边用我的余光看到吴指挥一边专注地听我拉琴一边频频点头，其实那时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在又问了一些问题后面试顺利结束，说过几天他们团要去安徽的三个地区巡回演出，让我和那位一起来的小提琴手一起随同参加演出，不过该团的支部书记提出要我们回农村插队的地方开证明以证明我是来之何方，而且要在三天内完成，因为乐团三天后就要出发下去巡回演出了，真是急死人啊。沈梅一边是不想让我放弃这次锻炼的机会一边也为我着急，说书记是故意刁难我，我为了顾全大局，说就依书记说的做吧，不要因为我而难为了大家，因为当时社会上的“红与专”的讨论还没结论呢。于是我就从合肥踏上了返回来安县农村的艰难路程。

当天买了去我插队的来安县的沙河集车站的火车票，沙河集是位于来安县北面边缘小镇，是一个小站，只有慢车才停靠。我下午从合肥上车，火车慢慢悠悠开开停停，我坐在车厢里真是心急如焚啊，到了沙河集站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幸亏我在蚌埠转车时在火车站预先买了一个手电筒和两节电池。蚌埠出糖炒栗子，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妈妈做的栗子红烧肉非常好吃，我就在糖炒栗子摊位上买了两斤生的栗子，准备以后带回上海。下了火车一看，除了火车站上的暗暗的有几盏灯光外，四周一片漆黑，在此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啊，谁会在这漆黑的夜晚下车来做什么呢。我一心想着要在三天内办完证明以说明我的身份，只有冒险了，这时还下起了蒙蒙细雨，好在我在蚌埠火车站已经买了雨衣，不过那时我剩下的钱就只有一张五毛钱了。

为了尽快办完事情，我披着雨衣挎着军用小挎包壮着胆子向我插队的村子出发了，沙河集车站离我们队有十八里路，大白天走也要走将近两个小时，何况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蒙蒙细雨的黑夜，那是一段艰难的路程啊。我努力凭着我的记忆走完了短暂的大道再沿着泥泞的乡间农田小道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总算看到了一条浅浅的沙河，沙河没有桥，但水很浅，平时过河也都是挽着裤脚趟过河去的。我从岸边慢慢的下到河里再淌水到对岸，看看好像不对路啊，再爬到对岸上去看看还是不对，没办法我只能再退回到河床下面四处探望，就是找不到以前认识的过河的路了，最要命的是我手电筒的电也将用完，因为我在蚌埠买的是二号电池的手电筒，我只能退回到对岸，因为我知道退回来岸边有人家可能对我还有帮助。

　于是我又摸索着上了岸向村子走去。先到了村里的稻谷场，见有一排茅草屋有灯光就悻悻然地走了过去，透过门缝见里面摇熠着一盏煤油灯，几头劳累了一天的老牛在休息。我敲门，里面有老人问道：“谁啊”。我答，我是上海知青，迷路了，能否让我进去啊。回答：“深更半夜了谁知道你是谁啊，你到别出去吧”

　我无奈只能再找人家。走过几家都是黑暗一片，这时的我又冷又俄，正在我发愁时拐了个弯，又见到一户人家亮着灯光，我赶紧走过去，听到屋里有婴儿的哭声，我就轻轻的敲门，里面男人问“谁啊”，我答：“老乡你好，我是上海知青，是河对面永新大队的，迷路了，让我进去好吗”。里面几秒钟的沉默后，妇女对老公商量着说：“是上海知青，让他进来吧”。不一会，妇女就将门打开了。里面就一对夫妻和婴儿三个人，两间屋，里面一间主人是一家三口的卧室，外面一间就是厨房和吃饭间。男主人和婴儿在里间睡觉，我没见到。

　　女主人在我进门后就忙了起来，搬来了两条长凳和竹笆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床，一边拿来柴火烧水一边给我倒上一碗热开水，不一会洗脚水烧好了，我脱下泥泞的胶鞋洗脚时，心里觉得一阵热流，不一会，女主人又从里面抱来了一条被子说：“你好好休息，我还要去哄小孩”，说完就到里屋去了。我洗完脚总算在这简易床上躺下了，可拿来被子盖上后我就惊了，这被子居然还有人的温度！此时的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要知道当时的安徽农村还是非常的贫穷，有的地方连温饱都没有啊，一家人家只有一条被子是很普遍的，很显然这家人家也只有这一条被子。这家好心人家在半夜时分起床给我架床铺床烧水，还为我让出了唯一一条被子，自己和婴儿盖棉絮，怎么不叫人感动呢。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男主人就出去干活了，女主人又在火塘边烧锅为我煮稀饭了，我赶紧起来，掏出了我身上仅有的五毛钱走到灶台边对女主人说，“大姐，感谢你对我的热情照顾，我也没什么报答你，我身上就这五毛钱，就算我的心意吧”。在当时我插队的那一片安徽农村，五毛钱大概也要算作一个男劳力两天的工分了，但我认为此时老实厚道的农民对知青朴实的感情胜过了一切。

　　因我急着要去完成我的任务，就匆匆地和农家妇女告别上路了。天亮了我到沙河边一看才知道到我昨晚是走错了路。

我自己写了个证明我身份的证明书，急急地到生产队盖了章，又赶到大队部请大队会计盖了章，总算完成了我的身份证明。第二天我就返回了合肥，将证明交给了合肥文工团的支部书记。两天后，我作为乐团的第一大提琴手跟团出发去下面演出了。原来准备去安庆、六安、池州等三个市县的，后来因经费问题，只去了安庆和六安。在安庆时，我们去了位于山区的一个空军基地，在演出的那个夜晚，整个宽大的礼堂里坐满了部队将士，足有一千多人，军人进场时，每个人手里拿了一个折叠式的小板櫈，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场，又整整齐齐的坐下，显示了军人的平时训练有素，这是专门为军人的演出，而且就此一场，而当地的老百姓闻讯后老早就从四面八方过来，晚上七点的演出，老乡早早的就已到达将礼堂，礼堂窗户下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可见当时百姓对文艺生活的渴望。

安庆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了六安，六安是一个多山的地区，从安庆到六安，我们坐的汽车翻过了好几座山，山上都是茶农的梯田，满山的一层一层的绿油油的茶树，风景非常的优美。在六安是为地方老百姓演出，是售票公开演出，票价二毛钱一张，仅演出两场倒也场场满座。演出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合肥。后来才知道其实我跟团下去演出时，合肥文工团的支部书记和另一位人事干部已经到上海去为将要录用的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姓小提琴手，也是上海人）搞政审了，去了一个星期，到我们演出结束还没回来，说是去上海的两个干部把钱用完了，要团里速汇钱到上海。结果等他们回来，中央已经下达了全国停止招工的指令，就这样我们都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后来从政审干部那里流出来的消息，说我没问题，就是那位小提琴手政审没通过，消息传到小提琴手那里，他心里很难过。我当时安慰他说，这不是你的过错，不要难过了，我不也没录取吗。合肥已经不是我们久留之地，我俩就决定先回一趟上海再说，于是，我们就背着我们心爱的大提琴小提琴踏上了回沪的路程。可怜小提琴手身上的钱已只够买到南京的车票了，他说：“上车再说，我自有办法”。我记得他是68届初中毕业，比我大两岁。

火车到了南京，开始第二次查票，看到乘务员走来，陈兄给了我一个眼色，就向车上的卫生间走去，进了卫生间他将门锁上，就这样躲过了车上的查票，等他回到我身边，我悄悄地问他，这一关是过了，那到了上海出站怎么办啊？他诡秘地一笑说：“下了车，我不从火车站的大门出站，沿着铁路向北走几里路不远处就可钻出铁丝网到马路了”。从南京到上海几个小时就到了，到站后我们握手道别，我向着出站检票口走去，他却沿着轨道向着火车来的北方走去，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也不知他以后的情况如何，愿老天保佑他回沪后工作顺利生活过得快乐。

　回沪后我又到舅舅家抓紧时间学琴，两个星期后，我又返回了安徽农村。

七，埋头苦干

　时间已经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了，那时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大队是有意将我推荐上去，当时我们队的小组五个同学也都签了名推荐我的，可到了公社，说是我上一年做工的工分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把名额给了其他生产队的一个同学。这以后我就下决心更努力地去干农活，插秧割稻是最辛苦的活，我也总能跟得上当地老乡的节奏，那年到了冬天，县里要人工开一条几十里长的来河，是用以粮代赈方式，就是去参加开河的人，每人每天一斤米，每天工分10分有队里记账。当时我们在队里从早到晚干一天也没有十个工分，我就报名参加了我们队开河的队伍，跟随开河队伍开赴离我队有十几里路的一个地方参加开河会战。在开河地点的附近村里我们找了一家农户，在泥地上铺了先头部队带去的稻草打地铺住上，就开始了整个冬天的开河劳动。到了开河点一看，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已经用石灰画好了长长的望不到头的白线，两条白线边插满了红旗，已经有其他大队的人马比我们先到了。当时开河全用人工肩挑，要将满满的两筐土送到远处卸掉再回来挑，每天天不亮起来吃干饭，然后就出工做到回来吃午饭，稍作休息后再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回来，披星戴月如此往复，而随着河床的挖深，河岸也越来越高，我们挑泥土的步伐也越来越艰难，到最后的阶段河底有五六米深，河堤也有五六米高，一上一下就是十几米的高度，两个月下来人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眼看我们承包的一段河床慢慢地形成，并和相邻大队的河底连接在一起，河岸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公社的东方红拖拉机的大轮子来回将河堤压实，这一年冬季艰难的开河任务我也总算坚持下来了。我去参加开河时，老乡说了，你们知情吃不了那苦的，说我最多一星期就要坚持不住逃回来。我们一起插队的五人小组，先后也有两人打着铺盖来参加开河，个子还都比我高大，结果没坚持几天就走了。　不过他们回队后又参加了跟老乡学老牛耕田的工作，我在开河，他们与老乡一起起早摸黑用老牛翻了几十亩的农田，也很辛苦啊。

　在开河期间，我们的早饭是青菜煮冷饭，就是现在上海人所说的菜泡饭，青菜是驻地老乡提供的，冷饭是头天晚上在食堂有人多要了些干饭，作为早饭时做泡饭，因为大队的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干饭，一大早起来大家都不愿意吃干饭，所以老乡早早地就为我们煮好了菜泡饭。青菜是需要大粪肥料的，那几十个人天天吃菜泡饭，又是冬天，青菜也供应不上啊。驻地老乡是有办法，他家早早的就为我们挖好了化粪池，男女厕所，中间用竹编隔开，几十个人每天的粪便，就算一半人在家用厕，每天的量也很可观了。但有的人家没做好准备，肥料还是不够用，就叫小孩在我们工地上拿着小铁铲挑着簸箕积粪。有一天我早上来不及上厕所就在工地附近洼地去大便，这时一个小孩走过来，到我屁股后两米处用一把小铁铲就这样等着我大便出来，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样的情境下我怎么也拉不出来的啊，我没好气地大声让那小孩过五分钟在来，小孩还算听话走开了，我总算完成了这次用厕。在村子里有的人家大粪用不完。竟然还将大粪贴在了泥墙上晒干以后备用，以前只看到我们村里的老乡将牛粪贴在泥墙上晒干，不过那是为了冬季引火取暖，因为牛是吃草的，牛粪里有大量的粗纤维可以用来引火取暖，而且取暖时还不臭。可是人的大粪即使晒干了恐怕也只能用来做肥料了吧，哈哈。这是开河时的一段趣闻。

八，小有成就

　开河回来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73年的五月份，得到消息说上海有几个大学要来招文艺人才的知青，这其中有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曲学院等。来安县的文化馆长当时已是我的好朋友，他写得一手好书法，各县的初试先是在滁县专区的各县进行，我们的考试安排在来安县文化馆举行。当时滁县专区给来安县的初试合格名额只有四个，可那天到考场参加考试的人却有七十几位，轮到我时，我先拉了一首唐德昂先生教我的跳弓练习曲，再拉了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考试完了，文化馆长叫我到他家里去一下，到他家后他告诉我，这次全县的考试我考了第一名，并取得了再到滁县专区去的复试。去滁州参加复试的人只有四个。

第二天我就背着大提琴出发到滁县专区去了。到了那里一看，主考官是音乐学院的贝斯老师曹健，与我舅舅认识，曹健老师还曾带着他的宝贝女儿到舅舅家里拉琴请我舅舅指导，当时我舅舅的几个学生都在场，舅舅也曾带着我到曹建老师的家中去过请他为我指导。后来曹建老师的女儿考取了海政文工团。这次复试曹健老师还特意要我到他房间里要我拉琴给他听，耐心的指导我，并对我说“你的手指条件很好，到音乐学院来跟我改学贝斯愿意吗？”。我听了当然愿意啦，一口就答应了，接着我就回沪一边练琴一边等消息。记得那年大哥正好从部队回沪探亲，到了上海得知我考音乐学院，还特意去音乐学院门口看贴着的复试名单，回来说在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我听了很高兴，我还又去了一次音乐学院，看到大门口张贴的复试名单上果然有我的名字。又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在上海复试的消息，我有点急了只能返回安徽。一天总算等来了妈妈的来信，说在舅舅处得到消息，说是因为政审时我外公在台湾，当时两岸的关系还紧张，所以就没有通过，就这样一个本来安徽的贝斯名额就给了黑龙江了。我看完了信心里很难过，因为我已经努力了，在农村我已经看不到什么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