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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瑞金中学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解放前它是一所女子中学。“文革”中因为要写校史，（当然是为了“批判”）我曾从封存的学校图书馆里找到过一本画册，是解放前学校搞校庆时的图片集，里面有许多各界名流的题词，其中就有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吴铁城的。吴铁城是1932年就任此职的，可见从建立到我入学学校应该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现在的校名是解放以后改的，之所以用“瑞金”命名，我想：一则学校西侧隔着延安中路与石门一路相对的就是瑞金路，以近旁的路命名也是惯例；二则，瑞金可是红军时期响当当的苏维埃政权所在地，以此命名是多么的光荣，按当时的思维也是正常的。 学校的建筑是很有特点的。从校门进去，东边沿大沽路的是两层楼的教室，一楼两间，二楼三间。我初一的教室就在一楼东边靠楼梯的那间，教室前面就是操场－－我们每天做广播操的地方。操场东侧就是与居民区相隔的围墙。操场西面是四四方方的一个相互连接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分成四个院落，每个院落都有一个天井。靠校门沿马路的那个院落，一楼的天井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师的办公室，南面是一堵墙，从那里过去就是学校的大礼堂。二楼都是教室。大礼堂前面的天井两侧是教室，二楼也都是教室。我初二时的教室在老师办公室的上面。教室的西边有楼梯通向西面那个院落。西面北侧院落的天井那一圈，一楼是辅助用房，北面沿街处是厕所。二楼则是图书馆、誊印室等。其南面院落天井的一楼是个幼儿园，二楼有个小会议室。从小会议室的东侧可以去大礼堂上面的教室，西侧则可以去西南面那一排建筑二楼的教室。西南建筑的一楼是医务室。二楼教室的南面是楼梯，对着楼梯的又是一个小楼，楼下是我初三时的教室，楼上是实验室。小楼、西南面的建筑又与大礼堂前的围墙一起围住了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两只篮球架，是我们课间最喜欢的地方。小操场东面有门通向大操场，大操场靠近小操场处有好几张乒乓桌，是我们每临下课前最不定心的原因。在校外不远处，我们还有一个校外操场，许多需要大场地的体育课是在那里上的。 绿地处为学校原址。 学校除其北侧是马路外，另外三面被弄堂包围着，像躺在母亲怀抱中的孩子。沿学校东侧的围墙穿弄堂向南可以到延安中路，那里是一大片里弄，叫“辅德里”，我的许多同学都住在那里。没想到的是，据后来考证那里竟然是中共二大的会址和唤醒民众的“平民女校”所在。我真的很幸运，小学校舍挨着毛泽东的故居，中学傍着中共二大的会址，让“红旗下长大”切切实实地落到了实处。
辅德里，二大会址和“平民女校”旧址。 可惜的是，为了配合延安路高架的建设，学校和辅德里的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部分地方建成了绿地。学校也在改革开放中随着教育资源的调整并到民立中学（原六十一中学，迁到了威海路我家对面的原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里），失去了回望念想之处。学校前面，我原来包饭的那一大片弄堂也拆光了，建起了只剩下一扇用作纪念的石库门门楼。校外操场变成了现在菜场。西侧的弄堂尚在，我只能据此来确定学校的位置。
学校原址已建成了绿地。 学校没了，但老师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我始终记得。 最记得的是杨定生老师，我们叫她“杨先生”。按上海中学的习惯，无论男女，老师都称“先生”的，这也许是保存了旧时的习惯吧。她是我初一初二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现在还有的一点文学基础，还有的一点组织能力，都是她给予我的。 前文已经说过，我小学时的作文基础很不好，只会记流水账，得3分是常态。小学语文老师又常打击我的积极性，升初中偏偏又是作文拖了后腿，所以对于作文我真的没有信心，说实在的还有些怕写作文。但在杨先生手里，我的作文水平却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这固然有我那么些年来阅读的积累，但如果没有杨先生给予的鼓励和指导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实，杨先生的方法非常简单，她只做了两件事，就把我的写作积极性调动了起来，也把我的写作潜能激发了出来。一是常常她在课堂上向同学们宣读我的文章，哪怕只是一小段；二是引导我去模仿课文去模仿好的作品。现在想来，这方法虽然简单，却包含着杨先生多年来教学经验的积累，包含着多少心理学的真谛呀，也包含着多少她对学生的爱。记得那是一次学校运动会后，杨先生让我们写作文。按以前的方法，我一定会写成一篇流水账，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比了什么项目，等等，十分乏味的。然而这次作文却有了突破。那次运动会是在我家对面的第二工人体育场进行的，我报名参加了四百米的比赛。四百米是很难跑的，既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那次我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在小组中跑得不错。写作文时，我注重了跑步时的心理描写，让文章有了细节，有了曲折。比如想到之前的比赛中班长获得名次的情景，给了我鼓励；比如把跑在我前面的人想像成了敌人，要拼命地去把他抓住等。这都是从课文中学来的，许多文章不都是这样描写的吗？现在想来其实是很幼稚很生硬的臆想，比赛时只有往前跑的意识，哪来那么多的想法？但第二天的作文讲评课上，杨先生却把我的文章向同学们读了，并对那段心理描写大加赞赏。这可把我的上进心调动了起来：原来我的作文水平并不低呀！此后的作文一篇比一篇好了，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只考作文）总是“优”（作文只打等第），记忆中没有得过“良”。 从今后我对写作越来越感兴趣，水平也越来越高，学校的优秀作文展上有了我的文章，班级、学校的黑板报上也时常出现我写的东西。记得初二时，针对许多同学看不起班内一个个性很怪的同学的现象，我模仿当时深受领袖赏识的徐寅生写的《关于打乒乓球》一文，写了一篇也用“关于”题名的文章，用通栏标题刊登在班级的黑板报上，引起了同学和老师的关注，促进了班级同学间的团结。 杨先生还让我担任了小队长的工作。虽然在小学时我是第一批入的队，但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的职务，因此“小队长”是我人生第一个“官职”。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没当过干部的人真当起来是很“可怕”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上面所说的那位大家都嫌弃的那位个性怪怪的同学吸收到我的小队来，同时还吸收了一个家庭条件不好不愿让别的同学上家门的同学；随后我又做好了小队里其他同学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理解并协助我；第三件事就是到那两位同学家去家访，拉近和他们的关系，让他们能够接受我。那位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家住在秣陵路深处的一个小巷里，就是现在的上海火车站那里，那时叫“东站”，是专营货运的，环境很差。从我家去他家要经过许多条纵的横的马路，要穿过恒丰路桥，再要在秣陵路的弹格路上七转八弯才能到达。他原本是不愿意同学来家的，怕同学看到他家的情况笑话他，但他见到我走这么远的路跑来，便让我进了他家。这一让，不但向我敞开了他家的大门，也敞开了他的心胸，向我说了他的心里话。我就这样把小队的同学一个个的团结在周围，小队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拥护。当时正是全国上下学习雷锋的高潮时期，我带着小队里的同学在学校里，到社会上去做好人好事，在班级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初二改选班委会时，我以最高票当选。分配职务时，大家根据票数要我担任班长，但我自知无能力做如每节课站在教室前喊“起立”之类的事情，便推荐原先的班长继续担当，我做了个副的。中学里班长也不叫“班长”，而称作“班主席”，而我这个副班长竟然比某人早做了两年多的做了“副主席”。 现在想起来，我后来所有的一点点组织能力就是在那时养成的,是在杨先生一手教导下养成的。但从文革开始，我就没有了杨先生的消息，下乡以后就更不知道了。听说她回了原籍，再后来听说她去世了，让我心中充满了失落。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