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范国芳
“惨了”！当旧金山海关把我那猥琐的蒲扇从行李箱里揪出来的一刹那，我已迹近半昏迷。登时把肠子悔青。性躁，怕热。赴美前，于杂沓行李中，临行还不忘塞进了这把蒲扇。 当下完了。听口气好像涉嫌什么“境外不明植物入侵”。 有顷，远远地来了一位亚裔签证官。她先检查我们的证件。没问题。接着，注目肇事者。不料一看到蒲扇，本来硬痂似地的她立刻蓬松了，眼神柔和了，用华语招呼说，别紧张，只是例行程序。然后拿起蒲扇，掂了掂，转了转，侧着脸，略带调侃地扇几下，手势之熟如视己物，边扇边对同事解释，只是驱暑用具，木质干制品，不存在“异类植物入侵”的可能。 她微笑地把蒲扇还给我，只说了半句话：“……我们小时候……” 一把蒲扇，居然摆平了签证官，我很意外。“我们小时候……”她仅仅想说她小时候的事吗？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个“我们”。 没几天就是旧金山大伯95岁的生日盛宴。参加聚会的大都是他“南模校友会”的同学，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一见我手中的蒲扇都呆萌了，那意思大抵是，咦？格地方，会有这个宝贝？！ 一老男头若雄狮，比大伯小15岁，后来知道是钢琴家，原先故作贝多芬状，现在突然放下了矜持，客气地向我要过蒲扇，细细打量，反复摩挲。 “小时候，蒲扇是弄堂的夏天之王”。雄狮老人的回忆像他刚才的钢琴演奏一样，沉稳中饱含柔情：上海那种热，是戗人的湿热。那时，电扇只是少数邻居的奢侈品，所以一出梅，就是满弄堂的蒲扇声，很多人家“咵哧，咵哧”地摇着，响到天亮。 看一家主妇是否会持家，夏天看蒲扇。乘凉时亮扇，好人家的蒲扇都是布条滚边的，摇起来无声无息；“烂潦人家”的蒲扇直接就是凤爪，摇起来，前楼、客堂都听得见。但无论“好人家”还是“烂人家”，小时候的风景，就是一早满弄堂的生煤炉，满弄堂的烟。 那时的上海还没流行煤饼，煤球炉很少能焐过夜的。我们弄堂我是生煤炉大王，诀窍是煤炉先摆下风口，人站上风头，否则会被烟熏死；其次燃料要分层级，依次是报纸、细柴梗、柴爿、煤球——煤球或后来的煤饼，架在柴爿上应该镂空，不能捂实，初始应该轻轻地扇，让报纸和细柴充分引燃粗柴爿，一旦柴爿红了，就猛扇，给大火，让柴爿更旺，烧着煤球后，再继以小火，火头稍蓝，就短促、小幅度地扇，扇面自下而上地斜着刮，若有铁皮小烟囱，则觑见煤球与柴爿的接触点发红了，就把烟囱戴上去，让它慢慢拔风自燃。 当时最大的误区，就是生煤炉习惯用破扇。殊不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破扇漏风，有啥用。我煤炉生得好，就是家里舍得用好扇，镶了滚边蒲扇照样生煤炉，效果是别人的2倍甚至3倍。 他悠悠地摇了几下，把扇子递给了座右的校友。那老人细瘦，衣着华贵，大企业家，原先下唇微翘，睥睨四周，待到接过蒲扇，就谦卑了不少。 “弄堂里，赶苍蝇，拍蚊子，责备孩子做功课，甚至摇着扇子吵相骂——‘啪啪啪’地，都是蒲扇。”他回忆说，我的蒲扇记忆最深的是乘风凉。 当年最大的聊天平台就是乘风凉。我家亲戚多，我从小喜欢串门。淮海坊和步高里的乘风凉，爱讲旧社会大亨故事，后来不时兴讲了，就聊“杨乃武小白菜”或“梁山伯祝英台”，再后来聊“绿色的尸体”或《参考消息》里的趣闻，比较文；虹镇老街和蓬莱路的亲戚就喜欢摇着蒲扇讲鬼故事了，什么鬼都有，讲到紧张处，扇子都没人摇了，收摊后大家不敢回家，挤作一堆，这时往往有人大叫一声：鬼来喽！便头皮绷紧，尖叫着一哄而散，一次奔逃中，我的蒲扇掉井里了…… 坐我左手的是一对南模夫妇，男的是直升机专家，女的叫柳信美，拿过蒲扇却哭了，弄得众人很没劲。“我从小爱生痱子”，她回忆说，每到夏天，浑身都是，还有脓头，又痒又热得睡不着，我爸爸每个晚上都非常耐心地摇着蒲扇为我驱热，直到我睡着，他有时累极，也趴在床边睡着。1982年的夏天，肺癌晚期的他已经弥留，家里没有电扇，我也不停地为他摇蒲扇，直到他咽气…… 盛大的生日酒会，记不清多少南模老人向我要去蒲扇，边嗫嚅着“我们小时候”，边上下翻转着欣赏，那些举止怎么看都像近亲繁殖，一模一样，草草的一把蒲扇，“拼多多”上才2.5元一把，忽然成了旧金山社交公约数，哪怕素昧平生的人摇扇互颔之际，突然都像熟人，纷纷交换名片，互刷微信，已记不清和多少人合影，但每次合影蒲扇必居中心。 临回国，大伯要我把蒲扇留下。他将献给旧金山“南模校友会”永志纪念。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