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彭瑞高 因为痛，我和一群失声者住进同一病房。 都是经历过痛或正经历着痛的人。其中，最大的痛就是失声。我们的痛都聚在一处弹丸之地——咽喉。这是个要命的部位。因为喉的柔软、精巧和致命性，这里的痛变得无比敏感。每次吞咽、呼吸、咳嗽，都会让你提起神经、竖起寒毛、紧缩肩头，去体历一次灵魂的颤栗。经历过这样的痛，才知皮囊之痛和切肤之痛，是那么粗粝、浮薄和外在，才知潜伏在人体最深处的，不是气血，不是魂魄，而是——痛！编者按>>> “失声者”的痛苦，可以是一个象征，人不乏为着什么的“痛苦”，生命的欢乐因痛而有更深刻的体验。病友之间真挚的关怀，家人的细心与爱，上海医疗水平的先进……城市的奇迹与平民的情怀，生命的坎坷与精神的顽强，在2021年即将结束之际，彭瑞高笔下的抒情故事令我们更加热爱未来。 1 这是我第二次失声，并被剧痛压倒。 三年前一个冬夜，我喉头肿胀，以为是扁桃体发炎，只服了一点药。没想到，次日肿胀变得更厉害。我赶去社区医院看病，服了三天抗生素，却没挡住那股痛势；又赶去三甲医院，验血、打针、挂水……三天后，疼痛反而更剧烈了！ 失声和失去吞咽功能，使我成为困兽。剧痛缚杀了我的活力，只觉得有块厚帘从上颚挂下来，遮住食道和气管，也遮住了生命的光亮。我极度疲倦，却无法入睡，一睡着，咽喉处那块厚帘就落下来，把我推向缺氧的黑暗，让我在窒息中闻到死的气味…… 终于有一天，上颚那块厚帘肿胀成一只黑色灯笼。我呼吸都困难起来，不得不再去急诊。一位鬓发染霜的医生让我张开嘴，只望了一眼，便说：“急性会厌炎。这病要死人的。你不能回去了。” 那是个昏昏沉沉的晚上，我求生的欲念却格外清晰。 一番检查后，医生说：“马上开刀。可惜麻醉师走了。” 我不能说话，却还是挣扎着咬出几个字：“不—要—麻—醉。” 医生说：“那会很痛。” 我狠狠点头，表示能扛住。 医生的两位助手走进来。其中一位开始录像。我想起来了，这是一家大学附属医院，有教学任务，显然，我成了典型病例。医生手法熟练，一刀下去，我喉头那只黑色灯笼顿时破裂，毒火四溅，偌大的手术室，弥散出一股厌氧菌特有的恶臭…… 想不到三年后，我又一次挂起黑色灯笼。好在我已有经验。长痛不如短痛，我迎着刀锋之痛走去。 这是急诊后又一次无麻醉的手术。一位年轻医生打开额头灯，强烈的聚光让我眼前一阵发黑。可就在这瞬间，我看到了剧痛与欢乐的界线。我头发顿时炸起，心里叫道：来吧，一切疼痛都来吧！ 医生把长长的钳子探进我嘴里。钳尖带着余冷，游走在神经边缘。突然，他手腕某个关节一响，钳头便向我上颚顶去。一股野蛮的痛，带着撞击般的力量，覆盖了我的意识。与此同时，医生张开钳口，向上撕开肿胀处，引流脓血喷溅而下。这动作他重复了几次。每一次，我都能听到上颚软组织被撕裂的声音…… 感谢生命，让我有机会再次品尝剧痛的滋味。无论是锐痛还是钝痛，是撞击之痛还是撕裂之痛，都是那么干脆、那么鲁莽、那么热烈！它横扫心中一切，让你只剩下一个念头：痛着，就是活着！ 这轮剧痛的衍生物，就是大汗淋漓。还没走出手术室，我的内衣和病号服就已湿透。这也是剧痛与欢乐的交接点。深夜，我试着鼓了一下喉头，一丝微弱的声响，从远处缓缓飘来，像一团暧昧的云。我不由得狂喜：失去的声音回来了！ 2 手术后，我与一群不能说话的病友继续同行。我原以为他们只是无奈的失声者，却没想到，他们更是执着的追声者。 6号病床居然睡着一对夫妻——曹大哥与曹大嫂。看得出，他们是低收入劳动者，不舍得吃，不舍得用；医院有出租的躺椅，他们也不舍得租。每个长夜，他俩都紧贴成一个“互”字，蜷缩在一张病床上，伴着病痛的呻吟。 这一夜，曹大哥又痛得难以入睡。他干脆起身，坐在椅子上熬夜。妻子半夜醒来，问：“你怎么了？” 失声的曹大哥用笔在电子板上写道：“肩痛了一夜。” 曹大嫂起来为他揉肩，一边埋怨道：“这都是你自己作的！不能讲话就不能讲话，写写电子板也可以了，你偏要装那个‘发音钮’，害死个人！” 丈夫说：“如果装上后能说话，不是更好吗？” 妻子说：“可谁知道是这结局啊！‘发音钮’没装成，又弄出一身病来……”女人说着，泪流满面。 曹大哥沉默着，肩头一起一伏。一年前，他因患癌切除喉头，失去了说话功能。听说可以安装“发音钮”，他兴冲冲赶来医院。没想到，因放疗后部分组织硬化，曹大哥的“发音钮”没有装成，还意外发生了炎症。万般无奈，医技人员只能遗憾地取下“发音钮”。 这些天，正是曹大哥最伤心的日子。那些与他同时报名的追声者，一个个成功装上“发音钮”，恢复了讲话功能，唯有他，被这列欢乐快车抛下，离开轰鸣声越来越远…… 有人见曹大哥愁眉不展，鼓动他去闹事。曹大哥转过身，只报以一声冷笑。他对我说：医技人员都是好人，“发音钮”装不上，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有病治病，闹事算啥名堂呢？他电子板上再三出现的一句话是：做人要讲良心。 曹大哥是退休的老车工，说起这次失败，他的“话”更多了。他说：世上很多事难以预料，谁能想到放疗后我的器官会变硬呢？不过有这次失败也好，许多人可以不再走我的老路。 话是这样说，可曹大哥毕竟是受了伤的。我们每天相处，看得出他刀口痛，肩背痛，心里更痛。也许是为了忘记痛，他拿着电子板，一次次来找我“交谈”。在写给我的话里，常有一些字句使我眼前一亮—— “科技进步总要有人作出牺牲。这次，我也算是个冲锋陷阵的人了。”“相信我将来追声会成功，因为我的失败会使科学家变得越来越聪明。” 这是一个追声者的执念，也是一个上海人的良知。 3 病房里聚着一大群追声者。没事时，曹大哥就用他的电子板，逐一给我介绍。 他说他最佩服的是向老师。向老师跟他一样，也是一位重病人，患癌已十多年；最出人意外的是，向老师还是一名志愿者。多年来，他主持着一个“食管发音班”，成了“追声者的引路人”，不知有多少失声者跟他学习发音技巧，重新夺回了说话权利。 我本来计划这天去采访向老师。不料就在前一天晚上，医院发现疫情，大门被连夜封闭。有人一大早在门口见到向老师，说他今天有课，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还要对几位进度稍慢的学员进行个别指导。但就在这特殊的清晨，向老师发现自己进不了大楼。那位目击者说，向老师在门口急得脸都白了，反复对保安人员解释，他的学员都是失声患者，有的还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他们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郊区，为了学习食管发音，天不亮就出了门，要是突然停课，他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曹大哥指指我睡的8号病床，又介绍了另一位追声者。 他姓胡，65岁，是一名来自大西北的农民。去年患喉癌动了切除手术，今年秋天又复发了。为了抓紧治疗，他半月前就赶来上海等候专家门诊。专家发现他病情危重，立即安排他住院，并给他排定了手术日程。 住院当天，胡大哥得知“发音钮”的消息，十分激动。他眼睛亮亮的，对曹大哥说：“现在我有了一个新计划：先把刀开好、把肿瘤清除干净，然后，找机会把‘发音钮’装上。我要回去让乡亲们知道，在上海，丢掉的声音可以重新追回来。” 胡大哥病情很重。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他过得十分艰难：每个晚上，他肿瘤患处分泌的浑浊液体就达半袋之多。病友们都来安慰他，说手术后就好了，若安上“发音钮”，情况会更好…… 验血、心电图、增强CT、核磁共振……所有检查，胡大哥都一一做完。这天护士还专门来通知：今晚12点开始禁食禁水，为手术做好准备。胡大哥听话地睡下，饿着肚子，一口水也不喝…… 谁知次日胡大哥准备去手术室时，大西北打来一个紧急电话：他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不幸在家摔倒，生命危在旦夕！电话那头的亲人们都在哭喊：“奶奶要你马上回来……” 胡大哥坐在床头，举棋不定。做手术吧，老母亲的事他放不下；不做手术吧，自己又病得这么重……他流着泪想了很久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回去。 躺在8号病床上，我想象胡大哥当天那一刻：他挂着积液袋，拖着病躯，一步三回头，走出了医院大门……虽说他也年逾花甲，但在九旬老母跟前，他依然只是个儿子。在中国，还有什么能比“孝”更沉重、更令人心碎呢？为了垂危老母，胡大哥放弃了手术，不知这追声之路，胡大哥还走得下去吗？ 4 这次住院，我最大的收获是遇上了“铁人”刘大哥。 刘大哥人高马大、红脸豹眼，一眼看去就有武士之相。他是一位炼钢工人，二十岁不到就进钢厂，干了大半辈子炉前工。火红的炉台，铸就他一身坚强筋骨；滚烫的生活，把他化育成一个通透之人。他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190多斤，天生一副好嗓子，无论炉台上应答，还是舞台上高歌，都是独一份的男声。 可生活总是充满不如意，正当盛年时节，刘大哥却患上了喉癌。当医生手术前跟他明说，切除喉癌后你将不能再唱歌时，刘大哥竟笑着表态：“用声音换生命，我愿意。” 几天后，他的喉头连同他的美声，一起被切除。人们惊异的是，尽管成了失声者，可刘大哥依然笑意荡漾。他报名参加向老师组织的“食管发音班”，很快被选为班长。他领着失声的同伴们，追逐声音，追逐快乐，追逐没有痛苦的生活。他们常开着汽车，驰骋在高速公路上，或出现在某个“农家乐”山庄里。今年秋天，他们刚在浙江长兴迎接中秋、夜赏山间明月；又到洪泽湖畔大放烟花、欢度国庆……他们实行“AA制”，喝土酒、尝山茶、品农家菜，用刚刚学到的食管发声法，断断续续、嘶嘶哑哑，诉说自己这辈子还没有实现的梦…… 刘大哥颈上戴着一块漂亮的玉。这块玉正是刘大嫂亲手给他戴上的，那大小，正好遮住他喉结处那只指头大小的气洞。这气洞是失声者的呼吸通道，也是安装“发音钮”的入口。医技人员告诉刘大哥，安装“发音钮”是一项手术，既然是手术，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刘大哥听了这些，又用他招牌般的笑容回应医生，写下一行字：“用生命换声音，我愿意。” 我出院那天，正好在手术室电梯口遇到刘大嫂。她告诉我，刘大哥的“发音钮”安装手术已经成功，她等在这里，是急着想听听，刘大哥喉头将发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我理解刘大嫂的心情。我想告诉她：你放心，迈过了剧痛之门，刘大哥今天发出的，一定是欢乐的声音……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