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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被给予诫勉处理。 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被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晓红，被给予免职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多月来，全国多地已有一百多名公职人员与党员干部因防疫失职被追责问责。 在范围上，涵盖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各方面人员被问责。在级别上，被问责者最高为厅局级干部。在时间上，问责发生在疫情出现的半个月到两个月内，最短则在一周内。 高效问责的同时，自今年5月广州出现德尔塔疫情后，中国累计本土确诊人数为1800人，0人死亡。 同样是遭遇德尔塔毒株，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疗体系却亮起红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次突破20万，截至发稿至少已有5.6万人死亡。然而，因此被问责的官员数却始终为零。 在美国，违反自己颁布的防疫规定的州长有拜登作保，瞒报死亡数字的州长也未因此下台。 虚假的“抗疫英雄”无事发生，真正的抗疫英雄却被处分。 疫情恶化后，想让舰员尽快隔离的舰长被撤职；想阻止篡改疫情数据的州卫生官员被免职；美国的疫情“吹哨人”更是被解除局长职务后直接“下放”，最终被逼辞职。 一个尖锐的问题不禁出现——在超过66万人死亡的疫情面前，美国的问责制度为何在此时“哑火”？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批评，“西方一向标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完善的问责机制，政党表现不好，就会下台，但在现实中问责却消失了。” 高呼“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漠视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官员们忙着互相推诿，但无一人站出来承担责任，那句总挂在嘴边的“人权”仿佛已然抛诸脑后。 同样是面对疫情这场大考，中国充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快速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中国抗击德尔塔： 死亡零人，问责一百多人 9月10日，福建省莆田市发现本土病例，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11日，莆田市卫健委主任姚冰珊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此次疫情部分相关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初步判定为德尔塔毒株。 算上此前5月的广州疫情和7月的南京-扬州疫情，这已经是德尔塔毒株在中国引发的第三轮疫情了。 在上一轮的南京疫情中，中国不仅在一个月左右快速控制住德尔塔毒株的扩散，而且没有任何死亡病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都感慨道：中国可能是第一个控制住德尔塔的国家。 事实上，自德尔塔毒株开始在世界范围传播后，或许只有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率先跑赢了德尔塔。 如此优秀的防疫成绩自然来之不易。一方面，大规模快速推进的疫苗接种和更严、更快、更全面的防控措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编织了全世界最大、最密、最牢的疫情防控网。 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和处置过程中个别地方和部门的薄弱环节也得到了严肃对待，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统统被问责处理，不断强化基层干部们的防疫警觉性。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多月来，全国多地已有一百多名公职人员与党员干部因防疫失职被追责问责，其中张家界有18人，南京有15人、广州有20人、扬州有12人、商丘有8人、郑州有9人、荆州有19人。 从人员上来看，上述一百多人涵盖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各方面人员，被问责人员最高为厅局级，如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晓红被免职，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被给予诫勉处理。 从时间上来看，相关问责往往发生在疫情出现的半个月至两个月内，最快的则如山东烟台——7月31日出现1例本土病例，8月4日发布对烟台莱山区区长的问责通报。 7月30日，南京街头悬挂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标语 图源：视觉中国 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认为，中国的问责制在抗疫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警钟长鸣，从而让基层干部紧绷神经。 “问责疫情防控不力的官员是在提醒同行，在疫情期间，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也表示，“对疫情防控履职不力的零容忍，真正体现了优先考虑人民利益和生命、尊重科学的原则，是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体现。” 当然，严格的问责固然要有，但问责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还是为了通过必要的压力，继续保持全国防疫“一盘棋”。 李玲也指出，为了防疫，全国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十分辛苦，“从去年1月到现在，这根弦一直都没有松开”，但只要国外疫情没有结束，中国就要和新冠病毒打“持久战”，今后就依然要问责。 美国遭遇德尔塔： 死亡超五万人，问责零人 中国的防疫工作稳步开展的同时，被本国媒体捧为所谓“抗疫能力排名第一”的美国正在遭受德尔塔毒株的“暴击”。 美国自今年年初开始大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从25.4万的峰值逐渐下降，至6月30日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1.3万，与半年前相比已有巨幅下降。 然而，7月初在德尔塔毒株开始在美国肆虐之后，此前的防疫成果前功尽弃。7月底，CDC表示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83%都是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自8月4日起，全美7天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10万，而且持续至今。 确诊人数处于高位的同时，美国疫情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长。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8月1日，美国新冠疫情累计死亡病例613110例，而到了9月17日，这个数字已然达到了669869例。 也就是说，在德尔塔成为主要感染毒株的这一个半月时间里，美国至少已有超过5.6万人死于新冠疫情。 美国7月1日至9月14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变化 图源：CDC网站截图 现如今，美国多个州，特别是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几个州，医疗资源已供不应求。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今年7月至8月，全美住院患者激增近500%，大量患者涌入使医院不堪重负，病床和医护人员短缺、候诊时间延长等问题凸显。 医院超负荷运行，还导致其他患者也因治疗延误而失去生命。 据全美广播公司（NBC）旗下的得州休斯顿新闻台（KPRC-TV）报道，今年8月，曾在阿富汗服役的46岁美国退伍军人丹尼尔·威尔金森因患胆源性胰腺炎前往休斯顿一家医院就诊。然而，他在被迫等待床位7个多小时后，最终在重症监护室内因器官衰竭死亡。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旗下的堪萨斯州威奇托市新闻台（KWCH-DT）报道，同样是8月，44岁的罗伯特·范佩尔因心脏问题前往堪萨斯州一家医院就诊，但由于该院已经挤满了新冠患者，被迫等了三天床位后，他在重症监护室内死亡。 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休斯敦，急救人员救助一名83岁的新冠患者 图源：视觉中国 疫情持续恶化，民众得不到及时救治，生存与人权遭到严重侵害。那么，美国对抗疫不力的官员，问责情况如何呢？ 结论是，不仅没有一位官员受到问责，更有甚者还在不断拖防疫的后腿。 根据美国政治体制，美国问责制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总统免职联邦政府官员、“自下而上”的民众“选票问责”以及“平行”的国会弹劾或司法审查。 按理说，受疫情影响最大、对官员怨气最大的应该是美国民众，但“选票问责”在疫情防控问题上却仿佛“哑火”了。 美国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已经算是最接近被“选票问责”的官员了，但还是被总统拜登“捞了回来” 。 去年11月，纽森违反自己颁布的“居家令”，未戴口罩参加晚宴。此事被媒体曝光后，纽森形象严重受损，民众要求罢免纽森的呼声越来越高。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今年春天，纽森的反对者收集了近150万民众的签名（相当于2018年州长选举中12%的选票），符合触发罢免投票的条件。根据加州的法律规定，如果超过50%的选民赞成罢免纽森，那么他将提前下台，而投票时间为9月14日。 13日，即罢免投票前一天，拜登亲赴加州长滩参加纽森的竞选活动为其站台，呼吁民众不要罢免纽森。 不过，拜登给出的核心理由并不是纽森的防疫贡献，而是在试图和共和党“比烂”——如果纽森下台，相当于“特朗普克隆人”的共和党人拉里·埃尔德将会成为新的州长。拜登直接放话：“让我来把事情变简单些：要么让加文·纽森继续担任州长，要么让（另一个）唐纳德·特朗普上台，这不是开玩笑。” 据英国《卫报》9月15日消息，纽森已在这次罢免投票中幸存了下来，甚至并不是“险胜”而是“大胜”。 据全美广播公司（NBC）消息，截至当地时间9月16日晚10时20分，在已统计完毕的74%选票中，纽森的支持率为63.7%。 即使不看“选票问责”，美国的其他问责机构在疫情防控问题上似乎也没发挥明显作用。 今年1月，在疫情爆发后疯狂“甩锅”中国的前总统特朗普虽然遭遇了任期内的第二次弹劾，但原因其实是“涉嫌煽动叛乱”，与防疫问题并无关联。去年11月，特朗普甚至放话要在2020年大选后解雇抗疫专家福奇。 再来看看纽约州前州长科莫，今年1月，科莫被指控涉嫌在疫情爆发初期瞒报州内养老院死亡人数。随后，有关他长期“欺凌”同事、下属的爆料接踵而至，导致他“抗疫英雄”人设崩塌。 然而，7月24日，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对科莫的不当行为进行民事调查。 8月10日，科莫宣布将辞去州长一职，原因仍然与疫情无关，而是因为他被爆料对包括前下属在内的数十名女性有过性骚扰行为。 讽刺的是，真正试图揭露疫情真相、推进防疫工作的人却被以各种理由阻碍工作，进而被免职。 去年3月，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出现新冠确诊病例。疫情出现数天后，时任舰长的布雷特·克罗泽尔向上级发出求救信，称舰上的疫情正“快速恶化”，请求海军高层尽快允许全体舰员下船并采取隔离措施，以避免出现水手死亡。然而，信件曝光后，时任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的托马斯·莫德利将克罗泽尔撤职，理由是克罗泽尔的行动体现出“极差的判断力”。 去年5月，佛罗里达州前卫生部门官员丽贝卡·琼斯因反对该部门篡改疫情数据的指令，被以“多次违抗命令”为由免职。 随后，琼斯选择自制“佛州疫情地图”，补充此前被卫生部门删除的数据后向社会公开。然而，去年12月，琼斯被佛州警察持枪“抄家”，所有储存疫情数据电脑设备均被警察拿走。佛州执法局给出的理由是，这是调查该州卫生部“信息系统遭非法使用”中的一部分。 去年12月，琼斯遭佛州警方持枪搜查 视频截图 去年10月，被美媒称为疫情“吹哨人”的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被曝因质疑羟氯喹、反对美国政治凌驾于科学遭到政府报复——先是被解除局长职务，后又被安排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一个“不重要的岗位”上。最终，忍无可忍的他选择辞去公职“解甲归田”。 虚假的“抗疫英雄”无事发生，真正的抗疫英雄却被处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禁出现——在超过66万人死亡的疫情面前，美国的“民主”体制怎么了？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国家安全中心主任凯伦·格林伯格在美国杂志《国家》（The Nation）发表题为《政府问责制在美国早已不复存在》一文，指出从反恐战争开始到2008年的经济衰退，再到新冠疫情爆发，美国政府的问责制一直处于缺失状态。特朗普及其团队是推卸责任的典范之一，甚至使“问责缺失”在美国有了“新的意义”——他们拒绝为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承担最轻微的责任，而是不断地将责任推卸给前政府。 去年12月5日，特朗普在佐治亚州举行竞选集会 图源：视觉中国 美国问责制度的缺失同样也体现在政府的其他问题上。比如，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在长达20年的“战争泥潭”里，美国付出了2448人阵亡、花费2万亿美元的代价。但直至从阿富汗撤军完毕，美国政府官员依旧在相互“甩锅”，至今无人被问责下台。 正如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所说：“西方一向标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完善的问责机制，政党表现不好，就会下台，但在现实中问责却消失了。比如新冠疫情，欧美死亡两百万人，感染接近一亿人，但没有任何官员为此负责。阿富汗战争持续二十年，代价惨重，请问又有谁为之负责？”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