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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1981年部队让我转业时，近一年时间，档案到了所有单位都被退回，没有一个单位愿要或敢要我这个最后一茬反革命子女。退档成了我的命运。最后，我不得不给胡耀邦写信，请求把我当作可教育好的子女给予出路，经胡耀邦批示，我才选择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我从部队转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个简称“现编室”，又称五四文学编辑室的部门，主要编辑出版1919年到1949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作家的作品，我在这个编辑室里认识了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头天去上班，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场景。这个编辑室几乎汇集了中国最优秀最德高望重的老出版家和老编辑。从编辑室主任到许多编辑，几乎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尤其还有亲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就被安排和舒济在同一间办公室，她的爸爸老舍先生就是在文革初期被逼投湖自尽的。一开始我的档案到了人文社以后，也是没有一个编辑室愿意接收，在全社周游一圈都给退回，最后档案到了现代文学编辑室。当时“现编室”的主任是诗人牛汀（又名牛汉），一个抗日战争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革命，建国初受胡风一案牵连，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关押两年降级使用，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是被平反最晚的一名受害者。这样一个被极左路线迫害了几十年，毁掉了大好青春才华的人，刚刚复出参加工作，居然就敢收留我这个父亲被公审，母亲被开除党籍的子女，该不是故意把我分到这样一个苦大仇深的部门，让这些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们来惩罚我这个双料反革命子女吧？我一想，完了！在这样一个部门，我能有好日子过吗？可得夹着尾巴做人。 1981年11月的一天，一只过街老鼠，踽踽独行，横穿过北京城，走进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门，第一天上班踏进办公室，就有一种自投落网，落入革命群众汪洋大海包围的感觉……头两三天我就假装学雷锋，穿上最旧最俭朴的衣服，早早来到办公室，给大家打开水，抹桌子，扫地，尽力表现积极。可我实在本性难移，过了不到一周就装不下去露出马脚！ 而让我放下戒备，原形暴露的正是舒济和周围这些与众不同的文人和这个与众不同的环境。我提着四个灌满了开水的暖瓶，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楼西侧的三层，首先见到的是赫赫有名的鲁迅研究学家林辰先生，年近70岁的林先生看见我送水来，笑眯眯的从办公桌后欠身向我问，早上好！他虽然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但是我恍惚觉得他身着一件五四时期北大教授的长衫。想想看，什么人，在一个年轻人（我当时34岁）又是反革命后代的面前，还要欠身站起来向你问好，这种对人平等尊重的教养还非林先生一人。 右手办公室里的老编辑殷维汉也是老上海滩过来人，早已微微迈着八字步走到门口来接我手里的水壶，一句辛苦了，竟有点戏曲老生腔调！ 老殷有张典型的五四脸，清癯耿介，配上鲁迅式直立的发型，从容不迫、练达自信，像旧上海从学徒苦读出来的老校对，又被我看似着一身无形的长衫。和他同办公室的是创造社发起人郑伯奇的儿子郑延顺，头上那顶法兰绒鸭舌帽，和鼻梁上那副黄色瓶底厚的近视眼镜儿，倒像刚给五四工人夜校上完课的教书先生。 自此往下我分明感到穿越回五四时期了。东侧办公室里一位女士张木兰看见我拿水瓶过来急忙迎出来，从我手里接过暖瓶一脸喜气地说，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桌前的赵琼回眸一笑，温和地说，你来得早。这两位50多岁的上海女人，一个风风火火，一个优雅稳重，穿上旗袍肯定都是风韵犹存。赵琼的姐姐曾在老电影《马路天使》中扮演那个每天晚上在昏黄的弄堂灯光下拉客的，有情有义的街头妓女：马路天使。再东边一个办公室里头的三位编辑，一位是王永昌先生，之前是许广平先生的秘书。他旁边的桌子是关克伦，东北人，粗犷硬朗的脸庞，像工人阶级有力量。王永昌则是一个慈眉善眼的小老头儿，三角脸儿，待人接物圆融谦和。这个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张伯海先生，身材修长，面容清朗，带着精致的秀琅眼镜，整洁妥贴的格子衬衫和笔直的长裤，在这个充满民国气息的办公室里，显得像五四时期留洋归来的年轻学者，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 后来张伯海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局局长。他比我年长15岁，常被别人当成我的同龄同学，太显年轻了！走廊南侧最后一间办公室里加上我是三位女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孙可中，其父孙石灵是30年代的上海诗人。孙的双眼皮下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红扑扑、肌肉结实的圆脸，烫着短发。好像刚从街头飞行集会回来。  舒济（右）与刘小沁 另一位站起身来接我手中的暧瓶，个子高挑，腰板挺直，我不由脱口说你是满族人吧？孙可一旁介绍说，当然，她是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这么一说，舒济还真是长得很像他父亲，再仔细看也像他母亲，集中了父母两人的优点，一张舒展大方的鹅蛋脸，透着纯净温和的知性美！我一眼能看出她是满族人，还是跟周总理学的。文革中，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刚好碰到周总理也来理发，他站在一旁打量着正给我收尾的女理发员小薄说，小薄，你是满族人吧，小薄吃惊地说，总理你怎么知道的？总理笑着对我们俩说，满族妇女有一个特点，腰背特别挺直，无论行走还是坐姿都端肩不含胸，一看这腰肩挺拔的习惯，就基本能猜出是不是一个满族妇女。果真小薄高挑个儿，身材匀称，尤其腰板儿挺直，更显得条顺脖子长人好看，典型的满族妇女。当时我好佩服总理啊！他不仅观察细致入微，还有这么多知识！那以后，我用总理看人的这一招儿，猜对了好多个满族妇女，所以我见到舒济第一面后就猜对了她是满族人。舒济挺胸立肩，腰板儿自然挺直，用“非常出挑”来形容很准确！我们仨儿办公室的对面，是从上海某工厂借调来参与出版鲁迅全集的年轻工人王锡荣，一口上海普通话。只需穿上背带裤就像是从五四时期夜校补习文化后，回到印刷厂与进步报人同案工作的革命青工。 我们只相处了不到半年，他回上海前带我到柏林寺图书馆借阅，教给我如何查图书卡片，做卡片记录和翻拍资料。凭着他刻苦的学术钻研和丰厚的著作，这位青年工人后来成长为上海鲁迅博物馆馆长。著述颇丰。王锡荣隔壁办公室，传来了叽叽喳喳的鸟儿语，这里头的两位中年编辑，乍听像在说外语。一个湖南人陈早春，一个广东佬李文兵，两人离开家乡都已数十年，家乡话却死不改口，一个说着囫囵吞枣模糊不清的湖南话，一个说着叽里咕噜结结巴巴的粤语，听他们说话比听英语还难懂，简直需要找翻译！ 陈早春一米八多的个子看起来只有100斤！清癯的脸上挂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儿。学问深，人风趣，后来我上小学的儿子和早春成了朋友，互相写打油诗打趣，儿子给早春写了一首诗，称早春为“孑孓先生”。陈早春细高个儿、细胳膊、细腿、细麻杆儿的身材，看上去真是蚊子一样啊。早春是湖南骡子脾气，虽瘦弱像孑孓，但是和别人辩论起来有股坚持真理不服输的劲头。李文兵，典型的小广东。脸色白净，身量不高，不苟言笑，习惯踡缩在办公桌后，眼镜片后眼光嗳昧，好像暗自琢磨着什么。陈李两人一高一矮，一明一暗，我当面开玩笑说。光明磊落陈早春，“心怀鬼胎”李文兵。后来李气急败坏叫我“坏女人”，我反唇相称他“坏领导”。互相并不生气。在这个五四氛围的办公室里，陈早春气质虽然书生般儒雅，却已无长袍味道，中山装很标配。若硬要说李文兵是民国人物，那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党棍，我戏说他像国民党的督导长。后来学养深厚的陈早春成为人文社任期最长的社长兼总编。李文兵也升任人文社副总编。 在办公室楼道里碰到一个瘦弱矮小的怪老头儿。我初去上班正是11月中，尚未送暖气的屋子里异常寒冷，只见怪老头棉衣棉裤外，竟在腰上扎着一床小棉褥子，就像农村小孩的屁帘！想不到这就是现编室的老主任，著名的编辑家王仰晨先生！现编室的领导特别有人情味儿，把南面向阳的屋子都让给编辑。年龄最大，腰腿有病，身体最差的王仰晨先生自己在没有阳光的北屋里。于是每到冬天，王仰晨总是拿一个小孩儿的棉褥子围在腰上御寒。王仰晨先生带着一个屁帘儿，形象古怪地游走在办公走廊里，不时到其他办公室里和别人谈稿，口中说着经典名著和文学大师，屁股上围着棉褥子，成为办公室里奇特的一景。所以后来别人说我穿奇装异服时，我就说，最奇装异服应该是王仰（我们都管他叫王仰，孙可中我们都叫她孙可）吧。 见到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牛汀时，不由心脏咚的一跳，好一个高大威猛、与众不同的汉子！身高超过1米9，坚毅的脸庞上五官雕塑般立体，男人魅力扑人眉宇，英气逼人，以至于模糊了年龄。说话时眼神纯净而真诚。正是诗人才有的那种孩子般至死不渝的气质! 这帮曾被历次运动极左路线整得死去活来的文人，一点教训也不讲，压根儿就没学会阶级路线，竟然都对我的背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没几天就和我打成一片。舒济中午带我去单位食堂吃饭，和我同桌共餐，完全不在乎饭厅里其他人的指指点点。而我在转业之前在部队时，整整三年多，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这个反革命子女同桌吃饭。那时正是囤积大白菜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北京芥末墩就是舒济做的，还让我带回家一搪瓷盆。张木兰最拿手八宝饭，看我爱吃就专为我做了让我带回家吃。赵琼更是烹饪高手，她做的酱凤爪和自制辣酱更成为我家餐桌上常供不断的美食，每当她掏出铝制长方形饭盒和一个大玻璃瓶子时，大家都知道饭盒里的鸡爪，一大瓶辣酱是给我带回家吃的，都不跟我抢。 我暗自想，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家老母当时被传说是害死敬爱的周总理的凶手吗？怎么没有一个人疏远我，和我划清界限呢？上班不到一周，作品组组长张伯海就开始教我做编辑工作。从如何到各个图书馆查找、比较不同版本，到写简明扼要的出版说明，做选题报告、审稿意见……一点点启蒙把我领进编辑工作的大门。陈早春更是大胆启用我做一些高难度书稿的责任编辑，像建国后第一次出版胡适的书《尝试集》（旧书重印），林徽因生平第一部诗集，建国后出的张爱玲第一部小说《传奇》（旧书重印），第一次面世的殷夫诗集《孩儿塔》等等都出自我手。现编室领导，在我上班不到一周就开始让我做正式编辑工作，这让我师大女附中的同桌好友，毕业于师大中文系的高才生，烈士子女彭沁阳又吃惊又羡慕！那时她在人文社工作已经6、7年了，在我这个理工科外行开始正式当编辑时，她在前楼小说编辑部却仍被当作助理编辑。现编室的前身是鲁迅文学编辑室，为出新版鲁迅全集，从全国抽调来的全是鲁迅研究的专家精英，这批老出版人老编辑老专家带来了五四时期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编辑室里所具有的那种共通的人文情怀，使他们对人平等，富有人性。 文革残害了多少文化精英！在我无忧无虑地生活时，舒济的父亲老舍却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殴打，逼死！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愧！我真诚的替我父亲向她和一切被残害的家庭致歉！令我感动的是，舒济，牛汀这些曾被极左迫害和歧视的知识分子，这些现编室的同事，非但不鄙视不报复我这个极左路线执行者的女儿，反而在工作中生活中待我如此平等友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就身体力行提倡和启蒙的人文主义精神！他们对待我没有偏见，他们历经多次运动的磨难，阅人无数，洞察世事，却始终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真正传承了五四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 这个几乎人人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人人平等善待我的现代文学编辑室，不到半个月时间就以它宽容博大的人文精神解除了我的戒备之心。让我不由自主地也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成为一个尽情发挥潜能的自由人！所以我至今更习惯称我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人文社”。它独具的人文主义精神使我保持了自身的一切优点并发扬光大，终于今天一不留神被人当成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人民”很易被利用，“文学”有时很苍白！“人文主义精神”才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保证。而我在舒济身上，在编辑室里，在人文社，看到了这种被阶级斗争湮灭多年的人性的光辉！下班路上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发觉舒济也是骑车穿过拐棒胡同和灯草胡同，然后由灯市东口往灯市西口去，没想到她家住的丹柿小院就在我熟悉的富强胡同西侧的丰富胡同。好亲切！ 我曾多次到富强胡同胡耀邦住宅门前送信，那是1980年我转业时没有单位接收，情急之下我去找陈赓的儿子小建，大声对他说：当年北伐战争，你爸爸救了蒋介石一条命！把吓得屁滚尿流的老蒋背到安全处。你今天敢不敢帮我给党中央胡耀邦送封信？小建拔刀相助，把我请求分配工作的信送给了胡耀邦，没过几天胡耀邦就帮助我解决了工作问题。 几个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得知后，来找我帮忙递信给胡，我不好意思再麻烦小建，就自己到富强胡同胡宅送信，从没吃过一次闭门羹，且每封求助信很快都有了回音，有次竟是李昭阿姨亲自给写信者打电话，通知家人去狱中看望多年不见的亲人。所以每路过富强胡同这扇大门，我都满怀感恩之心！丹柿小院比邻而居，从此我成了小院的常客，舒济一家人带给我无数的温暖和帮助。那时我家没找到合适的全天保姆，有时我不得不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女上班，舒济就派她家的保姆每天坐十几站公交车到我家做两小时钟点工。 一天突然两名警察上门到我家带走了小保姆，她丈夫赌博输了钱就去偷当时很昂贵的录音机，怀疑小保姆帮夫窝藏赃物。张木兰见状补缺。把她家的保姆支援我，她们两家住东城我家住西城，每天小保姆穿梭往来。我倍受感动！从此我也学舒济和张木兰助人为乐，派出我家后来的全天保姆去肖乾先生家，卞之琳先生家……帮忙做家务。一次舒济说：“你不是想尝尝豆汁儿吗？今天有日本客人来家里作客，我们准备了好些北京小吃，你跟我回家尝尝！” 琳瑯满目的北京小吃摆在丹柿小院那棵柿子树下，屋檐下，院子里一盆盆花草养育的枝繁叶茂，姹紫嫣红。日本客人们兴致勃勃的站在院子里，一面品尝小吃，一面赏花聊天。舒济给我端来一小碗颜色灰青的泔水似的汤汁，胡絜青看我犹犹豫豫一旁笑说，揑着鼻子试一口！好喝着呐！当着外宾没好意思揑鼻子，望着味道可疑的豆汁儿，我憋住气咽下一口，一股淡酸馊儿味。此时脚下的一幕奇景掩饰了我难以下咽的尴尬。铺砖的道旁是一片用来栽花种菜的畦土地，只见她家大猫带着几只小猫在地里看热闹。不料大猫太不见外，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拉屎！居然还不遮埋就跑一旁玩去了，只见一只小猫嫌老妈太丢人现眼，赶紧冲上去用小爪子连挖带刨，忙不叠用土掩埋住老妈的臭屎。我笑的把豆汁儿喷了一地。舒济就把这只绝顶聪明懂事的小猫送给了我，我给它起名“抹布”，因为它毛色灰中带黑，特勤劳，看我弟弟正抹桌子，它卧在桌上似乎想帮忙，结果被我弟弟误当成脏兮兮的抹布一把抓过来抹了桌子。 ……发生的故事还很多很长，回首往事，投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且进入了五四文学编辑室，是我人生最正确最美好的选择！在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地方，我感到往日如红字和黥刑一样如影随形的双反子女刘小沁（谢小沁）的名字，渐渐退去了墨痕，呈现出自己的模样。 (作者简历 刘小沁，1947年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大学毕业于哈军工。在部队工作16年。1981年转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现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副编审。)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