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0年的春天，我十七岁，下乡去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正式的名称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我成了一名兵团战士。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古称彭蠡、彭泽。江西的五大河流赣江、抚河、鄱江、信江、修水，都注入鄱阳湖，经过湖口，汇入长江。鄱阳湖和洞庭湖一样，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演变形成的调节长江洪水的天然水库。夏天长江上游中游发洪水，长江水位高，洪水就流入鄱阳湖，夏天的鄱阳湖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波浪翻滚，无边无涯。冬天长江水流小，水位低，鄱阳湖湖水就流入长江，冬天的鄱阳湖，一片荒滩沼泽，水草丛生，是农民放牛、渔民捕鱼的天堂。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湖底的沼泽荒滩，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围起来就是良田啊。1960年代，方圆七十公里的鄱阳湖浅滩——鲤鱼洲就这样围垦出来了，这就是我要去的沼泽荒滩。 鲤鱼洲又是一片水面古战场。元代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水军，在鄱阳湖大战，地点就在鲤鱼洲这一片水泊。传闻，朱元璋的水军获胜后，在鲤鱼洲的制高点造了一座庙，称为天子庙，意为朱元璋有天命护佑，有天子命。农民渔民常来烧香，祈求天子保佑五谷丰登，保佑不发洪水。岁月流逝了几百年，天子庙早已坍塌，了无痕迹，而天子庙的名称还在。这处名为天子庙的高地就是鲤鱼洲的中心，是九团的团部，有学校，有商场，有整齐的马路。 而我分配去的新建31连，位于湘子口，是鲤鱼洲最偏远的东南面，是一片刚刚围垦出来的土地，地势低洼，沼泽连绵，水草遍地，水草深处，藏着很多传播血吸虫病的小小钉螺。 五营31连，这个新成立的连队，上海知青来之前，匆匆忙忙在这片沼泽地高处盖起一排草房，草房中间齐人高的地方用草帘子一隔为二，分为男女生宿舍。男生睡地铺，高处仍然潮湿绵软，知青穿着皮鞋的脚，一脚踩进去，脚拔出来，皮鞋还陷在泥里。潮湿的地面上，铺一层稻草，这就是床。女生略有优待，用毛竹打桩，铺上一长排杉木板，总算是睡上了通铺。上海知青刚到鲤鱼洲的那一个月，正逢雨季，淅淅沥沥的春雨，昼夜不息。新盖的草房漏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男知青只好和衣穿着雨衣睡在潮湿的稻草上。半夜里，女生宿舍里传来一片轻轻的啜泣声。小女生都在想家吗？ 一个下雨的晚上，男生宿舍走进一个中年军人，穿着军用橡胶雨衣，在潮湿的地铺上，和衣而眠。等第二天早上中年军人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年军人是崔团长，鲤鱼洲最大的行政长官。崔团长和我们同睡一晚之后，回到团部就下达命令，撤销31连，上海知青分到五营各连。 我所在的班被分到五营22连。 02 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阳光灿烂，22连开来了一部带车斗的拖拉机，知青的箱子等重物放上拖拉机车斗，随身物品自己挑在肩上，朝22连走去。女知青有优待，22连派出几名男知青来为女知青挑行李。杨君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就是22连派来挑行李的男知青。他挑着两件捆扎好的被褥。女知青的被面是鲜红色的，用透明的塑料布包裹好。月贞，我海防中学一个班级的女同学，现在已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五营22连的年轻女战士，她穿一件鲜红的衬衣，紧跟着自己的被子走，就是紧跟着杨君的扁担走，她是怕被子弄脏。在春天一片翠绿色的田野里，缓慢移动的红被子和红衬衣，万绿丛中几点红，几乎成了一道风景。十七岁不到的少女月贞，浑身散发出美丽的青春朝气，一步不离地跟着自己的被子走，引得杨君不由地朝这个皮肤白净的漂亮少女多看了几眼。这一看，就印到心里去了，就成了一辈子的缘分。后来，知青们说笑：杨君挑着月贞的被子，顺便将月贞也挑回家了。 月贞刚刚安顿下来，去井台打水，一不小心，一只铅桶掉到井里去了。正好杨君在井台上洗脚，见到后，就去打谷场上扛来一根毛竹，插在井底，顺着毛竹滑到井里，再捞起铅桶爬上来。春天里，天气虽然已不冷，但跳到井里，还是很冷的。月贞感到难为情，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轻轻地用上海话说：“谢谢侬谢谢侬！”大概就在杨君为她跳到井里捞铅桶的一刹那间，她爱上杨君了吧。 刚来鲤鱼洲的杨君，朝气蓬勃努力上进。他打了入团报告，发誓要“滚一身泥水，炼一颗红心”。干什么活，他都要多干一点。春天的农村里，下雨天，一般就不出工了。而杨君穿着雨衣，裤腿卷到膝盖上，赤脚走在冰凉又泥泞的田埂上，手里牵着一头水牛去耕田，这种技术活，知青一般是不做的。杨君拜老职工为师，苦学苦练，学会了耕田耙田耖田。尤其是耖田，要将高处的泥推到低处，让水田平整如镜面，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都是老农老职工在做。杨君是知青中少有的技术农工。春天种甘蔗，甘蔗要浇大粪，这活儿又累又臭。杨君挑起一担粪桶就朝厕所走去，我们刚去鲤鱼洲时，厕所很原始，就在连队菜园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大坑上铺着杉木板，杉木板上搭一个草棚遮羞避雨，人就踩在杉木板上往大坑里拉屎撒尿。粪坑里，一堆堆的金头苍蝇叮在粪便上，一泡屎掉下去，金头苍蝇“嗡”地飞起来撞在屁股上。眼睛看下去，一团团白色的蛆虫在粪水中翻滚，让人恶心。很多男知青学会抽烟，就是因为厕所气味太重，拉屎时抽一支烟，可以对冲臭味。知青只要神色坦然地上茅厕，习惯了茅厕的脏与臭，他就可以在农村长期地生活下去了。杨君用粪勺子在粪坑中搅一下，躲避着粪坑中特有的大个头金头苍蝇的冲击，忍着冲鼻的臭味，装满一桶粪水，晃晃悠悠地稳步走，中途换一次肩，走二里路，来到甘蔗田，再一勺一勺浇在埋在地垄中的种子甘蔗上面。一天干下来，身上全是大粪味道。收工后，杨君先去食堂烧好一锅热水，就在井台上洗去臭味，再去吃晚饭。先洗净再吃饭，这就是上海知青和当地老职工的区别。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收工后，杨君去食堂烧热水时，少女月贞正往灶膛里塞稻草，白净秀美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水烧开后，月珍将开水舀进铅桶，轻轻地对杨君说，你拿去洗吧，这是为你烧的水。说完，月贞的脸都羞红了。杨君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明白了，月贞对他有好感啊。 从此杨君干活更有劲道。早稻收割后，他也尽可能多装多挑，肩上的一担稻子，像一座小山，几乎要擦到地面。他属于知青里的“劳动党”，几乎是拚命一般地干活。很快，他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后，杨君更加卖力劳动，他写下了入党志愿书。 冬天，鲤鱼洲要加高加宽圩堤，防备来年夏天鄱阳湖洪水的冲击。鲤鱼洲的冬天比夏天的抢收抢种还要辛苦。天不亮就起床出发，走一个小时到圩堤脚下，此时天刚蒙蒙亮，鄱阳湖湖面上的北风呼啸着吹来，脸上感觉很痛，手也冻得僵痛。知青挖土的挖土，挑担的挑担，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挑担更劳累些，杨君选择挑担。 1973年夏天，鲤鱼洲遇到特大洪水，老天日日下着倾盆大雨。大风刮来时，波浪“轰隆”一声卷上堤岸，护堤的一堆堆红山石，平时两个人都抬不起的巨石，就像一片片饼干，被轻飘飘卷入湖中，坚固的圩堤瞬间被冲刷出一个很深的大洞，可以开进一艘机帆船。知青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对洪水的力量感到害怕。杨君在圩堤上抗洪，知青们手拉手，在圩堤前的湖水里，随着波浪起伏，用年轻的躯体阻挡浪潮，减轻浪涛对圩堤的冲击。那些天，我在连队里驻守，扛着五六式步枪天天巡逻值班。 1973年的冬天，为了修复被洪水破坏的圩堤，各连队都在圩堤脚下搭了低矮的草棚，人住在里面，省下从连队走到圩堤的时间。那样，可以从早到晚挖土挑担修圩堤，真是忙得披星戴月、手脚不停。杨君就是这年冬天修圩堤时患上了疟疾，当地人称为“打摆子”，就是一会儿发冷，全身像是被冰水浇了一遍，一会儿发热，全身像是被开水浇了一遍。他去卫生员那儿量了体温，摄氏四十度，高热，赶紧去团部医院看医生，一去就住进病房。打针吃药连着三天，杨君退烧了，病没有好透，他居然逃出医院回到工地，挑起土箕，迈着软绵绵的步子，一步一步爬上圩堤。我也有过这样发着高烧仍在挑担的经历，那时，我们真能吃苦啊。 在农闲或休息日，杨君和我就会躲在蚊帐里读书。那时，鲁迅的书可以在新华书店买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读得如痴如醉。 03 鲤鱼洲当时的名气很大，东北面是清华大学试验农场，东南面是北京大学江西分校。这两处地方，和湘子口一样，是新围垦出来的地势最低洼的沼泽地。从1969年到1971年，清华北大各有两千名教职员工在此战天斗地走“五七道路”，好多著名学者、教授都在鲤鱼洲“改造旧思想”。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71年春天，北大分校“革委会”抽查三百五十八名教师，结果一百五十人患上血吸虫病，占已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据此，北大校党委决定，撤销北大鲤鱼洲试验农场。而我们知青听到的版本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反映清华北大好多教授在鲤鱼洲患上血吸虫病，周总理批示，在鲤鱼洲的北大清华所有教职员工回京，清华北大的试验农场、分校全部移交给九团。多年之后，我买了一本北大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这是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年鲤鱼洲生活的回忆散文随笔的结集。陈平原写的序言首页下面，有一小节作者的注：“为撰此文，查阅网上资料，方才注意到，老北大人挂在嘴边的鲤鱼洲，原来也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所在地。1970年前后，数千（笔者注：应为上万）上海及南昌的知青来到这里，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也隐约透露出，‘五七干校’与‘知青下乡’，二者确实是‘难兄难弟’。”这篇序言引用了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开头部分：“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 因为清华试验农场的老教授们体力弱，夏季的抢收抢种来不及，老农说，过了立秋插秧，稻谷是瘪的。为了不误农时，我们连队的知青都去帮忙插晚稻秧。鲤鱼洲的三伏天，中午特别炎热，干活要中暑，午休时间很长。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里，老教授们还为我们知青表演节目，表示慰问。一位中年教师为我们知青作了一个演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那时，我非常渴望能读大学，对这个细节印象极深。 刚去鲤鱼洲时，我在一个周日曾去造访北大江西分校，分校建在五营24连边上的一块低洼地里，教授、学者们都住在一栋栋用毛竹稻草搭建的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外面都糊满了大字报。此时，正逢“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好多大字报在倒写的人名上打上红色的大叉，是在揭露隐藏的阶级敌人吗？上海知青的胆子比较小，我怕逗留时间太长，引起别人注意，浏览一下就离开了。但是，那种“斗争”的气氛，让我心惊胆战。多年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写了一本《牛棚杂忆》，其中第十八章写到鲤鱼洲：“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都是。这个部队的头子说，这叫‘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经济学家厉以宁，当时在北大江西分校的10连锻炼改造。如今的北大江西分校旧址陈列室里，挂着厉以宁重返故地后写下的书法“是非亲历不知难”。据有心人南昌知青吴慕林统计，去鲤鱼洲锻炼改造的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历史学家邓广铭、商鸿逵、侯仁之，哲学家冯定、张岱年，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还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 04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我们知青也多次被告知，不要下河去游泳，但是赤脚下水田插秧、耕田、挖水沟是必须做的农活啊。可能是年轻人血气旺盛，抵抗力强，知青中患上血吸虫病的人也有，但不是很多，没有北大清华教职员工那么普遍。知青中容易生的病，一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泻，二是被蚊虫叮咬引起的冷热病，就是“打摆子”，三是黄疸型急性肝炎，四是风湿性关节炎。 我离开上海到鲤鱼洲，母亲塞给我十元钱。我第一个月拿到十六元工资，心里还是蛮开心的，长到十七岁，终于赚钱了，尽管工资很低。想想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亲工资少，负担重，不能再花父母的钱了，就从邮局寄回家十五元。十元钱还给父母，自己还孝敬了五元。这一来，这个月我的伙食费不够了，饭吃不饱还在拚命干活，后果很严重。我因为过于劳累且营养不良而患上黄疸型急性肝炎。我生病时，眼睛是黄的，皮肤是黄的，尿也是金黄色的。在团部医院里，一位军医为我检查后，拚命用肥皂洗手，再用酒精一遍遍消毒，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写信回家告知父母，母亲读信后大哭一场，又将钱给我寄回来，父亲在信中痛骂我一顿，买了好多带鱼，做了很大一包鱼松，寄来给我补营养。我本人也很后悔，这才明白，生活不能节俭过头，节俭过头要影响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一切等于零，还要麻烦家人来关心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不能逞能，逞能害己害人。 为治疗黄疸型急性肝炎，我左手拎着一个网线袋，右手拎着一个旅行袋，去南昌的兵团医院住院。在半路上，碰到一位北大分校的中年教师也去南昌，他与我同路。我们俩走了二十里路去坐长途汽车。这位老师知道我生了肝炎要去住院，没有嫌弃我，没有与我保持距离，一路安慰我，一路陪我到南昌，真是让我感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问问他的名字。这不是我无礼，而是因为我患病后有气无力，加上心情灰暗，想不到这么多。 一直待我身体彻底康复后，我的心情才好起来。 05 我的精神状态好了，杨君的心情却变得灰暗。1974年的春节之后，我和杨君、月珍一起回到鲤鱼洲，在火车上，他情绪低沉、闷闷不乐，突然无声地流下眼泪。在这列上海开往南昌的夜车上，他和我靠在车厢的连接处，谈他的家世，谈了一夜。 他出身不好。他姐姐在安徽插队，和他一样，拚命干活，表现很好，但是每一次招工、推荐上大学，都没有他姐姐的份。入团还可以，入党就通不过，原罪就在于家庭成分。 杨君是扬州人，家族是世代读书人，祖上最大的官做到三品，在杨君爷爷一辈开始败落下来。而杨君母亲的家族，更有名气，祖上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清朝最有名的训诂学、音韵学家。 王念孙主要著述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道河议》《河源纪略》《古韵辩》等。《广雅疏证》是代表作，对训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王引之是王念孙的长子。王引之从小就从事声韵、文字、训诂学研究，深得父亲王念孙精髓。王念孙曾说，此子可以传我所学。王引之从二十岁起，就研究《尔雅》《说文》《音学》等书，所学日益精进，写成《经义述闻》三十卷，《经传释词》十卷。 父子都是大学者，官位也很高。王念孙是乾隆年间的工部主事，王引之是道光年间的工部尚书。现在，高邮建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纪念馆。 但是在杨君下乡的年代，杨君的家庭出身，不可能被批准入党，更不可能被推荐去上大学，成了妨碍杨君人生向上走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杨君已去世的地主外公，遗留给杨君的麻烦更大。外公在中华民国摇摇欲坠的1948年秋，携全家离开高邮来到上海。外公生了一子四女，夫人已去世。他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儿子精心培养，四个女儿都不让读书，只让她们学女红学烧菜做家务。外公在上海观望国共争斗的大势。他估计国民党快要垮台了，就让儿子携带三十多只捆扎好的箱子，里面装着祖上传下来的文物细软，坐船去了台湾。他本人，仍在上海观望。一直观望到1949年1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这才买了1月27日的太平轮船票逃去台湾。这艘太平轮上，国民党高官、富商、绅士、名流众多，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神探李昌钰的父亲、富商龚如心的父亲，都在这班船上。因为船票紧俏，富人都用金条买船票。船上挤进千名乘客，装上六千吨钢条，装上中央银行一千多箱重要文件，还有一批银元，严重超载。结果悲剧发生，太平轮夜间航行至舟山群岛白节山附近，与一艘满载二千七百吨煤炭、木材的建元轮相撞，两艘船先后沉没。九百多人在凄惨的呼救声中遇难，堪称是“中国的泰坦尼克号”事件。 杨君的外公遇难了，他留在上海的四个女儿面临生活绝境。杨君的母亲是大姐，只能去帮富人家做佣人，三个妹妹去糊纸盒，才得以活下来，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上海解放后，杨君的母亲嫁给了他父亲，生活好起来了，几年里生了四个孩子，两子两女。杨君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图书馆整理古籍，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我去杨君的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杨君父亲两大书橱的线装书。我这个69届初中生，对这些线装书满是敬畏感。但是十年动乱中，杨君的父亲，却被下放到钢铁厂去烧锅炉。这么一个文弱书生，让他整理古籍，用毛笔写字，他感到身心愉快；让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举起铁锹铲煤，送进火红的炉膛，真是为难他了，他从小娇生惯养，没有这把力气。每天傍晚，杨君看到父亲走进家门，疲乏地靠在门上，深深地叹一口气，他的心就会发痛。 杨君在连队发疯一般干农活，就是想人生道路往上走，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但是，他的家庭出身不好，舅舅在解放前夕逃去台湾，这在那个年代，无异于堵死了他的上升之路。 06 从上海回到连队后，陷于痛苦中的杨君又病了，又是打摆子，身上一会儿发冷，冷到身体发抖，上下牙齿打架；一会儿发热，热到什么程度？恨不得跳到井里去降温。月贞见了心痛，她点起一个从上海带来的有十二根灯芯的煤油炉，为杨君烧“病号饭”。中午送来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晚上端来了一碗美味的鲫鱼汤，将杨君同宿舍男知青胃里的馋痨虫也勾出来了。 杨君在月贞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痊愈了。痊愈后，他就同月贞的饭菜票放在一起，搭伙吃饭了。男女知青搭伙吃饭，就是恋爱公开的信号。到了星期天，连队里会有从很远的农村过来的农民，偷偷来卖农副产品，因为这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卖者起早赶来，小心翼翼，只求赶快脱手，价钱不贵，一般都是鸡蛋、黄鳝、泥鳅、鲫鱼。月贞会早早候在路口，悄悄买下。接近中午，她的煤油炉就点起来了，食物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最得益的人是我，我常常去蹭饭，享用月贞精心烹煮的美味。 知青的恋爱有互益的性质。月贞力气小，完不成计件的农活。比如，夏收后打谷，每人每天一千把，完成后收工。杨君干完就会来帮月贞，月贞先回去准备好晚饭。杨君收工后，洗脸擦身，再俩人吃饭。饭后，月贞帮杨君洗衣，杨君回到男生宿舍休息。 月贞家庭出身工人，和杨君是同乡。月贞的父亲是八级钳工师傅，母亲是纺织女工。月贞父母生了六个孩子，月贞是老大，父母接连生了五个女儿，第六个才是儿子，全家人对小弟弟那个宠爱啊，没话说，要是小弟弟在外面受了欺负，月贞会率领四个妹妹一起冲出去为小弟弟出头。 月贞是个工人的女儿，是个实实惠惠过日子的上海女知青，没有想过要入团入党，更没有动过被推荐上大学的念头。如果杨君、月贞真的在鲤鱼洲扎下根，她有本事把穷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就是一个天生的贤妻。 07 每年的春节，是上海知青欢乐的节日。我们回家过年了。当年，回沪知青中流传着一首很悲伤的歌《插队的人归来》，歌词是：“插队的人归来，上海变了样，柏油马路多平坦，灯光刺眼睛，我走在路上没人理，我感到多伤心，我的上海啊。”这首歌抒发一种失落的被抛弃的情绪。当然只是一种发泄而已，人不可能一直伤心，只能面对现实活下去。我们几个玩得好的知青，会约好互相上门做客的日子。年初一总是去杨君家。因为杨君家房子大，在富民路的一条弄堂里，门很小，进去是厨房，楼梯也是小小的，杨君的家在二楼三楼，很大的房间。杨君说，本来这一幢房子都是他们家的。杨君的爷爷，在日本人侵略中国前夕，从扬州迁到上海，花了十根金条买下这幢房子。日本人打进来后，一位同乡亲戚逃来投奔杨君爷爷，杨君爷爷就将他们安置在底楼客厅里住，这一住下来后，就再也不肯走了。杨君爷爷是个善心人，也不好意思赶人走。杨君下乡之前，动乱的年代里，房管所又将朝北的两间亭子间分配给一对新婚夫妻。这样，杨君家只保留了两间主卧室。但是，从我的眼睛看来，这是很大的房间，房间大到几乎可以骑自行车。我回到上海探亲，第一件事，是去公共澡堂洗澡。因为家里没有卫生间。而杨君就可以在家里洗澡，只需在厨房烧两桶开水拎到卫生间，就可以在浴缸里舒舒服服泡个澡。而这时的上海，家有浴缸的人家有几家呢？ 杨君母亲烧菜好吃极了，特别是一道可以作为下酒菜的笋干烤毛豆，味极鲜美。红烧狮子头，闻着香，吃着鲜，肥瘦适宜，入口就化，对二十岁出头的我们来说，真是大快朵颐。饭桌上杨君大谈他的爷爷，日本人到上海后，来请爷爷出去做事，爷爷很有骨气，不肯当汉奸，宁可在家坐吃山空。扬州带来的祖上留下的字画文玩，一箱一箱卖掉，维持生活。爷爷享受惯了，生活不愿降低标准，出门要坐三轮车，从来不坐电车公共汽车。生活开支大，就卖祖产度日，祖产差不多卖完，抗战也胜利了，爷爷才外出做事。谈到爷爷，杨君的神情是一脸的崇敬。 吃完饭，杨君带我们上三楼，去看他病中的父亲。杨君父亲是历史学者顾颉刚的学生。杨君说，他的父亲生了皮肤癌。他的父亲半躺在床上，瘦弱苍白，很疲乏的神情，大腿上一个未愈合的伤口里，塞着药棉，这就是病症所在之处了。见到他大儿子的知青朋友来做客，有点兴奋，靠在床头，和我们聊起当时的时髦话题：儒家、法家、宋江、晁盖、招安、投降派，还有领袖要求读的几本书《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哥达纲领批判》。谈得很热烈的时候，杨君的母亲凛然正色插话说：“我认为还是不要读书好，做工人阶级最光荣！劳动最光荣！我一直在想，我们家里这些年来所有的痛苦，就是读书读出来的！不读书，就不会有麻烦，不会有痛苦。”我听了，心里一惊。想想这个王念孙、王引之的后人，要多绝望，才会说出这种话，让人感到辛酸。 年初二，我们去月贞的家里聚会。月贞的家，在昌平路靠近苏州河，现在已经拆掉了，造了一座桥，通往苏州河北。月贞的家是低矮的棚户区，当时是三乐里的一部分。昌化路西斯文里，昌平路三乐里，弄内都是弹格路，弯弯曲曲，四通八达，陌生人走进去，会迷路。我们走上很陡的楼梯，到了二楼，在逼仄单薄的小房间里，围着桌子坐下。月贞的父母很朴实，脸上堆着欢欣的笑容，给我们的酒杯里倒酒，给我们的碗里夹菜。月贞向她父亲介绍，说我很喜欢读书，这位八级钳工师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要认我做干儿子。他说，他就是喜欢爱读书的青年。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表示他喜欢杨君，因为，杨君同我一样喜欢读书。 春节回沪探亲，肚里加足了油水。节后，我们又回到了鲤鱼洲。 08 读书还是有用的。不久，我先是借调到师部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后调到团部政治处当新闻干事，杨君调到团部学校当语文老师。 情势突变。先是毛主席去世，老八路崔团长从广播中听到消息后，放声大哭，语不成声地说：“天塌啦，大树倒啦，这可怎么办哪？”他们这代人，对领袖的忠贞不渝是发自内心的。接着是“四人帮”被捕，邓小平重新出山，恢复高考。我幸运地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杨君因顾虑他的家庭出身，没有报考。在知青返城大潮中，杨君顶替到他母亲的灯泡厂做工人，月贞也顶替她妈妈，回沪去纺织厂做了一名挡车工。 杨君回城没几年，他父亲就去世了，那时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去参加追悼会，看着棺木中安静躺着的杨伯伯，看着这个瘦弱的五十六岁就去世的父辈，想想他整理古籍的一生中，很多年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在钢铁厂的炼钢炉前举着铁锹度过，我忍不住流下眼泪。又想到，当年鲤鱼洲的很多老教授，都放弃专业，在做简单的重体力劳动，而偏偏重体力劳动是他们不能胜任的。杨伯伯逃过了鲤鱼洲，却逃不过重体力劳动的惩罚，这实在是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日子结束了，杨伯伯却先走了，让人感到伤心。 杨君和月贞要结婚了。那时买结婚家具要凭票，要通宵排队。就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家具店门口，杨君抱着一件军棉大衣和一只躺椅排队买家具。我去陪他说话。他告诉我，台湾的舅舅来信了，想回到上海探亲。杨君的母亲和几个姨妈商量下来，回信委婉谢绝，不欢迎哥哥来上海。杨君分析，几个妹妹不是绝情，主要是心有余悸，逃台亲属这顶帽子戴了几十年，戴怕了，害怕世道再变回去。当然也心有怨恨。哥哥将整个家族的财产带去台湾，在台湾开了一家小公司，生活上不愁衣食，而几个妹妹头戴地主家庭这顶帽子，生活很艰难。心中的哀怨一说起来，姐妹几个就止不住地流泪。然而，血缘亲情割不断，妹妹们也思念哥哥啊。杨君的母亲也说，她的爸爸不会狠心抛下四个女儿的吧？也许是迫不得已，也许是一时买不到那么多船票，也许是想自己先去台湾，安顿下来再回来接女儿们。不管怎样，父亲死于非命，死于冰冷的海水中，女儿的心终归是痛的。 结婚一年后，杨君夫妇的女儿诞生。孩子满月的时候，我去探望，粉嘟嘟的小婴儿由小花棉被包裹着，大而秀丽的眼睛，笔挺的鼻梁，长长的眼睫毛，长相吸取了爸妈的优点，小美女比妈妈更漂亮啊。 只是，杨君夫妇安逸的日子没过上几年，月贞工作的纺织厂关闭了，她拿着低微的下岗工资，去学做西式点心，她在做厨师方面有灵性，很快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点心师，所有的中式西式点心她都会做，还能烧得一手好菜肴，她没去开饭店真是浪费人才。不过，她的厨艺专属于家庭，也是杨君和女儿的福气。我也借杨君的光，好些年的大年初一，杨君月贞带着菜肴来看我，这是月贞向婆婆学来的手艺，一盒竹笋烤黄豆、一盒红烧狮子头、两盒中西式点心，有这样的知青好友，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杨君月贞精心培养女儿。女儿东华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十年前我去参加杨君月贞女儿的婚礼，在兴国饭店的大厅里，女儿连换四套漂亮礼服出场亮相，都是她自己设计制作的。杨君女婿也是一名很成功的律师。 杨君原是语文老师，被公司教育科调去当老师，当老师需要学历证书，他就去参加自学考试，从高中课程起，一门一门读与考，一直处于读书和考试的循环中，一直考到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拿到大学文凭后，他对我说，真后悔没去参加首届高考，当年的数学考卷题目多简单！尤其是江西，因为文科生的数学成绩普遍差，省里一位领导指示：文科生的数学考卷不计分。也因为这个政策，我才得以高分考取复旦新闻系。我听了他的话，庆幸之余，唯有汗颜，唯有叹息，为他当年弃考感到惋惜。像杨君这样的家学渊源，这样的世代书香门第，考进大学中文系会很难吗？杨君聪明多才，他无师自通学会刻印章，为我刻的两方篆体印章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橱里。杨君也自知，他的性格弱点，在于韧性不足，顾虑很多，为人过于小心谨慎。性格就是命运啊。然而，人生没有后悔药，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失去的机遇，永远失去了，逝去的青春，永远逝去了。 这就是我们经历的岁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