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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1931年生，重庆人。1949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朝鲜战争。1962年由炮队训练队副队长调12军军部政治部宣传处，专事革命回忆录采访、写作、整理工作，参加了文革前期安徽省的“支左”，后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组副组长。后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刘家驹2017年7月31日去世，这篇原载电刊《昨天》第94期的文章，是他生前审定后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文革进入第二年，毛泽东号召兴起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掀起了“一月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号召造反派夺权的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然而，夺权却引发了群众组织的大分裂、大混战，各地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变文斗为武斗。 与此同时，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批示给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于1月23日发出，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军队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同时又因“支左”而“支派”，激化了群众中不同派别的矛盾，导致了新的动乱。 安徽的两派冲突，是从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认为夺权没有搞大联合，坚决反对，说成是“好个屁”，人称“屁派”，各自简写为G派和P派。 造反派中的P派中有一支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冲劲大，影响大，还有几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老干部支持他们。1966年12月3日，毛泽东、林彪批示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意见，要求“一切复员、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革组织”。1967年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时也特别强调“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安徽的红卫军遂被认定为非法甚至反动组织。 1月25日，红卫军的发起人之一、省民政厅老干部于得水遭到逮捕，不久死于省公安厅看守所。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九条意见中专门写道：“逮捕于得水同志……是错误的。”“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央在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还强调：“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安徽局势进一步混乱，对立的两派都认定自己是“左派”，对方是“反革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相继在淮南、蚌埠、芜湖、安庆摆开了战场。黑云压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 华东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地，几千家大厂要开动机器，都在急待安徽的煤炭发电…… 因前一个省军管会已经无法应付复杂局面，7月底，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十二军入皖全面军管，并任命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主持安徽省军管会，军委又任命李德生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令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听从李德生统领。李德生像当年朝鲜战争中出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一样，以战斗的姿态排兵布阵： 令属下的第三十一师进驻安徽的津浦铁路线，一个连进驻一个车站，南来北往出入境的客货列车，都要上去一个荷枪实弹的战斗班保护； 芜湖到安庆是长江水运的要冲，由第三十五师把守航道，每艘客货船都派出一个武装排护航； 第三十四师全力集中在淮南煤矿的十个矿区，每个矿放一个营，干部战士都轮班到井下掘煤的掌子面“抓革命促生产”，确保每天产煤两万吨送往宁沪杭； 马鞍山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是国防工业的急需品，不得须臾停产，从车间到班组都有军人跟班； 大别山里给未来战争储存了大量战备物资的几百座库洞，是我军的“小三线”，由省军区的独立二师组成几十支警卫分队去看管； 城市交通、治安，基层企事业单位新建革委会，均由省军区的独立一师管理…… 仅几天时间，8万军人遍布安徽城乡，一个士兵管控一个农村生产大队，一个班长主管一家千人工厂，佛子岭水库、皖西林场、九华山庙宇、黄山景区都列入了军管范围，军人无处不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人政权出现在江淮大地。许多地方生产恢复了，交通也通畅了。 然而社会仍然无法安定，“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两大派依旧是你死我活枪炮相向。 8月4日，十二军部队进入安徽指定的各个地点后，李德生迅即召来两派头领、干部代表、新闻记者、群众代表座谈，他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对安徽的处理政策，表明十二军支左的态度，说，十二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他给大家亮出了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明确宣布：主席讲，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G派、P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 群众组织毕竟不是有组织纪律约束的军队，不会对李德生的讲话令行禁止，而且已经打红了眼，都自认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渴望自己的枪杆子能打出个新政权，与对方联合、平起平坐就是搞阶级调和。况且，两派在争斗的战场上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流血，不报仇雪恨，死者不瞑目，生者也无地自容。他们对李德生的口谕根本不予理会。 8月8日，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 傍晚时分，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应是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枪声就是命令，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二人跟车，广播中不停地发出呼喊： “我们是6408部队（十二军的代号），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看到六安路路南的一家机关大院，和路北的市第六中学的屋顶上，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射孔的火舌正在喷吐，相互对射的机枪、自动枪子弹在暮色里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我们跳下了车，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已挤满了人，我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放声哭喊开了：“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 看守回答：“P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一百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 “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合肥工业大学，是G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在头头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南院门。 楼上G派的战斗人员，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用手指做了个V字，小青年告诉我：“有人被打死了。”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暗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小青年说：“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围观的人告诉我：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我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骤然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我近前一看，烧的都是课桌，椅子，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自己放的火。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拨拉，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忙活了一阵，终于掏开了一个通道，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到人影。我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 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我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搂住我，感激的话变成了一片呜咽。我安抚了他们一阵，清点了人数，一共15人，有三人是腿和胳膊负伤的。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头头说：“一百多。”“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他们刚撤走了。”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我马上站到平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回过头，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从天窗一一送了下去，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我和他聊起来，他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我，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份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我问：“为什么都挑成份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份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我又问：“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 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为什么不打到底，杀身成仁？” 小青年有些发窘，说：“让你们来解救我们，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 我在想，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去赴汤蹈火的。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我看了看表，已过晚上9时。返回时，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区穿过，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已是一片萧疏，见不到车辆和行人，空落落的街道上，只闪现着稀稀落落的街灯。 二 第二天，我们把两派武斗的战况向李德生作了详尽的汇报。李德生说，我们不能等待了，天天都在死人， 必须要两派马上交出武器，释放俘虏。他要我们去找两派头头吹风，先礼后兵。 晚上，我随刘参谋来到P派的武斗指挥部，地点在民政局的大院内，总指挥叫程明远，是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50年代曾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曾希圣被调走以后得到平反。 P派指挥部警戒森严，我和老刘到达民政局门前，哨兵用手电对我们从脑袋晃到脚下，验明正身才放进大院。在办公楼前，一个彪形大汉在等候，在他引导下，我们走过长长的过道，两侧房间是审讯室，从一扇虚掩的门缝能清楚看到审问者在吊打俘虏，殴打声伴着惨叫声撕心裂肺。 我问引导：“你们审问的是些什么人？” 引导说：“昨天俘来的。一般的小萝卜头都关到了农学院，在这里关的都是好派的大头目，程司令要亲自审问。” 你们这样的吊打不好吧?” “对这帮人可不能温良恭俭让，他们抓住我们的人，整得还惨，阶级斗争嘛，不能心慈手软。” 我们上到楼的二层阳台，见到一个光头大肚像罗汉般的人物，正躺在席子上摇动着蒲扇，见我们来了，才缓缓地起身坐起来。他就是程明远，这个当年在鄂豫皖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的老红军，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我们刚到他跟前，他身后就闪出十多个提着自动枪的卫士，对我们虎视眈眈。程明远没让人给我们设座，只顾摇动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 老刘蹲下身子对程明远说：“程司令，李主任问候您，让我们来传达他对两派的希望和要求。” 程明远很敏感地说：“你们来就是要我们缴枪，是吧？” 老刘说：“我们不会偏向哪一派，将来会在规定的地点让双方同时放下武器。” 程明远马上说：“这是李主任的意思，还是中央的指示？” 老刘说：“中央早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中就说过了。我来之前，李主任请示了中央，中央要求你们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程明远说：“康老表态了吗？” 我们已经听说过，去年底，程明远等一批老干部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书，支持造省委的反，随后程明远又与于得水等发起成立了红卫军。于得水被捕后程明远遭到通缉。今年3月中央解决安徽问题时，由康生宣读的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写上了：“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所以程明远对康生有感恩之心。老刘说：“李主任请示过康老，康老同意的。” 程明远说：“既然中央文革有指示，我们坚决照办。”他又反问：“你们对两派有些什么武器都清楚吗？” 老刘说：“我们刚介入支左，确实不清楚，我们可以向你们作出书面保证，如一方留下一枪一弹，我们就要追究领导者，他们必须承担欺骗中央的责任。” 程明远说：“马上要我们交出武器，可能办不到，我们还要开会研究。” 老刘说：“李主任说，只给两派20天的期限。” “同志哥，”程明远带着几分傲气说，“缴枪给你们不光是合肥，我们P派要在全省统一行动，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下面有数百万人，百万条枪，又分散在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通知，要说服，得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工作啊。” 程明远当年在鄂豫皖苏区，手下兵力是一支三十多人的小游击队，如今已雄师百万，武器又精良，他最懂得政权只能来自枪杆子，放下枪杆子，靠吐唾沫夺权，是竹篮子打水。 刘参谋进一步告诉他说：“各县市都有部队的人，我们有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行动，下面的工作由我们派人去做。”老刘站起身来又说：“就这样定了，我们告辞，请司令保重。” 刘参谋在我们中间都被叫作“刘铁嘴”，在返回的车上，我说：“老刘，你那张嘴起到了一个师的作用。”老刘嘿嘿一笑，对这伙人，就是要靠吹靠唬。 一个月后，程明远还在拖着，但在江青和康生的“九五讲话”中公开宣布程明远是叛徒，是P派后面的“黑手”，我们就趁宣传贯彻“中央首长九五讲话”之风，以“叛徒”罪把程明远抓起来了。 就在见程明远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到G派设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指挥部。G派的头头是大学助教，他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事，地面有，屋顶上有，战斗队员都在工事里严阵以待。头头告诉我，他们的工事都是请复员军人来指导设置的，每个工事设计费给50至30元不等。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干？G派人数最多，难道就没有军事人才？” 头头说：“我们参加战斗的成员，以学生为主，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出身不好的、五类家庭的坚决不用，我们使用的解放干部也是如此，凡有涉嫌走资派的都不启用。” “那为什么？” “将来大联合三结合，我们政治上干净，会处在有利地位，P派的人能打，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出身地富和国民党的反动力量。” 这位唯成份论的大学助教还告诉我：“G派在全省五千万人占多数，全省的新政权应以我们为主，我们不排斥P派，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大联合、三结合。” 强烈的派性促使这些头头不识时务，战火只会延续，收缴双方武器已迫在眉睫。 1980年代末，有人来京告诉我，这位G派的头头，已是深圳商界的显赫人物，他很有经济头脑，买下不少当地的原始股，已是千万富翁，他敢向身边的人说，修正主义才是我向往的道路。 三 就在合肥“八八”事件的同时，淮南的两大派数十万人马，在八公山下列阵，准备打一场“小淮海”。当年谢安和苻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我到淮南时，武斗已停下来，青葱的八公山看不到“草木皆兵”，浩浩的淮河上，也看不到“血流漂杵”。这里绿水青山依旧，到处却是一片死寂。 三十四师师部住洞山镇，接待我的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科长和张干事，他俩向我介绍了淮南的情势。 淮南煤矿有10个矿区，分布在150平方公里的一块淮河冲击平原上。文革开始，50万矿工因夺权分成两大派，三十四师到达淮南之前两派已势不两立，大小战斗已打了十余次，就在我来淮南的前三天，两派正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兵力，从洞山到田家庵的十多公里地段上挖壕筑垒，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决战。 师领导分头劝说已不奏效，师长张季伦集合了指战员四千人，亲自带队插到两派几十万人正待厮杀的阵地前沿，组成一道人墙，一边手摇《毛主席语录》本，一边高喊口号：“停止武斗，和平谈判！”这场面很具有威慑作用，谁敢开枪射杀解放军呢？两派在我们强大的和平攻势下，撤离了战场。此举还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李科长赞扬师长的坚毅果敢，他更欣赏两派的武装力量，建制都是按班、排、连、营、团……编成，战斗成员是工人， 骨干是复员退伍军人，号令统一，步调一致，真正像是在打“人民战争”。 他要我去见见P派头头张家祥，此人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侦察排长，复员回到淮南开了家大车店。文革开始，他第一个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公安局抓了他，放出来又上北京上访，冲过中南海。他用红卫军的旗帜聚集了数十万人马，身边有四个精锐的战斗团，依托农村为根据地，随时准备打进淮南。 张干事对张家祥的看法决然不同于科长，他说：“张家祥匪气十足，他们一伙打砸抢烧淫掠，无恶不作，要是让他们来坐天下，我们就得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李科长用电话通知了P派，要他们对我做好安全接待，又用他的工作车把我送到长丰县（水家湖），这里是南去合肥，东到蚌埠的铁路交叉点，P派的指挥部就设在县郊的一家拖拉机厂。接待我的是P派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他人很瘦小，脸上有枪伤，年纪约50开外，话语练达，不卑不亢，还保持着军人的仪态。 让我惊讶的是室内的布置，几乎和我们一个师的作战指挥所一模一样：墙上有巨幅军用地图，图上贴的红蓝纸条区分出两派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防区还注记有番号和兵力，标识清晰细致。房间的一侧有五部电话通向外界，几个守机女孩子在记录，屋中央七八平米的沙盘内，微缩的地物地貌精巧逼真。 参谋长把我让到会议桌前坐下来，一位似参谋人员的过来为我沏茶。参谋长自报家门，姓李，原是晋冀鲁豫军区七纵的，和我们十二军前身六纵曾在攻打羊山集时并肩作战过。那是1947年，国民党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坚守羊山，六纵攻击了三天，伤亡了三千人才爬上半腰，七纵上来继续往上攻，代价更惨重，这位李参谋长当时是连长，连队给打掉了一半。他形容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羊头的。地上死人的脑袋，像地里长的西瓜，一不留神就让你踏上一脚。 1954年他转业来到淮南。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昨天我为党的事业活下来了，今天我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我是敬佩的，他已多年没经历战火，党文化的传承，让他还存留有一颗忠诚毛泽东的心和坚定的战斗精神。 正说话间，有人来报：“张司令到！”出于礼貌，我随李参谋长到门厅前恭候。 放眼一望，厂门口正跑步过来一支步伐齐整的队伍，一身军装，肩挎自动枪，头上戴的俨如钢盔样的矿工帽，一到办公楼前就自动分列两旁。 张家祥出现了，他从侍卫的行列中大步走过来，尾随他身后的是一个女兵班，人人腰上别有59式手枪，身着灰色军装，俨然红色娘子军模样。 张家祥来到我面前，参谋长迎上前介绍说：“这位是6408部队的首长，从合肥来，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看望您的。”张家祥威严的脸上现出笑意，伸出的右手只显露出两根指头，他的傲慢让我激灵了一下，我很快恢复常态，伸出手握了握他那中指和食指。他没有谦让就先进了屋。落座后，李参谋长可能见我有些不愉快，忙给张家祥做了补白：“刘同志是李德生主任身边的高级参谋，是来了解两派情况的。” 我无须辩说，这种虚妄的身份对造反派有着特殊的作用。我马上说：“我带来李德生司令对张司令的问候。”我有意把两位不相称的“司令”的称谓并列，给对方一种满足。 张家祥微微起身说：“岂敢岂敢，祝李司令身体健康。” 我开始介绍合肥的制止武斗情况，用劝导的口吻，希望淮南两大派都放下武器，听从中央部署，搞好大联合。张家祥没有正面回答我，大讲淮南你死我活武斗的来龙去脉，说P派已伤亡好几百人，此仇不报对不起淮南的革命群众，还向我表示，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取得，他有决心把G派赶出淮南，赶过淮河。 我来这里仅是观察些感兴趣的人物，没有带来官方解决派性的任务，面对这位眷恋战场的派头头，只是逢场作戏地说说。 我问：“你们将怎样执行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 张家祥说：“江青同志最近有个讲话，主张文攻武卫，江青的话代表了毛主席，现在阶级不分，阵线也不明，怎么能联合？” 我说：“你们这么打下去，谁也消灭不了谁，后果是什么？” 张家祥提高了嗓门说：“我们不是打了22年的战争么？内打老蒋，外打小日本，后果就是革命者的胜利。我请您转告李主任，淮南炮轰派（G派）举手投降，我就交出武器。”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杀气。 我又问：“你要打进淮南，你准备出动多少人？” “四个兵团，一百万人！” 我知道张家祥是在吹嘘他的军事实力，我再和他对话也无意义。告辞时，我调侃说：“安徽凤阳出了个朱皇帝，你要是像你老乡一样，中国就归你了。” “哪能这么说？”他不懂我的揶揄，还谦让道，“天下永远是毛主席的，我是他的马前卒。” 有评论家说，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大都出身游民阶层，张家祥实实在在就是这一类型。三年解放战争的生死搏杀，他成为了侦察排长，造反半年，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在奋不顾身。 我在淮南待了两天，到各个矿井去转了转。炮轰派十分注重政治影响，他们的旗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一切听从部队安排”，以此得到了三十四师官兵上上下下的好感。我看到井上的机械修理车间、发电厂，井下巷道的运输，掌子面的掘煤都有人在生产，军人在跟班，确保了每天两万吨煤的生产。 第三天，刘参谋突然来淮南，他才是真正代表李德生来的。李德生得知了淮南武斗的新动向：张家祥已秣马厉兵，即将攻打淮南。去年张家祥率部攻进淮南，洗劫了市委大楼，损失尚小，这次要是打进去，死人多且不说，各个矿出不了煤，华东三省工业停产的后果不堪设想。 李德生派出刘参谋是来劝谕张家祥的，同时要求三十四师防患于未然。张师长十分警觉，马上调动两个团，在进入淮南的大通矿一线部署了一道阻断P派进攻的防线。 我关注刘参谋战前的未雨绸缪，跟随他去了水家湖。 这里已是一片忙乱的出征景象：在火车站的各个附线停车道上，七八列运煤的车皮里已挤满了整装待发的战斗人员，大约有两万来人。 车皮里的斗士们，一见军人到来，马上举起手中枪对空鸣放，枪支如林，似在向我们显示力量。 刘参谋令小车开到正待出发的第一列车的轨道前停下来，他跳下车，对着列车上的人高喊：“我是6408部队的刘参谋，我恳求你们通通下车，不要进入淮南！” 坐在车头的张家祥从车上跳下来，指着刘参谋：“你是什么人？敢来堵我的车？”他见我站在刘参谋身后，缓了缓口气说：“我们是回老家闹革命，保证不打第一枪。” 刘参谋说：“你们回去可以，等全省的造反派都交完枪，再回去也不迟。”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给炮轰派赶出来的，要回去恢复自己的家园。” “不答应也要执行，这是中央的命令！” “你说的中央不是毛主席的，是刘少奇的！”张家祥态度转为强硬，他转身一挥手：“车开过来，向淮南前进！” 车头喷发出一股白烟，突突叫了两声，拉响了几声尖利的汽笛，车轮启动了，缓缓地从铁轨上碾过来，顶住了我们的小车。刘参谋气急了，喊道：“张家祥，你有本事从我身上碾过去！”他走到小车后的轨道中央躺了下来。 张家祥怔了一下，猛然间，他恶向胆边生，高喊：“开！压过去！我的命抵他的命！” 刘参谋横躺在轨道上，闭着眼，火车头挤兑了小车两下又停下了。正在这时，他们那位李参谋长出现了，他附在张家祥身边一阵耳语，张家祥愤然走开了，李参谋长过来蹲下身子对刘参谋说：“请起，请起，我们让火车停下来，有话到我们指挥所去说，你是军人，躺下影响不好。” 刘参谋坐起身来说：“那请你们武斗兵团通通下车，列车开到附线，我们不进你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谈。”刘参谋很有心计，这是他和造反派打交道积累的经验。 在李参谋长的张罗下，两万多战斗成员骂骂咧咧下了列车，张家祥再没出现。 刘参谋告诉李参谋长说：“我们在大通矿部署有两个团，谁先动武，我们就还击谁。” 这话有绝对的威慑力，军人出身的李参谋长懂得，一群乌合之众，是不可能对抗正规军的。 这场大规模的武斗终于被及时制止下来，李德生进一步作出部署：交枪的同时，清理两派的坏头头。淮南的张家祥首先被清理出来。第二年军管会决定枪毙他时，我特地赶到淮南去看他，为他“送行”。 张家祥被关在田家庵我一○○团司令部驻地的后院，是团的金干事陪我去见他的，金让担任看守的团警卫排的班长把张家祥从小屋里带出来，没有给他戴戒具，我和他站在院中央说话。 我观察他身体依然很壮实，似乎也没感到死刑对他的威胁。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 张家祥点了点头。 “你知道自己的下场吗？” “知道，定了我死罪，已上报中央了，等待吃枪子。”他回答得很平静，对自己的结局无怨无悔。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犯罪，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的，罪行是他们强加的。” “我看到你的罪行上说你在卢桥拖拉机厂抢了20公斤铂金，枪杀了六条人命。” “抢铂金是下边人干的，已如数交还了。杀人是在双方枪战中打死的老百姓，谁杀的，不清楚，都算在我的头上了。” “你的手下还奸污上百的妇女，是事实吧？” “吹牛不犯死罪，梁山泊好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我的旗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张家祥是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绝不会让我的战士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是总指挥，你就得承担首要责任。” “你们怎么说都占理，就是为了要我的命。我告诉你，枪毙我那天，我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已视死如归，毛的“革命路线”把他推向浪尖，现在又把他摔到谷底，明天，他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向他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第二天，市军管会在大通矿召开临刑前的万人声讨大会。张家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被三十四师警卫连的一个班带到一座石矸子小山跟前，他仍然昂着头，没有下跪，我们的一位警卫排长用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解放战争中，他的战友大都倒在中原战场，文革的这场搏斗，他也是在浴血，他得到的不是胜利，是一个解放军的排长对他扣动了扳机，枪声响处，脑浆迸出，他一头栽倒在矸子堆里。 淮南平静了，大联合了，权力都集中在军人手里，造反派都回归矿井、工厂，他们得到的权力就是努力高产出煤。 历史会对张家祥作出怎样的评定？40年后，刘参谋对我说，我们是为了淮南的社会安定，把他杀鸡儆猴的。 四 与此同时，芜湖的两派打得也很激烈。李德生带着苏参谋单枪匹马去了，他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车头上有好几处弹孔，说明他制止武斗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两派头头都把精力集中在战场，根本不理会李德生上门传达中央的紧急指令和苦口婆心的劝说，两派拼尽全力大打了三天，实力强大的“三筹处”，把“联总”赶出了芜湖，一万多人去了上海、南京流浪，两千人上北京告状。 李德生求助于中央，康生出面把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50人召到北京谈判，周恩来到会讲了话，强制两派签署协议，保证“不打架”，“不抓人”，被打出芜湖的“联总”由十二军护送回城搞大联合。 “联总”要报仇雪恨，集中了一千多人到滁县瑯琊山建立了武装训练基地。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葱葱，当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就在这里写出名篇《醉翁亭记》，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欣赏山青水秀，明朱元璋却看它是夺取政权的根据地，从这里练出了精兵打倒了元军。如今造反派找来一批复员军人担任骨干，在峰回路转的山涧溪边安营扎寨，为杀回芜湖开展了大练兵。 三十五师师政委赵元昇告诉我，为说服“联总”回芜湖，他们派出了20多人的工作组到瑯琊山。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真有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的阵势，沿山沟溪边是几百座小茅屋，战斗组织一律按军队编制，军事管理，三餐野炊，24小时的作息号起号落，射击训练、土工作业、战术演习都有统一的进度。标语满山满涧，有“卧薪尝胆”“杀回老家去”“练兵场就是战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牺牲……”等巨幅标语，都用石灰刷在石壁上。 为迎接工作组到来，他们专为工作组安排了训练成果的汇报表演。 第一组出场的是几队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人像靶设置在山缝或树丛间，让射手体现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用立、跪、卧三种姿式快速射击，命中率达90％。 第二组是展示他们在山野的战斗技能， 一百多人同时攀缘十多丈高的悬崖。只见他们抓住葛藤，贴身绝壁，在半空中举枪指向山上的活动靶，枪响靶落，让打过仗的行家们也禁不住拍手叫绝。 最后是在基地摆出了营进攻的战术演练：三个连成品字形交替掩护攻击前进，射击、拼刺动作规范，不亚于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教练出来的机动灵活水平。 基地头头们骄傲地说，他们已具备打回老家的实力。 工作组赞扬他们的训练成果，是军队名副其实的后备兵源，也推心置腹地劝导他们放下武器，有军队的保护，两派平心静气地坐下谈判，搞好大联合。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开导，“联总”终于有条件地接受了工作组的意见： 一、两派放下武器必须在行动上对等； 二、确保“联总”人人生命安全。回芜湖后，住地由军队派兵24小时保护。 三、接受他们中间热爱解放军的年轻人入伍。 这天晚上，醉翁亭下开起了联欢会，有歌有舞，每个节目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歌颂。女孩子联唱的《红军想念毛泽东》，如泣如诉的歌声，引发台上台下工作组为之动容。一个小青年唱起《红灯记》中的“狱警传”片断，有板有眼，声音高亢，感情投入，宣传科长最为感动，召来小青年询问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小青年十分敏感，第二天交来一份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参军报国！” 赵政委对这场精心安排的晚会评价说，如果他们上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就是战前最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支武斗队伍在工作组带领下回到芜湖，又在部队的保护下在大街上游行了一圈，他们在P派群众欢呼中得到了满足。 庆幸的是，他们不是用枪炮杀回老家的，否则这千把人肯定有许多会抛尸芜湖街头。 李德生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接见了他，毛对李德生和平解决芜湖事件很欣赏，并引用古典说：“明其为贼，贼乃可服。” 这是《汉书》上的话，意思是制止了武斗，别忘了阶级斗争，还要向群众公布坏头头的罪恶，群众对党的怨恨才会得到消除。 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五 8月下旬，安庆G派集结市下属八个县的十万民兵，把这座江城团团围住，声言不投降就破城。P派一边倾城坚守，一边向省军管会告急。李德生迅即组成工作组前往解围，成员有十二军副政委宋佩璋，副军长李长林，司令部政治部各出一名处长再配上参谋、干事、助理共七人，干事就是我。 李德生召集我们开会告知，安庆武斗所以热闹非凡，两派背后都是军队站在第一线组织指挥，城郊有十多家大工厂，是海军、空军的军工企业，工人都追随G派，手中武器全由军队工厂和人武部供给，G派最大的战斗力是民兵，班排连营的骨干几乎全是复员军人，总指挥是转业到地方的一个师参谋长，他是经历过抗日战场洗礼的老兵。 P派也不弱，它的核心力量是由南京军区第二工程团和军分区独立营，以及市民学生混编的20个战斗营，他们在安庆城内筑起街垒，高楼墙垛都设有机枪和火炮的工事。这场攻防战要是拉开架式打起来，安庆将是人亡城毁。李德生看到了它的巨大危害，亲自出马，决心从源头开始扑灭这场正在燃起的战火。 李德生带领我们赶赴安庆。他在安庆已布下了十二军的一○三团（当时我们都习惯于简称为“○三团”）。他知道，仅靠两千人的武力是镇不住造反派的，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以派出一个高级别的工作组，意图是用组织和行政束缚住军队这只看得见的手。 工作组进入安庆外围的月山，我看到公路上岗哨密布，山头上到处是堑壕和盖沟，这里已是G派重兵的集结地。到了安庆城下，我们进入了P派的防区，到处是明碉暗堡，个人的掩体全是用沙袋垒成，战斗员们脸上都布满硝烟，蹲在工事里转动着两只眼睛盯住我们。十多间房屋余烟未烬，像是刚刚战斗过。城门口有几个P派正等待的联络员，过来查看了我们的车辆，确认了是十二军的工作组，才热情地引领我们入城。满街是路障和街垒，我们的车从他们跟前驶过时，都跳出工事，举起枪高喊：“向6408部队学习！向6408部队致敬！” 一○三团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地，地点是人去楼空的专区行署。我们还没解开行李，李德生就告诉一○三团团长，说他马上要见当地友邻驻军领导和两派武斗的总指挥。团长熟悉两派和各家驻军，半个小时就通过电话安排就绪。 会见地点设在临江的一座大楼上，那里是两派交火的前沿，团长已安排了警戒，保证来人的安全进出。 我们随李德生来到这座有四层的楼房，站在屋顶，滚滚长江一览无余，楼下是一条沿江的长街，没有行人，街角街口都是砦障，各个住家的楼房窗户里还伸出黑森森的枪口。我陡然间想到，60年前（1907），徐锡麟在这里举行反清起义，枪杀巡抚恩铭，战斗场景仅是几百人，如今已是数万武装的对峙。我是战争的过来人，我知道一场蓄势待发的惨烈战火即将燃起，战前的沉寂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召来谈话的头面人物都是单独进行，由团长引领。第一个上来的是南京军区某军副参谋长宗书阁。他是李德生的老部下，一见到老首长忙举手敬礼，李德生对他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地说：“我要你来，是要你约束你们在安庆的几家工厂三万多工人，必须执行军队的统一号令，不得和地方造反派搅和在一起，发放的武器立即收回，也不要再支援地方造反派任何物资，这是我代表军委向你下达的命令！” 宗副参谋长身材短而圆，他一边擦拭头上的汗珠子，一边嗫嗫嚅嚅地承诺：“我做工作，我做工作，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后来得知，在解放战争攻打大杨湖的恶战中，他的团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还突不破口子，李德生命令他带上炊事班和能走动的伤员上，无论如何也要突进去！用宗副参谋长的话说，战争就要靠死磕才会有胜利。 李德生又告诉他：“在安庆我派出了领导小组，你都熟悉他们，一○三团又是你带过的，你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向他们提出。” 宗副参谋长表示：“是，是，我会全力以赴。” 临走，宗副参谋长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拍着团长的肩说：“都是丘八，有事我们就关起门来说。” 送走了宗，团长带来东海舰队的后勤部副部长。尽管南京军区管不了他们，一见面，李德生也是像对宗副参谋长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已瘫痪，许司令给造反派赶进了大别山，军委任命我为军区的领导，又接管安徽省党政军的全权。安庆不能乱，如长江航运中断，华东地区老百姓的吃穿用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军委要我明确向你们表示，军工企业不得参与地方造反派的武斗，收缴你们发放的武器，只能在自己院内闹革命。你们必须执行！” 这位副部长听着李德生说话，脸上的愁云越聚越密。他也是抗日老兵，虽不是李德生的老部下，深知在军事首长面前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最后表示，坚决服从军委决定。 他是下基层巡视工厂的，不想介入派性，蜻蜓点水就开溜，团长约他来，是想给他脖子上套根绳索。他是老后勤出身的部门首长，政治能力远不如宗副参谋长，造反的工人派性一发作，连老爹老娘也不买账。团长说他怎么也有几十年部队政治斗争的经历，又有来自军委的巨大压力，责任感会逼他找出应对各种困难的办法来。 接着G派的作战总指挥来了，此人中等个头，40多岁，粗眉大眼，一股虎气，他原是我二十军六十师的师参谋长，1960年代初转业到安庆来当粮食局长。他身着汗衫短裤，头戴钢盔，身后还跟一个班的贴身警卫，都携有长短家伙，他一见李德生，不卑不亢地致举手礼。李德生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总指挥很健谈，告诉李德生，他是1942年在苏北入伍的兵，参加过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眼下安庆市和属下八个县的G派民兵都归他指挥，八个县的P派都被他统率的G派武装包围，只要他一声令下，指日就可进入安庆城。 李德生平静地借着他的大话问：“你们得了安庆，安徽其它区还有P派的几百万人，又有湖北‘三新’、‘三钢’的支持，他们都来对付你，你怎么应对？” 这位总指挥没有品出李德生话中的滋味，仍然高声大气地说：“了不起就三分天下。毛主席就高兴天下大乱，他老人家的斗争哲学是用大乱来达到大治的，我们坚决紧跟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底！” 李德生说：“你们有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农民的造反派不得进城是中央的明确规定，谁要不执行，一意孤行，我们就坚决制止。我来这里就是要求你们交出武器，和P派一起解决你们的夺权问题，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没问题！”总指挥表态干脆，“我们的武器已清点好了，说交就交，不会留下一枪一弹的，绝不违抗中央的命令。”看得出他比一般人富有社会阅历，他知道，派战不会持久，收了枪炮他还有个自身的出路问题，李德生对他的单独召见，或许使他看到了这方面的希望。 总指挥最后说：“只要李司令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我是坚决拥护中央的。”他干脆的表白，决不是虚与委蛇，确实是出于自信。人多势众的好派在安庆地区，就是放下武器，依然是绝对优势。 当他离开时，由我送他下楼，楼下街道两旁都是他的警卫分队，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地在巡逻戒备，显然是担心李德生摆下“鸿门宴”。总指挥平安下楼上了指挥车，百多名警卫才放心地爬上了四辆卡车，向东郊飞驰而去。 已到中午时分，安庆军分区宣传科的杜科长来了，他是P派的总司令，轻装简从，只带了个警卫员。他一见李德生就掀开衣襟、撩起裤腿，露出浑身累累的伤痕，含着泪控诉军分区对他惨无人道的刑讯。李德生安抚他一阵说，有血债的，我们都要算账的。李德生问他P派的现状：“你们武斗的力量有多少？” 杜科长答：“有20个战斗组织，13000多人，南京军区的工兵二团3000人和军分区独立营500人是我们最有力的后盾。如果没有军队的武装，P派几乎没有战斗力，比起G派，P派人数上差了一百倍。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武装斗争的。” 李德生又问：“听说你们的武器还是新式的，谁提供给你们的？” 杜科长毫不讳言说：“我们的武器确实精良，都是武汉‘钢二司’造反派车载船运支援来的，全是汉阳兵工厂制造，有的还没有装备过部队，如57式冲锋枪，1962年出厂的火箭筒，都是最新式的。” 李德生说：“他们给了你们多少？” “我没有计数，都发给了个人，仓库存放了一批，各县的P派组织只要提出要枪要炮，我们都给予支持。”杜科长的表述是坦率的。 李德生告诫他：“军分区抓你是错误的，中央已为你们做了组织纠正，你现在仍是个军人，应听命军委。大联合是中央的大方向，你要让P派放下武器，要是再打下去，想从战场上得到胜利，两派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还首先要问罪于你这样穿军装的人，你要三思。” 杜科长似乎已悟出李德生谈话中对自己有利的成分，说：“大家坐下来平等谈判，这是我们P派的共同愿望，有您李主任的支持，我坚决拥护，坚决听从您的命令！” 最后来的是军区工程兵二团政委，李德生直截了当命令他，马上把工程团撤出安庆市区，支左干部也撤离。政委两眼发直，半晌才说：“我们和P派一直战斗在一起，已亲密无间，再说G派正在攻城，让我们离开，干部战士不会同意，造反派更不会答应。” 李德生说：“恐怕是你们舍不得，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给你们7天时间，撤不走部队，就撤你们团长政委的职！” 政委讪讪地说：“我回去先开个会传达你的指示，再……” 李德生不由分说地提高了嗓门：“我是军区副司令，我是代表军区向你下达命令。”他缓了缓激动的情绪说：“毛主席在处理芜湖问题时教导我，要我公示坏头头的罪行，我不希望看到军队有坏人，你们的派性已陷得很深，再不拔出来，你政委就要承担起违抗中央指示的全部责任。”李德生又说：“P派的安全由我们一○三团全力负责，G派已向我作出保证，不再攻城。” 政委无话可说，在威严的顶头上司跟前，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向李德生表示：“我三天内撤走，不会留下一兵一卒。” 李德生像是在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指挥，他抓住了安庆的主要矛盾，制服了两派运筹帷幄穿军装的人。当天晚上，他又风风火火回了合肥，由我们7人小组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晚，宋佩璋给我们作出分工，由政治部徐处长带上李助理进驻G派，司令部韩处长带上我到P派，任务是监控武斗组织，为收缴武器宣传群众，做好舆论准备。 P派武斗指挥部在百货大楼的顶层，我随韩处长带上自己的行李，住进了他们的隔壁，老韩几乎24小时和杜科长形影不离，我就着手处理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验尸。 市人民医院存有武斗死亡的尸体，法医惧怕派性，要我去处理。尸体放在医院的地下室，大热天，没有冷冻设备，满地浇井水降温。房间虽大，一个房间放了三具尸体，一股腐尸味袭来，让我干呕了一阵。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一瓶酒，洒在毛巾上把鼻嘴捂住，掀开一具尸体的白盖布，死者是个年轻人，停尸房的工人说他是月山地质勘探队的。我用手指去触动尸体的腹部，轻轻一碰就是一个窟窿。这具尸体有两处是子弹洞穿的，一处在头部，一处在胸口，腐味让人窒息。我看了一具尸检就不得不离开了。三具尸验用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拿来死者登记表，无名无姓，有几张照片，都是子弹洞穿的部位。我当即签署火化，骨灰保留。 他们已为文化大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往后会有谁来祭奠他们？还有谁会记得他们的“献身壮举”？ 二、遣返战俘。 P派把俘获G派的人关在一所小学里，宋佩璋要我找来两派的头头，双方谈妥无条件交换被俘人员。我的任务是把P派的俘虏带出城去，换回G派的俘虏。 我来到已停课做战俘营的一家小学，看到被俘的男男女女关在十几间教室里，有的坐地靠墙，有的躺在书桌上，有伤口疼痛的在不住呻吟。我找到学生模样的战俘营负责人，他给了一摞纸的名单，我点了点数，243人。我把俘虏查看了一遍， 有二十多人腿脚受了枪伤，严重的是骨折裂，有的大腿骨露出血肉模糊的腿肌之外。我要负责人派人把重伤员马上送医院，他怎么也不干，我只好叫来一○三团的一个排，自制担架，把二十多重伤员抬到市人民医院。余下的两百多人，由我领着，打上一面红十字旗，出城走了三公里，来到一家砖瓦厂，这里是G派设置的交换地，他们把战俘关在十几座砖窑里。我清点了人数，95名，凡伤重的，由没负伤的抬着、背着、搀扶着原路回城。 刚进入市区，霎时锣鼓、鞭炮齐鸣，欢迎人群的口号声响彻街头巷尾。P派的几个头头站在台阶上向被俘者发表的慰问词，满口是“血债血还”“战斗到底”的檄文，俘虏们感动得落泪，都呼喊起口号回应。 我没想到头头们会借此大做文章挑起派性，又把仇恨火焰燃起，我马上跳上台阶，高声对大家劝说：“请造反派战友们一定要冷静，把你们要回来，不是再让你们枪对枪地打下去，是为了和平，不要再计较前嫌了，齐心协力搞好大联合，三结合……谁胆敢动你们身上一根毫毛，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和你们战斗在一起……” 我的话还管用，大家屏息静听，没人站出来反驳。大街上的众多亲属战友都围过来安抚。我也为自己完成一项光荣任务感到欣慰。 三、接回夏司令。 安庆军分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50多岁，已是一头白发，造反派叫他夏白毛，他支持G派，整过杜科长。我们来之前，P派头头组织一支小分队夜袭军分区，把夏司令绳捆索绑拉过墙头，关到一处库房的楼上。宋佩璋已关照过P派放人，要我去接回夏司令。 程卫东是安庆一中学生，当地P派的一号勤务员，由他带领我来到藏人的仓库，路上，我问程卫东：“你今年多大了？” 程答：“18岁了。” “这么年轻就当了安庆地区的一把手了，除了打仗，你还得管全市的经济、行政、治安，是吧？” “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都是杜科长在操持，开会，我只表个态，讲话稿都由他们拟定。” “那你不成了傀儡了？” “不能那么说，杜科长在培养我掌权。” 我又问：“夏司令是老红军，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关他？” 程卫东说：“他反对造反，还镇压杜科长。” 小程思想单纯，有冲冲杀杀的能量，如若权力再分配，斗争远比战场激烈，肯定不会有人再把他高高举起。 上到楼上，一间小屋由两个造反派把守。我随程卫东进了门，夏司令员一见我就下跪，我赶紧把他扶起。老头白发苍苍，衣衫不整，说话语无伦次，他边哭边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罪该万死……” 我看他已经糊涂了，劝说了一阵，扶他下楼，交给了军分区来接他的一个干部，并关照说：“夏司令回去以后，别上班了，在家休息。” 小程像是升起一股怜悯之情，补充说：“先送116医院（驻军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在那里多住些天。” 夏司令员送走了，程卫东像有准备地对我说：“你看不看我们的战备物资？”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物资是战备的？” 他把脚下的一块木地板掀开来：“你看看吧。” 我俯身一看，吃惊不小：几百平米的地下室堆满米面！我问：“有多少？” 小程说：“有15万斤！” “你们从哪弄来的？” “粮食局仓库。” “谁的主意？” “杜科长，当年他大别山打游击，就这么储集战备粮的。” 六 我住的百货大楼顶层，有个宽敞的阳台，约四十平米，每天晚上，一群来自北京的学生喜欢在这里谈天说地。正是酷暑天，我弄来十几张凉席给他们过夜，一是预防他们挑动武斗，更想听听他们传播外界的小道消息。 他们中有北大“东方红”的，清华“井冈山”的，还有“红旗公社”的。这帮人都自称是江青派来的，P派聘他们当了政治顾问，长住不走。我向他们打听全国的武斗情况，一个北大的学生去过重庆，他说，那里已进入了立体战争，除飞机没出动外，兵舰、大炮、坦克都用上了。刚从广西来的学生说，广西的一派把对立派的俘虏罚跪在南宁街头，掰开他们的嘴当痰盂，让过路人往俘虏嘴里吐痰…… 一个北京部队“新三军”的成员认为，全国的武斗发端于军队。他讲述了今年5月13日北京的军队造反派“新三军”、“老三军”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大打出手的故事，对我说：“你们有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全国武斗是我们北京学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的，其实是军队带的头。毛主席要军队支左，就是支持我们造反派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 这个年轻人讲的是实在话。我相信，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就是要用枪杆子改造世界。 七 10月2日，天未明，安庆长江航运站一个年轻人跑来向我报告，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送来一船武器，正准备靠岸。听口气年轻人属G派观点的。 我和年轻人来到江岸的大堤上，果然有艘大型登陆舰停在长江的主航道上，舰身有海军军用舰艇D字头编号，尾舱顶上有人正打出旗语。小青年懂行，翻译给我，说对方带的武器量大，是箱装，接船提货要用起吊机。我马上让小青年找来一名会旗语的水手，用缓兵之计告诉对方，说我们正准备接船，要他们停一个小时再靠岸。 我立即去见宋佩璋。宋说，让一○三团去处理，要他们坚决阻止船靠岸。我又赶到一○三团团长住处通报，团长要派出一个步兵连，我说，最好把炮兵营也拉出去威慑一下对方。团长问我：“这是宋副政委的意见？” 我谎说：“我跟他说过，他要你决定。” “好吧。”团长召来参谋部署。半小时后，12门火炮的炮口高扬在长江的大堤上。我让旗语手警告对方，登陆艇如靠近岸边300米，驻军就炮击。 对方接到我们的信息，甲板上出现了一阵混乱，十分钟后，放下了一条小舢板，载上十多个人向岸边驶来，靠到长江客运的趸船边，我迎过去喊：“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一个中年人答：“武汉‘钢二司’派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 “支援安庆P派，他们正面临G派的屠城。” 我把他一行14人让到趸船的办公室，我告诉他们：“我是驻军代表，绝不允许你们的船靠岸。” 一个带队的中年人说：“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别说是解放军，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们！” 说罢，中年人把他腰上的手枪拔出，叭的一声扔到我的桌前，几个造反派跟着亮出了匕首，直楞楞地插在桌面上。中年人傲然说：“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这种吓唬人的方式来自电影，纯属土匪的招式，他们以为我被震慑住了。我拿起中年人丢过来的手枪，是57式的，和我佩带的一样，我用拇指压下卡子，身管给弹簧弹出的一瞬间，我迅速抓住护壳，手一松动，枪给分解了，我把卸下的部件丢到桌上，全过程仅三秒，14个人看我玩枪玩得那么谙熟，个个目瞪口呆，我说：“我打美国人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拿来打自己的同胞？” 他们中一个年轻人喊开了：“这个解放军是老保，是反毛主席的！” 我说：“革也好，保也好，就不支持杀人。” 中年人见我不好对付，改口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军代表。” 我们要见你们最高领导。” 我说：“我就代表驻军的最高领导。” “不对！”站在我身后的P派小头头说，“他们的最高领导是十二军的副政委宋佩璋。” 我想，他们见不到我们的领导人是不会罢休的，便说：“可以让你们去见。” 我带领一行人来到一○三团团部。路上，我悄声问一个年轻人：“你们送来多少武器？” “一千多条枪，三百万发弹药，还有几十门火炮。”小青年毫不避讳。 “谁要你们来支援的？” “安庆P派已到生死关头，要我们来救急。” “你们还动用了海军的登陆艇？” “毛主席让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军代表特许的。” 看来，各地的战火纷飞，陆海空三军大都已经卷入，成了各自支持的那一派的后盾。 来到一○三团团部，我先安顿他们坐到会议室。我当然不会去找宋副政委，只能让一○三团领导出面处理。我来到政治处找到政治处主任徐贵，徐贵给我发火：“我们只管安庆，外来势力你们领导小组不管谁敢管！”我也发火：“这是宋副政委交办的，你不管你就去给宋副政委说清楚。” 徐贵收敛了火气，跟随我来到会议室。我介绍：“这是安庆驻军的徐主任，你们有话就对他说。” 在场有几个安庆P派小头头，都认识徐主任，一个头头发话：“他是个团政治处主任，官不大，不管用。” 我马上解释，徐主任是代表宋副政委接见大家的。十几个“钢二司”的代表骂开了解放军在安庆支右不支左。 我陡然想起一个救星——康生的联络员，是康生派到安徽来收集社会动态的，他原是上海警备区的文化干部，我们同行，又有交情，他调北京新华社后成了康生的耳目，我来安庆前，他告诉过我，有抹不开的事就找他。 我转身出了会议室，到隔壁的办公室给合肥打电话，找到了这位姓杨的联络员，我向他通报了眼下紧迫的情况，他让我把“钢二司”的头头叫来接电话，我马上到会议室，告诉那位中年人说：“康老的联络员在电话里找你。” 他们不信，我说：“他人在合肥，要和你说话。” 他疑惑地来到办公室拿起话筒，对方声音很大，口气也大，说他请示了康老，要“钢二司”来安庆的人和船全部返回，不得留下一枪一弹。 这位头头从未遇到这么个代表中央的人给他打电话提要求。他从对方那种首长口吻判断，不会是假的。他只好说：“我们马上开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大家，听中央文革的。” 头头慑服了，放下话筒，转回会议室喊开了：“大家静一静。”等大家平静下来，他说：“刚才康老指示我们马上回去，如果安庆问题不解决，G派还在攻城，我会马上回来。”后面的话是他为自己下台阶添加的。 十几个造反派的气焰受到抑制，叫骂的声音放低了，一个年轻人说：“那我们先不走，就在船上等着。” 我马上说：“请大家相信，我们在处理两派问题上会一碗水端平的。” 他们几个碰了碰头，决定撤离。我又送他们回到小舢板。 这时，P派的一大批武斗人员荷枪实弹地集结在大堤上，他们知道了武汉来船被强令返回，来向他们表示敬意。当“钢二司”一伙人的舢板离岸时，大堤上P派的几千条枪高高举起，对空鸣放，大江在枪声中震荡。 我长舒了一口气。 八 有了李德生在解决安庆问题时的擒王效应，宋佩璋趁热打铁，提出马上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为收缴两派武器大造舆论。 我们充分考虑到两派的严重对立，一颗火星子就可能把战火重新燃起，大会组织必须缜密。宋佩璋提出：由一○三团政委牵头，我和李助理、余参谋参与，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班子。我们研究决定： 一、一○三团全体出动担负警戒，维持秩序； 二、对与会两派群众作出若干纪律规定，违纪者由头头承担主要责任、切实管好自己所在的群众组织； 三、凡是入场的都由支左干部带队。 四、大会由李副军长讲话。 李副军长是战争年代从大别山杀出来的，又是全国的战斗英雄，历史上安庆属鄂豫皖苏区，李的历史会让当地群众感到亲切。 我们找来两派头头宣布我们的决定，强调大会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规定双方不得携带武器入场，不得辱骂、呼喊口号攻击对方，不得散发传单挑动派性……还要求两派头头上台表态，讲话内容将印发全省，上报中央。头头们是敬畏中央文革的，都表示坚决执行我们的一切规定。 李助理勘察了会场场地，精心部署一个营在场外维持秩序，一个营在场内四围警戒，一个营组成丁字形人墙，隔出两派参加大会群众的位置。 李助理告诉我说：“但愿安庆从此无枪声。” 他出身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最不愿看到两派的流血厮杀。有一年他回家探亲，陪老妈去了一趟教堂做礼拜，回来后受到组织的警告处分，党员是不允许顶礼膜拜耶稣的。这次，他是本着博爱精神来安庆的。 仅两天，安排就绪。 开会的时间是上午，在高音喇叭播送《东方红》的乐曲中，9时整，G、P两派群众组织，各自从东西两个入口处进场到指定位置。李助理特别尽力，把G派进场的人指挥得秩序井然。最爱找事的P派，也老老实实地听从军代表的号令，没有出现任何骚乱，两派都在显示政治热情和自己的实力，十万人把偌大的广场挤得满满的。 大会9时开始，一○三团政委主持，他用五分钟讲了开会的宗旨和程序。接着由两派头头上台讲话，他们都是照稿子念，遣词用句十分斟酌，高调讲团结。各派还推荐了一名革命干部上台讲话，也是照本宣科，用语都是摘自报纸上现成的。 轮到李副军长上台了，两派拼命鼓掌，像是在比拼他们对军队支持的热度。足足鼓了三分钟。满口四川话的李副军长一走上台就敞开心怀，没有一般人讲话的客套。他说：“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们造反派，别再打了，有什么鸡巴好打的？” 我一听，心发紧了，场内出现一阵嗡嗡声。 “为什么不把子弹留着去打蒋介石？你们你死我活地打了半年，今天你杀我一坨，明天我杀一你堆，杀来杀去都死光了，你们老子娘靠谁养去……” 李助理生怕大会砸锅，跑过来问我：“你们怎么不给李副军长准备个讲话稿？”余参谋也过来说：“是我忘了。”他转身对主持会议的政委说：“你想法先让副军长的讲话停下来，我们马上想办法。”其实我没有忘，我的注意力在台下，只要10万群众和平共处两三小时就是胜利。台上的表态都是些形式。 政委站到李副军长身边对公众插话说：“我们李副军长是老红军，当年他就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毛主席接见过他，说他了不起……他是四川人，说话不好懂……” 在政委打圆场的时候，刘参谋赶紧从他皮包里掏出一摞白纸，就动手起草李的讲话稿，他快速写了两页开场白，我就快步送到李副军长手里，趁政委还在对群众说话之机，我嘱咐副军长说：“我们正在给你起草讲话稿，你就照着慢些念。” 要是平时，李副军长也许会不顾盛大场面大光其火，这回他已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不得不按我们临时抱佛脚的稿子念。 我和余参谋你一言我一句凑句子，几句话就写出一页纸，我就不停地往李副军长那里送。他的嗓门大，念得一字一顿，很有气势。 我们心中有个大纲，先让他讲中央精神，强调毛主席对安徽问题的关切，第二层意思，就说我们6408部队保证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端平一碗水处理一切问题，要求安庆的两大派放下武器，通过谈判促进新生政权的建立…… 尽管李副军长念稿不成章法，群众知道副军长是老红军，工农干部，文化不济，但都能静心倾听。他一气念了我们写的五十多页讲话稿，念完还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乐声中结束。从此，我对余参谋的智慧很是赞赏， 改称他余高参。 把两派打得分外眼红的广大群众群集在一起，平平和和相处了两个小时，成效迅速显现，群众对军队增强了信任，想要坚持打下去的派头头，受到舆论的抑制。我们得出一条经验：要争取主动，就得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群众。 会后，武斗降温，却没有平静，两派依然在对峙，枪声天天有。 九 安庆下属太湖县的P派，从造反开始就势单力薄，他们想在大联合中能得到对等的席位，利用夜间突袭进城，包围了支持G派的人武部，抢走了全部枪支。人武部告急，住G派的军代表徐处长，马上从一○三团抽出一个连，由他带去太湖。P派见军队压境，仓皇逃离，徐处长带着连队一直追到靠近湖北的宿松，打死打伤二十多人。 徐处长回到安庆就向宋佩璋汇报，我们也去听会，随同徐处长征讨的李助理放声大哭，他阻止自己连队开枪，徐处长骂他，说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韩处长当着宋佩璋的面也指责徐处长，说他不该动用军队力量去武力干预，死伤这么多人，破坏了大好形势。徐处长说，两派已有口头协议，必须令行禁止，谁乱来我就镇压谁。 我们争执了半夜，用徐处长的名义向李德生发报，说这次镇压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李德生当即回电，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我和韩处长回到住地，韩处长说，看来又要大打了，我们管不住了，让老徐一个人去擦屁股。 一天清晨，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我迅速赶到现场。这里是城外，激战双方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土埂，都利用埂里埂外楼房的窗户为依托对射。这时，我见到一个身着军装的人，正站在土埂上高喊：“你们打吧，朝我开枪！” 他的军装已撩开，袒露出了胸膛。我从声音听出他是李助理，我放声喊他：“老李，你不要命啦，快下来！” 他不理会我，继续高声呼喊：“你们谁有种，就朝我这里打！” 两边的射手们像是被他的行动镇住了，枪声稀落下来，我不顾一切地爬上了土埂，拽住他往下拉，他怎么也不干，我连推带搡才把他弄下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哭开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打死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劝了一阵，他听不进，大骂中央出了坏人。我怕他骂娘的话给造反派听见，召来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行署领导小组的住地，让他心里的话给宋佩璋说去。 我分别找两派的前线指挥调查，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打的第一枪，我发出警告说：“我还要查，查出谁，谁得承担责任。” 晚上，我去到领导小组住地看望李助理，他躺在宋副政委的床上，见了我，两眼愣愣的，我在他眼里仿佛成了陌生人。我连叫他几声都没回应，眼珠子一动不动，身体是僵直的。我出得外间来，宋佩璋正在和合肥通话，他在向军管会汇报今天的武斗情况，等他放下电话，我才问：“李助理怎么啦？” 宋佩璋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不能留在安庆，马上回合肥住院去。” 在一旁的余参谋在我身边悄声说：“他精神失常了。不吃不喝，还尿在裤裆里。” 我心里一沉，说：“他经历过朝鲜战争，眼前死几个人就承受不起了？” 余参谋说：“他从不杀生，见不得血，见到死人几天几夜都不安宁。” 十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了，车上下来的医护人员七手八脚把李助理料理上车。他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我给他拉了拉手，算是告别。 后来，我回到合肥去看望他，他人都瘦了一圈，语言正常了。他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转业，他选择去贵州山区，他的小舅在那里种植药材，他的后半生可以用药济世。 宋佩璋很有耐心，穿梭似地找两派头头谈话，可两派间的兵戎磨擦还是没有停止。我突发奇想，组织第三势力。我找来了以五纺兵团为首的13个和G、P两派不同观点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他们属下有七八万人，知识分子多，要他们甩开两派先联合。这当然不现实，我在会上谴责两派的讲话，很快传给了G、P两派的头头，他们都来找宋佩璋，指责我在釜底抽薪，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我向两派公开检讨，否则他们联合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宋佩璋批评我事先不请示，让领导小组处在被动地位。我说，我惹了祸，做了错事，我马上撤离。宋佩璋当即同意。 第二天，我离开了安庆，回到合肥。 10月下旬，李德生部署缴枪行动，两派武斗组织，在统一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当地驻军交出全部武器。我们在全省21个市，57个县收缴了40多万条枪、数十门炮，弹药以亿万发计。热兵器的武斗总算得到平息。随后，曾经势不两立的两派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实现了“大联合”。 1968年4月18日，在合肥市隆重召开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李德生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宣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胜利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经过反复的较量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这篇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的又一条“最新指示”：“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这两个“继续”的思想指导下，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江淮大地上又刮起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血雨腥风…… 1995年2月初稿 2017年5月修改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