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当年知青运动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将文革中“老三届”上山下乡真实的历史面貌告诉后人。 作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 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对所有亲历者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尽管千千万万知青各自的家庭背景、性格志向、生活环境，乃至后来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最该用来读书深造的青春年华，撒落在了田间地头和荒山沟壑。而一个人的青春岁月留在哪儿，哪儿就是他永远的“青春原乡”，终生难以忘却。所以，曾经的知青们对那个改变了自己人生命运的历史事件往往怀有复杂的情感：有青春无悔的、有感叹唏嘘的、有深恶痛绝的，却惟独没有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也去接受相同“再教育”的。 当年那场看似千军万马、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其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运动，其本身毫无科学意义与社会进步可言。所谓的“知青”，实则是被强制着不让学习知识的“知识青年”；他们所经历的更是没有任何浪漫气息的“青春岁月”。或许正因为如此，这场由领袖发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十年后就嘎然而止，黯然落幕了。 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到暮年容易怀旧。而年轻时遭受的痛苦和磨难到了晚年往往会被淡化，甚至被不自觉地涂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并在悄悄中转化为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抚慰。所以，每当我读到某些知青作者热情讴歌上山下乡，赞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总会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认同感。毕竟，人的青春只有一次，人生不可能重来；与其嗟叹抱怨，不如长歌当哭。退一步说，我们这些过来人比起那些殒命在荒原山野，长眠于北大荒，或者至今还在精神病院里苦度余生的知青患者，已经太幸运了。但无论如何，作为当年知青运动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将文革中“老三届”上山下乡真实的历史面貌告诉后人。 高中梦碎、求学无门 笔者是当年67届高中生。社会上许多人似乎有个错觉，以为“老三届”知青对前途绝望，自愿放弃学业始自文革爆发之初。实际上，文革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校园狼藉，无学可上；尽管社会混乱、政治环境恶劣，广大“老三届”学生依然抱有重回课堂，继续学习的幻想。真正让他们轰然梦碎，彻底心死的当头棒击乃是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那之后，曾经的同窗好友们就各奔东西，从此天各一方，“相忘于江湖”了。只有到这个时候，莘莘学子们才幡然醒悟，原来我们的宿命是如此另类！如此不堪！想当初豪情萬丈投身文革，看如今傷痕累累卷起铺盖，原本再过一年就可叩开的大学之门，从今之后只能泪眼梦中见了。 本人所就读的连江一中属于福建省重点中学。该校文革前每年的高考录取率都很高，曾被树为全省的“高考红旗”。以文革前一年（1965年）为例，仅本科录取率就高达75%，若加上专科则超过了80%，而同年全国的平均录取率仅百分之二十几。本人所在的高二（1）班共有47位同学，如果没有文革和上山下乡，仅按正常录取率推算，1967年可望考上大学的人数应该在38到40人。然而，历史只有事实，没有如果。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我们这个班总共只有2个人考上本科大学，3人考上大专。本人虽然万幸在而立之年搭上“时代末班车”，考入了福建师范大学，可那场望穿秋水的高考毕竟迟来了12年！那可是一个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的生肖轮回啊！ 放眼古今中外，有谁能找到第二个在和平时期，全国整整6届中学生同时失学，同时面临回乡和上山下乡的先例？没有！过去没有，今后也绝不会再有！就连当年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全国的大、中、小学都依然坚持办学（比如西南联大）。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无法出大师级人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老三届学生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黄金年龄。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不是在校园，不是在课堂，而是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不妨想一想，杨振宁、陈省身、吴大猷、华罗庚等学界泰斗们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都能读完大学并脱颖而出，那么，千百万“老三届”学生中又该潜藏着多少今日的大师级学者呢？可惜他们都被埋没了！这固然是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不幸与损失呢？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总难以平复。近年来，有个别人居然信誓旦旦地宣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有计划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英明之举，是青年运动方向的必由之路。相信说这种话的人要么缺乏起码常识，要么别有用心。诚然，当今中国确实存在有过知青经历的高层成功人士，可他们当年大都因父母被迫害受株连而上山下乡，有的甚至还被关进监狱。所以，与其说是“培养”，不如说是落难。值得称道的是，他们能在逆境中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故而有今天的辉煌，当然可喜可贺。 我们应该赞美患难中的坚忍不拔，却永远不可歌颂人为制造的苦难艰辛，更何况昔日的知青大都还健在，往事并不如烟，怎么能够闭着眼睛戏说历史，歪曲事实呢？恕我说句粗话，要是那些当年病死、累死、冤死在他乡的知青们能够复活，绝对会气得一板砖将这伙戏说者拍成碎渣，扔进茅坑。此刻在我的案头恰巧有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儿子宋辉先生的一首诗，是专为纪念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而作。不妨抄录该诗开篇第一段如下： 五十年前，我在课桌旁， 与理想青梅竹马； 突然被告知， 你的理想不应该在这里， 而应该在田间、地头、乡下。 于是，我放下书包，打起背包， 向着一个迷茫的目标出发。 蓦然回首， 碎落了一地芳华。 这“碎落了一地芳华”蕴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表的哀怨、悲叹与无奈啊！ 回到本人高中班的话题。这个班级的47位同学虽然最终考上大学的只有5位。但没有考上或根本没有去报考的同学也绝非无能之辈。他们中有好几位都是当年出类拔萃的学习尖子，成绩非常优秀；要是1967年可以参加高考，上一流大学肯定不在话下，五十年后的今天或许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了。可惜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迥然不同，曾经的学霸转眼“泯然众人矣”！由于当时弥漫全国的流行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这些同学在农村待了几年后，眼看前途无望，也就顺从命运；有的结婚生子，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务农至今；在艰难求生的挣扎中，在柴米油盐的烦扰中耗尽了青春朝气。当十年后恢复高考时，他们都已是几个孩子的父母，当年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殆尽，中学所学的知识也早已踪迹难觅，根本无法再走进考场。行文至此，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班的人数已不再是47，其中有12位已经相继离开人世了。呜呼，天人永隔，世事沧桑，似乎只在转瞬之间！ 青春寻梦梦难成 当年知青们告别城市，告别父母，来到山村荒野挥汗劳作的情形已是尽人皆知。然而，比起肉体上遭受的痛苦，他们在精神上、心灵上受到的磨难和煎熬，恐怕更非笔墨所能形容。至于那些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就更不用说了。想想看，正值青春躁动的年华，又是长身体、长知识，充满人生幻想的年龄，却不得不奔赴边疆、草原、荒漠、山区；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则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既然是“接受再教育”，总该有顺利过关，结束教育的一天。那么，这一天在哪里？况且这名不符实的“教育”根本是颠倒过来的：插队知青除了出劳力干粗活，大多还给当地人扫盲、科普、治小病、传授最基本的文明常识。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知青们不得不考虑恋爱、婚姻、成家立业的终身大事，毕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记得，一位当年跟笔者同在一个公社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就是因为在山区长期插队，恋爱受挫，加之一次次苦盼返城的机会，却一次次落空，终于精神崩溃，疯了。不妨设想一下，亲眼目睹一个女子从清纯可爱的少女，变成了失意憔悴的熟女，最后变成了披头散发的疯女，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多年后，当我听到关于她的最终结局时，我的内心依然禁不住震颤。对一个孑然一身插队山区的弱女子，还有什么打击比得上一次次朝思暮想的返城希望快成为现实时，绝望又追了上来？ 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物质生活匮乏，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同样匮乏。如果说正当青春年少的身体还可以承受繁重劳动的话，这个岁数的青年男女却是最耐不住寂寞，最渴望爱情滋润的群体，所谓“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实乃天经地义。人生苦短，在生命勃发、激情四溢的青春岁月里，缺失了一段两情相悦的爱情经历，怎么说都算不上一个圆满的人生。否则哪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千古名言呢？于是乎，总有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开始挑战命运，坠入爱河，而他们的爱情所能结出的果子惨淡苦涩者有之，凄楚悲催者有之，让人不忍卒视者亦有之。一个名叫王杨玲的陕北姑娘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催人泪下的知青爱情画卷。她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1970年11月27日出生在陕北某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她的呱呱降临，非但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反而让那对偷尝爱情禁果的北京知青陷入到恐惧和羞耻之中。在背井离乡、孤苦无依的插队岁月里，他们播下的虽然是爱情的结晶，收获的却是他们无法承受之重。望着眼前这个孱弱的女婴，小杨玲的父母简直六神无主。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抚养这个额外的小生命呢？两个茫然无助的年轻人哭了，绝望的眼泪夺眶而出，滴落在刚刚出生的婴儿脸上。最终小杨玲被偷偷地送给了当地一对年岁已大，没有子女的村民。在后来的岁月中小杨玲不但饱尝黄土高原贫困农家的生活艰辛，还饱尝了寂寞孤单，遭人歧视的滋味。在小杨玲16岁那年，她的养父母鉴于生活所迫，中断了她的初中学业，硬是将她许配给了当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订婚礼金仅仅200元！小杨玲在向好心人苦苦求助时哭着说道：“在漫漫10多年里，我无数次地设想假如生身父母就在身边，自己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我从小跟别的孩子在一起，一吵架，人家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多少次做梦我都梦见自己站在村头等妈妈……”虽然小杨玲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逃出了被包办的婚姻，可她的幼年、童年，乃至一生都烙下了知青一代苦涩爱情留给她的深深印记。 知青作家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不约而同地描写了那个年代广大知青的生活现状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惨淡爱情、曲折婚姻与漫漫返城路。细细读来，不禁感慨唏嘘，潸然泪下。如果说这些作品中的故事情节难免有小说虚构的成分，那我们不妨来看看发生在知青年代的几个真实事件： 1969年，重庆涪陵双河大队一些知青偷了农民和生产队的东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将其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结果8名知青在聚会时全部被村民活活打死。在吉林九台地区插队的女知青光被当地生产队长齐殿发强奸、猥亵的就达23人。沈阳军区某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在三年时间里共奸淫女知青数十人，其中数人还被迫多次堕胎。而四川巴中的一个林场，10名重庆女知青全部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人不堪凌辱跳水自杀......禽兽如斯乎，不舍昼夜，其状何其惨哉！ 可以想象，当年这些花季少女遭受如此劫难，其精神与心灵上的煎熬该是多么凄绝！可这一切她们除了埋藏心底，又能向谁诉说？又该如何维权？那可是一个没有法制，没有公理，深陷文革灾难的非常时期，不知多少人生离死别，也不知多少人痛苦到泪尽继之以血，就连国家领导人都横遭批斗、备受屈辱啊！借用苏轼的两行名句——“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用来表达这些苦难知青们此时的内心世界，可谓恰如其分。 人生路漫漫、愿梦永相伴 在纪念知青运动50周年的当下，为数同样众多且无城可返的回乡知青们却几乎无人问津。他们的命运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比城市知青更值得同情。由于这些年来广大媒体和国家政策都只聚焦上山下乡知青的返城、就业和其他善后事宜，回乡知青始终成为被人遗忘的一族。2013年前后笔者在一次远郊旅行时无意间遇到了一位当年老三届回乡同学，在他的盛情邀请下，走进他家做客。宾主落座后我开始仔细打量老同学的家。令人不敢相信的是，黑乎乎的房间里除了一台老式长虹电视和一个啪啪作响的电风扇外，看不到其他任何现代家庭必备的电器。据他介绍，这台体积庞大的长虹电视还是个二手货，花230元买的。望着他那布满皱纹，饱经风霜的脸，我忍不住鼻子发酸。若不是此刻电视里正在播新闻，我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曾经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转眼已经半个世纪。当年的老三届现在都已年过花甲，有些已步入古稀。随着岁月流逝，知青的年代与我们渐行渐远，很快就将没入历史尘封。然而，那种对“青春原乡”的怀旧情结却至今无法散去，依然缠绕在我们心头。 记得女儿20岁生日那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这个岁数时的生活景象：锄头、镰刀、斗笠；开荒、种地、砍柴；一碗稀粥，两片咸菜，每天都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可奇怪的是，当年如此苦不堪言的辛酸劳累，此刻居然幻化成了一串背景柔和、影像清晰的蒙太奇镜头——林中开荒闻啼鸟，田间薅草见鱼虾，甚至还有给村民夜校上课，生产队会餐吃肉的温馨画面。或许，这便是潜意识中对知青往事的回忆，对青春足迹的追寻，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祭奠。 截至1979年，全国1700万知青基本上都告别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回到城里。纵观知青一代人的命运转折，国家始终是一个关键词。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产物，它让一部分知青得到磨砺与成长的同时，也让其他知青虚耗了青春岁月，最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回到城市的知青由于年轻时无缘求学深造，既无学历背景，又无专业技能，视野观念也相对落后，所以，大多被安排进街道工厂、集体作坊、国营小厂矿，做着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领着微薄的工资。可以说，返城伊始他们就已经被边缘化了。看着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看着大街上往来穿梭的私人轿车，他们无奈地发现自己在故土上竟然成了外人。 历史的脚步转眼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规模的下岗潮来了，许多知青又是首当其冲。那些曾经因被安排进工厂企业而欣喜若狂的老知青们，此时面对着下岗犹如面临第二次上山下乡。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当年下乡是单身一人，此时下岗则是拖家带口。 记得，有一位诗人曾写过这样两行诗：“幸得春风花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不知当年的老知青们读到它们，会作何感想？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啊，老三届知青！ 搁下秃笔，我忍不住再次吟诵起宋辉先生的那首诗。诗人对那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知青运动虽然难抑愤懑与感伤之情，却能以宽容平和之心看待那段早已过往的历史。是啊，一个人若对从前的苦难始终耿耿于怀，无异于自囿苦难之中。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豁达心态，诗人在该诗的最后一节中写道： “知青贡献是推不倒的树， 知青精神是折不断的麻！ 我们曾负重前行， 我们曾辉煌华夏！” 诚哉斯言！只是“辉煌华夏”似嫌溢美过甚。“辉煌”乎？“苍凉”乎？“悲哀”乎？定论自在人心也！ 作者介绍：张传彪，退休教授，共出版专著5 本；主审译著1本；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现为国内3所本科大学学报特约审稿人；曾受聘担任石河子大学、常州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湛江师范学院、福建工程学院、黄冈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兼职教授、讲座教授。 作者原系连江一中1967届高中生，1969年1月上山下乡，插队在连江县丹阳公社东山大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