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63年起，国家正式开始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因是恢复农业生产，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经济动机。但通过对从上海市10万知识青年赴新疆的历史研究，其结论是上山下乡隐含着更深刻更长远的的政治动机。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其实大跃进是激发长期存在着农业生产衰败，城市就业困难矛盾的总爆发。）国家为迅速扭转这个局面，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调整的应急政策措施，其中有一项是以恢复农业生产，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目的的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包括城市知识青年）的重要措施。 经过经济调整，1963年国民经济取得了明显的好转，总产值比最低的1962年增加84亿元，增率7.3%；农业及粮食生产也得到较好的发展，产值比最低的1960年增加156.8亿元，增率46%，粮食产量比最低的1961年增加3350万吨，增率24.5%。城市就业困难也得到，单1963年一年全国职工就增加人数51万。 纵观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人类社会开始向工业化、城镇化社会转换的时代，但在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展了。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市成为了全国的典范。从1963年起至1966年短短的四年里，仅上海一市，就有10万知识青年赴新疆兵团农场（包括1961年新疆兵团在上海招生的2460名学生），占同时期全国城市知识青年跨省市上山下乡总人数（17.15万）的近60%。与此同时，安置在本地区农村的知识青年为4万人，两类合计14万人。与其他城市相比，其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均为全国第一。 其实，上海市在经济调整时期，经济好转的状况高于全国。1963年至1966年，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1%以上，就业困难也得到彻底解决。其中增加职工人数合计为40.42万人，是此时段14万知识青年的2.9倍。迁入户籍人数为56.94万人，是此时段迁出户籍的10万知识青年5.7倍。详情见下表：
从上述各种数据来看，1963年至1966年，上海完全能够自我解决这个期间14万知识青年在本市就业问题。但上海市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表现的如此突出，与上海当局实行了一系列 “极左”的措施有关。而主政上海市的第一把手是柯庆施。 柯庆施是全国是有名的极“左”领导。柯庆施从1954年至1965年的突然去世，在上海主政11之久。 11年来，柯庆施坚定奉行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亲自培养和提拔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将上海这个资产阶级的十里洋场成功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红色基地，柯庆施颇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高至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有人这样评价柯庆施：如果他不早病逝，肯定会是文革的“五人帮”。 在柯庆施主政上海期间，迁徙人口是整顿、改造上海人口政治素质的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制约下，个人迁徙和择业都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可上海却出现了频繁的人口迁徙。据《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一书揭露，在柯庆施主政的1954年至1966年十二年期间，上海市迁入人口为385万，迁出人口为497万。数量之多，近达当时上海总人口的一半。是上海当局的有意而为。 根据“阶级斗争”的标准，上海市迁徙人口大体为：迁入人口大多是政治可靠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转业军人和革命干部，以体力劳动者为主。“四人帮”的王洪文就是其中之一的受益者。而迁出人口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高素质人口的大量迁出，如支援北京和外地建设，调配调动等，以及迁往港澳台和国外。第二类是无产阶级专政防范的人口，属阶级敌人的“黑五类”分子或政治或历史有问题人员。许多人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及经济调整中被强行驱逐返乡。第三类是盲目扩招的精简。这就是上海当局进行的大规模迁徙人口的实质内容。 上海当局有意控制迁徙人口的政治素质，不同阶层的人口大量更换交替，不断的“吐故纳新”，使上海阶级结构的数量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上海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中上海市闹的最凶的“工总司”就是以外来迁入人口为主的造反组织，例证了上海人员迁徙人口的结果。 1963年国家开展起上山下乡运动以来，上海当局借助了这个运动，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归纳到上海人口迁徙的政治措施之中。10万上海知识青年中竟有70%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判断的论证。 为什么赴新疆农场的10万上海知识青年中有70%出身不好的青年呢？ 早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就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是的讲话》就部分学生闹事讲到：“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像此类论述还有很多。毛泽东确定了家庭出身决定政治地位的革命论断，于是政治成份和家庭出身成了区分敌我的重要标志。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家庭出身不好（指家庭成份是剥削阶级、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关系复杂，后扩展到所有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后备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防范的对象。这类人在入团入党、升学、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恋爱和婚姻等全方位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限制。而以柯庆施主政的上海当局更为甚之，上海一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少年失去参加工作和继续学习的权利，沦为成社会青年。有数据证明到1963年，上海市这类社会青年已达8.7万人。他们的存在给上海的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带来很大隐患。是上海当局急需清理的对象。 而这批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普遍受尽政治上的歧视，闲置在家。在“阶级斗争”的鼓动和失去理想的现实下，深感家庭带给自己的耻辱，都滋生了背叛家庭的强烈意念。当上山下乡运动开展时，给他们打开了就业的大门，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与“反动”的、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而新疆建设兵团以参军形式（统一军服着装）的招工，没有政审，没有限制的宽松条件和各种美好的宣传和许诺，受到这批人热烈的支持和拥护。 因此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上海10万知识青年赴新疆农场的主体，这个事实不可置疑。 1965年周恩来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农场的代表，特意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发表了鼓励所有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奋斗的著名讲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恰好佐证了上海知识青年出身不好的众多。 1：9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确定的阶级敌人在人民中的比例。以上海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测算，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市14-22岁之间的青少年约为200万左右。这些青少年中出身不好的约为20万，出身没有问题的约为180万。而赴新疆农场的10万上海知识青年和安置在上海农村的4万知识青年中出身不好的约有9万之多，为全市同类人的45%。而出身没有问题的知识青年仅有5万，为全市同类人的2.8%。至于家庭出身于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知识青年就更为稀少。 出身没有问题的青少年是理所当然的革命接班人，继续学习和参加工作都有可靠的保障，上山下乡对于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必要。而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是无产阶级专政防范的对象。上海当局安排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质上是对这类人员的清理，是对这类人员进行的政治歧视的惩罚。 这就是上海市当局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也是10万上海知青赴新疆农场隐含的历史真相。 农村并非是“广阔天地”，人多地少是众所周知的状况，近一半农民是多余的劳动力，加之国家对农村实施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如剥夺农民剩余价值的统购统销；如限制农民外出打工的户籍管理等，加剧了我国城镇与乡村的巨大差别。农村普遍是贫穷落后，农民基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这些没有报道过的现状从上海知识青年登上西去列车后就体会到了，许多停靠的车站是成群结对要饭的人群，他们瘦骨如柴，衣不遮体，蓬头垢面以及渴望得到食物的眼神，让每一个上海知青都看的目瞪口呆。 而上海知识青年面对的新疆农场也并非是宣传的那么美好，是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作，以及难以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好在是新疆兵团当时以张仲瀚为主的领导，实施了与上海不同的宽松政策，使出身不好的上海知识青年的政治歧视负担得以缓解，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其中不少人还得到器重。 十几年后，这批新疆农场的上海知识青年是全国1700万知识青年中唯一不被政府批准摆脱“知青”称呼的群体。他们中近一半人不能返回上海，在新疆农场干了40多年，直到退休，为边疆建设奉献了“无悔”的一生，是共和国 “永远的知青”。 (责任编辑：晓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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