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天的某日，在翻阅《黎川发布》公众号时，无意中读到了江西青年诗人-丁艳的一篇讲述关于黎川县城“东方红大道”上的法国梧桐的文章，笔者并向群里的人们发出了“谁还记得东方红大道上的树”一问。 “谁还记得东方红大道上的树？” 丁艳不经意的发问，勾起了我-一个曾经在黎川生活多年的上海知青的诸多回忆和遐想。 其实，上海知青到黎川最初的年代里，植根于东方红大道两旁的行道树还没有被法国梧桐取代，只是一种榆科的乔木，她的高大和壮实是上海一般的法国梧桐所无法比似的。 1969年的三月九日，一大批上海知青载乘十多节绿皮专列，从上海驶进与黎川毗邻的光泽小站。又由闽赣两地的货运卡车，把上海知青们送到了黎川县城，浩浩荡荡的车队停靠在了东方红大道一侧的“黎川饭店”。 风尘仆仆的上海知青首先感觉到，黎川的县城还是很秀丽的，大道两边高大的行道树正开始吐露新芽，虽然不如上海的法国梧桐领人亲切，可春天的气息依然扑面而来。当天的晚上，在这挺拔而茁壮的大树下，活跃起了成群结队的“上海佬”。 从此的十年间，上海知青们把这条不长的大路，当成了家乡的“南京路”；把一棵棵高大的榆树当成了上海的法国梧桐。上海佬们不论身处边远的“西城”、“樟村”、“宏村”，还是近在城郊的“潭溪”、“十里”，只要进城，总要在东方红大道上走一走，到百货大楼里看一看。大家除了采买一些生活必须外，更多的也许是体会一下林荫下漫步在城市的感觉，一解思乡之情。 当年的东方红大道其实只是穿城而过的X894县道通往洪门水库的一小段。而就在这一小段县道两边行道树后，排列了黎川县的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构，由此这条被称为“大道”的泥石路也自然成为了黎川的中心而变得额外重要和迷离。 严格的讲，植有行道树的东方红大道始于东门排路。除了黎川饭店，位于十字街口的黎川百货大楼占据了显赫的位置，成为当时黎川县的商业中心。七十年代的某一年冬天里的一把火，把百货大楼烧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上街的人们面对的是剩下的焦土和断垣。据说当时在黑夜中见义勇为参加救火的人，不顾一切的从火堆里抢出了不少景德镇出产的毛主席瓷像和出售的《毛泽东选集》，因此而受到了表扬。高大的榆树没有被殃及，反而成了这场大火中人和事的见证。这幢黎川的第一百货过了许多年后才恢复重建。
东方红大道与东门排路口，是黎川文化馆（也称黎川图书馆）。黎川不愧为才子之乡，尽管“文革”的余逆横行全国，焚书无数，黎川文化馆依然保存了珍藏的经典并完好无缺。文化馆也是知青们进城必去之处。我阅读过的不少名著，更多的源于这个小县城的“藏书阁”。十年中我与当时文化馆的万成广、武一平、唐迪等贤达都成了好朋友。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调离农村后也都有在此工作的经历。
与文化馆一墙之隔的是黎川电影院。当年的《红灯记》等现代样板戏的电影不停的在这里上演，县城文化生活的缺乏，让生活在县城的人们和难得进城的上海知青们对那“八个样板戏”变得“百看不厌”。当然也会插播一些新片，一旦上演新片，电影院门口的行道树下便人头攒动，一票难求。后来播放的电影渐渐多样化了，电影院方面还特意引进了一名上海知青叫顾国兴的参与电影院的管理，兼制作更换电影海报。当年的电影院也会对政府的官员们放映一些“内参资料片”作为批判用。据知，放映《三本五十六》、《啊！海军》等日本片时，影院非但不对外卖票，连入院的大门也是被反锁的。电影院除了放映，还有一个功能便是召开各类干部大会。记得1971年的十月，电影院戒备森严的关起门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参会人员吃饭都由武装部战士带队，穿过东方红大道的林荫，前往县委食堂用歺。直到中共中央向全民传达56号文件，公布了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沉沙拆机的消息，才让好奇的人们头上的疑云散去。  黎川县广播站可算是整个县城的咽喉要害部门了。播音室里传发出的声音通过那不大的机房里的设备，用无数的电杆和铅芯线发散到全县的各个村落。好奇的人们，总会透过东方红大道行道树的树荫，远远向广播站的沿街窗户张望，为什么屋子里女孩的声音能如此神奇的传到农村乡下的村头檐下？“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正······”。三百六十五天，没有鸟语花香，没有晨钟悦耳。安置在东方红大道两侧行道树上的高音喇叭，总会在清晨把黎川唤醒。接锺而来的党中央的声音、学大寨的歌曲，反复巡环直到晚上才会安静下来。树上的喇叭也曾多次播放过让人惊心的哀乐和讣告；也曾播放过让人难忘的北京喜讯。广播站的女播音员，居然也是从西城梅源走出的上海知青。数年后，电影院的顾国兴与广播站的郝明珠终于在东方红大道的林荫下牵手结成好合。  在广播站与电影院之间的是烈士陵园和体育场。烈士纪念塔是为了纪念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黎川籍烈士和牺牲在黎川的外县籍烈士。塔上的碑文由江西省先任省长方志纯亲笔题写。陵园内松柏长青，一池清水倒映着小亭，使陵园显得壮严肃穆。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的老红军邓连生晚年生活在黎川，为了感谢这位老红军，黎川县政府在烈士陵园内盖建了一座小院供邓老永久居住。虽然与陵园格局有些不入，但让一位健在的老红军与他的战友在这绿树怀抱中生死相守，却也寓意深刻。 黎川体育场其实只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篮球场，除了县机关单位之间凑几个人娱乐之外，大多时间都是空闲着的。林业局的潘剑峰、财政局的何存其都是球场的常客，他们也会带上一些喜欢篮球的上海知青，趁进城的机会在这里秀上几手。只可惜这两位对上海知青关爱无比的老大哥，都早早的离大家而去。很多上海知青返回黎川探访时都会前往体育场默默的悼念一番。东方红大道的树荫下，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俩矫健的身影了。  黎川县政府（当年称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大院座落在东方红大道的北侧中段。当年的政府大院十分简朴，没有豪华的外墙贴面，没有高大的台阶和看护的石狮。青砖黛瓦构建的二层办公楼和青砖的围墙，被路边高大的榆树林荫遮挡着，既不失威严又显得亲民。知青们除了进院与知青办的官员联系，很少有人与其他办公人员往来。倒是从潭溪走出的上海知青-柏万青，以女强人的姿态，担任妇女工作进入到了黎川县的政府机构，只是后来还是在回城大潮的裹挟下离开了。 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年。九月的一天，黎川县政府大院外的老榆树下，以政府的名义搭起了祭台，县文工团扎起两个硕大的黑白花圈悬掛于台的两边。县城的各界群众集合在以祭台为中心的东方红大道两侧，追悼一个伟人的去世。然而，刚刚过去了一个月，一声十月里的惊雷把人们从悲痛中唤醒。以黎川县政府大院为中心的大树杆上转眼间张灯结彩，东方红大道上锣鼓喧天。这次人们发自内心的欢庆，迎来了一个国家的胜利。东方红大道上的老榆树与黎川人民一起庆贺着新的春天的到来。  结束了我在黎川的十年插队生活，于农历羊年春节前夕，告别了这个让人蹉跎和励志的古镇。我从下马路开始，沿着两边的老榆树用脚步仗量这条不长的东方红大道，只用了几分钟便到达了东门排路边的黎川饭店（我们当年来到黎川下车的地方）。我站在寒风中的榆树下，突然发现，这一条用石子和红土铺就的东方红大道，要用青春的岁月来走过，原来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艰难，那么的泪洒。 回上海三十多年后的一天，重又回到黎川，古镇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是由于城市的改造，东方红大道两旁新建筑的兴起和道路的加宽美化，那两排老榆树已不复存在了。 我延着新筑成的东方红大道，再一次漫步其中，灯红酒绿间，我不断的环顾，仿佛是想找回那两行参天的榆树，又仿佛是想找回逝去的青春。 2017.12于上海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