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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10月7日，《解放日报》出了特刊，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度评价他的功绩：“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报上还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邹韬奋
1926年，邹韬奋受命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当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的理想只是追求“政治清明”和“实业的振兴”。1930年邹韬奋搬居万宜坊54号，在胡愈之、杜重远、金仲华等影响下，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犀利檄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对日本不抵抗政策，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笔杆子呼唤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抗日。在他的带动下，《生活》周刊逐渐走向政治的最前沿，成为当时广大爱国主义者的代言人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先锋，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邹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邹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邹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为了不使职教社的负责人为难，邹韬奋公开声明，《生活》周刊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社，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朝不保夕，邹韬奋与胡愈之决定在内部组织一个生活出版合作社，193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并演变为生活书店。 邹韬奋还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社团和接触实际政治斗争，他很兴奋，在《生活》周刊对同盟作了一些介绍。同盟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了。邹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1933年被迫离开上海。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迫停刊。1934年2月10日，生活书店创刊《新生》，但却因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闲话皇帝》，也于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逮捕，邹韬奋对此深为不满，毅然决定回国，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并创办了《大众生活》。国民党又派出了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但是这次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和结果。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为了免去邹韬奋对安全的担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邹韬奋和救国会同志协商后，放了蒋介石的鸽子。《大众生活》周刊被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2月被迫逃到香港。 1936年夏，不畏强权的邹韬奋再次回到上海，将香港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宣传抗日救亡。为了体现新闻性，杂志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广州，以及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柏林等重要地方，都约定了有丰富经验的通讯员，经常提供各地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报告，密切配合当时的形势发展，反映国内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邹韬奋本人也撰写了《急迫救亡的两个条件》等文章。1936年7月31日，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他还和杜重远等商定，由杜和其他东北爱国人士反复向移驻西北的东北军将士进行说服教育，晓以爱国大义，并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这对于西安事变促成全国一致联合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邹韬奋的表现得到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和进步青年的赞赏，他们称他为硬骨头。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与他相识，使我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观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及爱国民众奋起抗战，这一壮举振奋了人们的抗战热忱，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在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5号发表了社论《援助绥远前线将士》，并与《东方杂志》等30多家杂志一起发起全国读者“以一日贡献绥军抗战”活动，对绥远抗战给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11月22日深夜，刚刚参加了援绥会议回到家的邹韬奋即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等6位进步人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出版了28期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4号刊登了关于绥远抗战的照片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邹韬奋于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系统地分析和报道抗战，后因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从9月9日第7号起至第28号曾易名为《抵抗》三日刊。主要撰稿人有金仲华、张仲实、胡愈之、潘汉年、钱俊瑞、冯玉祥、宋庆龄、沈钧儒、范长江、曹聚仁等，刊登有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报道 “一个八岁小弟弟献银救国”、郭沫若《抗战颂》、章乃器《怎样开展弄堂组织》、胡绳《战争时期的文化界》和《谈内地的文化工作》、潘汉年《广泛的游击战争》、李公朴 《全国动员告国人书 （上）―西战场上的教训》等文。战局分析是《抗战》三日刊上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主要为金仲华所撰，如《战局一览：大场血战继续进展》。该刊积极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斗志，成为民众了解战局的重要渠道，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的声音，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邹韬奋还于1937年8月29 日创刊六天一期的《抗战画报》，后改为五日刊，相继刊登了杨小梵、赵定明、夏晓霞及国际社记者赴前线拍摄的照片。如英勇抗敌的我军将士、大世界落弹惨剧、救护抗战的战士、敌骑蹂躏下的天津、敌军攻击下的华北战场、八路军游击战士等照片及《莫躲避责任》等漫画。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在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等保护下，和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后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到重庆。他和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李公仆等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抗战》《抗战画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在武汉和重庆，邹韬奋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人密切接触，认识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向。他真诚地从广大人民群众出发，在大后方的大中城市相继设立了56处生活书店分支店，并经常在刊物上刊登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周恩来经常抽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 《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1940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劝说一心想到延安工作的生活书店党员们，告诉他们，生活书店的事业是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加生活书店就是参加革命。 
1937年重庆生活书店分店
邹韬奋在大后方通过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和热烈动人的演讲宣传活动，唤起了广大读者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每到一处，青年们对他的热烈欢迎甚至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于是不断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封闭。邹韬奋多次抗议都没有结果，本人的一言一行也受到监视。国民党政府对爱国人士的摧残和扼杀进步言论的行径，终于使邹韬奋对之彻底失望了，他辞去国民参议员一职，秘密出走香港。当时蒋介石得到消息，下令“坚决挽留”，邹韬奋乘坐的飞机刚开走两个小时，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不久他的妻子沈粹缜也带着两个儿子乘乱逃到香港，一点生活费用都没有了。邹韬奋就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长篇史实性散文《抗战以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底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接应下，毅然投奔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但已不幸患了耳癌，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邹韬奋病重时，生活书店店员扮成商人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向陈毅汇报邹的病情，陈毅作了“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医治”的指示。病中正值反动派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邹韬奋抱病发表了《对国事的呼吁》，1944年在病榻上写成了6万字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控诉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迫害，弥留时他口授遗嘱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 邹韬奋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光辉榜样。他的爱国、民主和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共产主义者应该追寻和保持的精神。1958年11月，在邹韬奋诞辰六十三周年纪念日，上海建成了邹韬奋纪念馆，以弘扬他的精神。 
邹韬奋纪念馆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8年0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部分图片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