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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起推出“在上海读懂长征”系列报道，回望征程，启迪当下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上海虽不是长征途经地，但对长征的历史进程、长征故事的传播、伟大长征精神的孕育有重要而特殊的贡献。本报今起推出“在上海读懂长征”系列报道，回望征程，启迪当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本报记者 洪俊杰 刘雪妍 历史，往往在某一瞬间爆发出惊人力量，让世人永远铭记。 1936年10月，红军主力征战万里胜利会师，实现了一场最辉煌最悲壮的战略转移，完成了一次“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 上海虽非长征途经地，但对长征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长征之路，既铺展于祖国广袤山河间，亦镌刻在上海这座红色之城肌理中。 今天，我们重温上海与长征的故事，用伟大长征精神激荡内心，感悟这跨越90年的历史回响。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的中央机关驻扎在此。随着革命形势变化，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之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继续领导党在国统区斗争，并承担与共产国际联系。 彼时的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不给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然而，一条自上海经由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直抵瑞金的3000公里红色交通线，日夜不停地将干部、情报、物资送入苏区。毛泽东盛赞，“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长征。途中，党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电讯、联络系统以及培养出的人才，为保障红军战略转移和突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潘汉年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在江西寻乌与粤军谈判三天三夜，达成解除封锁、互相借道等协议，红军顺利突破粤北防线，闯过长征第一道封锁线。 上海秘密培训的无线电人才，为苏区无线电通讯事业奠定基础。上海市档案馆史料编研部工作人员耿哲介绍，长征途中为中央决策提供关键情报的军委二局，多位骨干曾在上海有过秘密工作经历。局长曾希圣1930年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副局长钱壮飞则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一。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工作：“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李白烈士，1934年随红五军团长征，立下“电台重于生命”誓言，在敌机轰炸、严寒缺粮环境下，保障部队情报传递。长征胜利后，他又赴上海开展秘密电台工作。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党的隐蔽战线上，无数人用忠诚、勇敢与智慧铸就丰碑，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以第一手材料，讲述第一等伟绩 没有什么能比长征更考验革命者对理想的坚守。 1937年，首部长征集体回忆录《二万五千里》在陕北编辑完成，一部誊清稿本被带往上海准备出版。后因时局变化未能出版，但长征故事以其他形式在上海传播。 到了1942年，留在陕北的稿本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刊印，亲历者以第一手材料，讲述第一等伟绩。 在书中，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回忆起与何叔衡在出发前的对话—— 他问：“假使红军主力转移，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来时所经验过的。” …… 革命老人间的惺惺相惜跃然纸上。后来，董必武得知留在苏区的何叔衡遇害，他悲愤交加：“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 从上海乘船留法，又曾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李富春则记录下艰难的征途：“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 但在他笔下，依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过山时，先头的已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共约20多万人的长征队伍，到达陕北者仅五六万人。作家王树增在纪实文学《长征》中感叹：“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 过草地时，一些倒下的红军为不拖累战友，把草盖在自己脸上一动不动，想让战友认为自己已死去； 下转 7版（上接第1版）一些自知无法走出去的红军，牺牲前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一旁，留给后面走来的战友……当每个人将生命交付给共同信仰时，那就再无不可逾越的沟坎——“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 历史在遵义悄然拐弯 历史，总在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长征出发前，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敌特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由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 1935年1月，党和红军生死关头，在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两位来自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与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上，张闻天发表一篇系统批评“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陈云则在日后回忆：“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之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向军委纵队、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历史在这里悄然拐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朴素的真理，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成为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取得长征胜利。2021年，遵义会议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其核心内涵被概括为“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1935年6月，长征途中的陈云悄然告别主力部队，潜回白色恐怖下的家乡上海执行任务：恢复白区党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在沪期间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献之一。 走好每代人长征路 长征胜利后，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协调，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带着对长征的一连串问号走进陕北，用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报道这一“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这本书的中文版《西行漫记》，之后在上海翻译、印刷、传播。 回望90年前的这段历史，很多人感慨，“从来没有过一个政党，其早期成员大多家境良好、受教育程度高，却立志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服务”。长征路上的不少革命者从上海出发留过洋，也曾漫步于巴黎塞纳河畔、上海十里洋场。然而在长征途中，他们穿的是草鞋，住的是农家破屋，走的是崎岖山路，用身体丈量土地，用信仰改造河山。 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力量，铸就伟大长征精神。“这是镌刻民族风骨、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瑰宝，集中展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优良传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黄琨说。 这又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黄琨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底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孕育的一系列红色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斗争场景中的具象化落地、实践性诠释与时代性拓展，共同构成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与时俱进的红色精神谱系，实现了从抽象建党初心到具体革命实践的落地延伸。 历史照亮未来，这段始于1934年的远征并未结束。身处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我们要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以实干出政绩，为上海“五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以伟大长征精神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一支军队对英雄最好的纪念，是更多英雄辈出！ 一个国家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新的历史！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