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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来上海女儿家小住，闲时逛了几个打卡点，总觉心欠欠的意犹未尽。一日，突然想起“四行仓库”，哦，这地儿还没去过呢。 翌日，当我站在四行仓库的广场，仰望仓库的那面高墙，数百个枪眼，十几个窟窿赫然在目，这是花岗石的墙体，厚实而坚固，要用多少炮弹才能击穿它呀。这面残破的高墙，矗立在蓝天之下，像一座巍然䇄立的丰碑，镌刻着当年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悲壮。  这天，到四行仓库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与其它景区的游客不同，老人少，中青年多，不难理解，都是来接受教育的。走到仓库门口，我有些惊诧，一群老人被旅游团的导游带到这里，有说有笑闹嘛嘛的，与四行仓库的庄重极不协调，难道他们从未读过八百勇士的悲壮？另一队人马也很搞笑，扯着横幅在仓库门口拍照，他们在纪念党的生日？还是为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一位中年男子说，这是人家的光荣，关你们屁事！此言很讽刺啊。 跟着人流走进四行仓库纪念馆，满眼的黑白照片，被放大挂在墙上，皆是国军在抗战时期留下的影像，灰白色的画面很沉重，一幅接一幅，展开了一段悲壮惨烈的抗战历史，看着让人震惊！直击灵魂。 馆里的解说员像背书似的，讲着八佰壮士的故事，索然无味，没有触动我，宁愿一个人静静地去阅读墙上的文字。当我走出纪念馆，八百壮士的故事已经刻进脑里了。 今天，我想站在女人的角度，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把四行仓库的故事慢慢道来。  奉命死守的，是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的一个加强营，由团副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率领。对外宣称“八百人”是为了迷惑敌人，实际上只有四百二十几名战士。他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血性男儿，全都挺着脊梁，以决绝的悲壮，站到了小日本的炮口前。  纪念馆里有一组雕像，呈现了一次惨烈的战斗场景，引来许多游人驻足凝视。我看了许久，直到视线模糊。  都说，革命队伍的英雄层出不穷，在作家的笔下高尚又伟大。其实，抗战中的国军将士同样可歌可泣。这位一跃永生的战士与黄继光、董存瑞完全可以并题相论。  最特别的，是四行仓库的位置。一河之隔，两个世界。中间是流淌的苏州河，这边是炮火硝烟的战场，对岸是歌舞升平的英法租界。每天都有上万市民在隔河观战，各国记者和外交官举着相机、望远镜注视着这场殊死搏斗。许多市民群情振奋，自发为守军运送食物、药品和物资。一位绸缎庄老板扯下店里的绸缎，高呼“用杭绸做国旗”。国旗做好后，十五岁的童子军杨惠敏身缠国旗泅渡苏州河，对岸的市民用手电筒连成一道光带为她引路。当那面青天白日旗在仓库楼顶飘扬时，租界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许多人当场跪地，泪流满面。这般场景何其感人！连电影编剧、导演都构思不出来。 四天四夜的鏖战，通过租界的电台和报纸传遍了全世界。它让世人看到，中国军人没有倒下，中国人还在顽强抵抗。 1937年10月31日凌晨，谢晋元手持国旗，最后一个与四行仓库告别。这支孤军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原以为可以南下归队继续抗敌，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进租界便被缴械，随即被软禁在昌平路胶州公园内的“孤军营”中，四周被铁丝网严严实实地包围着，由外国武装日夜看守，俨然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 在被困的四年里，谢晋元治军如常，升旗、出操、训练，还带着战士们办工厂、做肥皂、织毛巾，自力更生。他铁骨铮铮，坚如磐石，多次拒绝汪伪政权的诱降，回答只有一句：“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晨，谢晋元照例带兵出早操，猝不及防间，四名被汪伪收买的叛徒用匕首杀害了他。那年，谢晋元三十七岁。英雄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被自己人在背后捅了刀子。  英雄已逝，他留下的担子，落在了另一个人的肩上。 凌维诚是谢晋元的妻子，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女人。她本是徐家汇一富商家的千金小姐，毕业于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弹得一手好钢琴，会拉小提琴，会吹箫，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文艺青年。一九二七年，在一场朋友的婚礼上，她与担任伴郎的谢晋元相识，一个是伴娘，一个是伴郎，一见倾心，从此生死相许。 一九三六年，淞沪战事吃紧，谢晋元预感大战将至，执意要将怀有身孕的妻儿送回广东蕉岭老家。凌维诚起初不肯，她要在上海与丈夫同生共死。但谢晋元说：“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 她含泪应允了。临别时，丈夫握着她的手说：“等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回上海。” 然而，她等来的不是丈夫凯旋归来，而是他遇难的噩耗。故事讲到这里，我的心在流泪……太悲催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竟遭四个小人杀害，还是被他视为同生共死的兄弟。怎么可以丧失良心，不择手段置人于死地呢？我在想，如果谢晋元没有被害，能活到解放战争，他也许会率兵投诚，投奔共产党，成为解放军的一员虎将。然而，没有如果，永远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只有谢晋元的铜像，威风凛凛，目光炯炯。他在回望历史的悲壮？还是在感叹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回到前面的话题，说说谢晋元的夫人凌维诚，她在广东乡下的十年，是一生中最悲苦的日子。公婆年迈，孩子嗷嗷待哺，一家八口全靠她一个人养活。逼得她脱下旗袍和高跟鞋，换上粗布衣，卷起裤脚下田插秧、挑粪、施肥。弹奏钢琴的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白皙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上海小姐，一下沦为穷困潦倒的布衣农妇。命运的巨大悬殊，没有压垮这个羸弱千金，支撑她的是她深爱的丈夫和她的儿女们。每当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了，她一个人坐在灶台前，想起丈夫生前的点点滴滴，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熬到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凌维诚再也坐不住了。她卖掉田地，带着四个孩子，从广东辗转来到汕头，准备坐船回上海。可是船票钱不够，轮船公司的经理听说她是谢晋元的夫人，当场免除了一家人的全部费用。几天后，上海报纸登出一条短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 这条消息像是一声号角，唤醒了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的孤军老兵。第二天，就有老兵找上门来。短短几天，聚集了数十人。凌维诚看到丈夫的旧部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有的断腿，有的瞎了眼，有的在日军战俘营里被折磨得皮包骨，不成人样。她心如刀绞，没想到，战争胜利了，英雄的部下却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于是，凌维诚果断决定：“你们的团长牺牲了，但我是团长夫人，责无旁贷，他留下的担子我会挑起来的。” 她带着老兵们住进吴淞路一栋废弃的楼房，并四处托关系给有技能的老兵找工作。会开车的当司机，识字的当文员，有力气的去码头扛货。她还组织老兵办起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生产“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靠上海市民对八百壮士的感情维持生计。 日子依然艰难，物价飞涨，生意难做，有人卷款跑了，有人因为饥饿走上了歧途。但凌维诚始终没有放弃。她把丈夫的抚恤金拿出来分给老兵，把孤军营的空地租出去收点租金，一分一分地攒，一点一点地积累。她的所有善举，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让这些九死一生的老兵能活下去。 每当有老兵要离开上海回原籍，她都会塞给他们一笔路费和安家费。老兵们跪在谢晋元墓前痛哭：“团长，我们对不起你，你为国捐躯，我们无能，还来叨扰你的家人。”凌维诚却擦着眼泪说：“我丈夫虽然牺牲了，但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而你们，受了多少活人的罪，九死一生活了下来，却还要面对更残酷的生活。每个活着的孤军士兵，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在凌维诚的怀里，始终揣着一个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百多位老兵的名字。每去世一位，她就划掉一个。直到一九九一年她病逝前，才把本子交给子女，嘱咐他们：“这些叔叔都是和你父亲一起写遗书、一起同生共死的人。他们遭的罪，比你们父亲多得多。你们要接着照顾他们。直至2010年，“八百壮士”最后一位战士杨德余去世，凌维诚及其子女对孤军老兵的照顾才最终画上句号 。 今天，四行仓库西墙上那些触目惊心的弹孔还在风中静默，在纪念广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前来献花、默哀、鞠躬。谢晋元的孙女谢骏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义务为参观者讲述祖父和八百壮士的故事。这种纪念方式或将代代相传，让更多的后人能听到八百壮士的悲歌。 2014年，谢晋元等八百壮士被民政部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虽是迟来的认定，但他们的名字终于被以国家名义郑重铭记。作为国军后代，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为在武汉保卫战中伤残的父亲，更为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而骄傲！ 壮士西去，灵魂不朽！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