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首军歌我60多年前就会唱，记得这首歌：“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转危为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抗战八年整，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成长壮大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保卫祖国作栋梁，人民军队忠于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这首代代相传的革命军旅歌曲，在建国70周年大阅兵时，由解放军三军千人军乐团演奏，气势磅礴，铿锵有力 ，表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声，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中，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同一座历史丰碑，矗立于9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以其独特的地位与意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从严重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这个会址题字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底题写的。分别在34*24厘米的宣纸上写了遵义会议四个字和会址两个字，经过拼接完整放大，于1965年在会址重新开放时，制作好的黑底金字门匾挂上去了。这是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馆亲笔写的独一份题字。其它纪念馆的毛体字都是集字制作的。遵义会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也是中国革命从挫败走向胜利的起点。今年我们回顾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过程、成果及其深远意义，并探讨其在新时代的启示与价值，对我们庚续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与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 1934年，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所谓的正规战拼消耗 ，致使红军屡战失利。彭德怀曾怒斥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在中央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失守后，战争形势日益危急，敌军不断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压缩，红军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中央苏区周围打破敌军“围剿”已无可能。当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集结，从江西于都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然而，在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与组织不力，还带着许多机器，行军缓慢。红军损失惨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浴血奋战，强渡湘江，遭受了严重损失，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朱德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面对严峻形势，如何纠正军事指挥上的僵化错误，调整领导核心，成为摆在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了挽救红军、挽救党的关键一步。 二、会议的醞酿过程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计划，转向贵州，张闻天、王稼祥思想转变 黎平会议 长征开始时，中革军委原计划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但蒋介石看到中央红军意图，调整部署，赶筑工事，企图围歼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此时如果仍按原计划行动，必然会陷入敌军包围圈而有覆灭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 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毛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31日，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瓮安县的猴场。当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7日晨，刘伯承亲率红二师第六团先头部队攻占遵义。攻占遵义，使长征两个多月后，极度疲劳的红军获得了一次极其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条件。 此前在12月20日，排名仅次于博古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在一片橘林有“关于红军前途和命运”谈话，史称“橘林谈话”。王问张，“这次转移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提出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并将两人看法告诉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在高级将领中传开 ，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次谈话对遵义会议走向起关键作用。正如毛后来在1945年党的七大关于选举问题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秘密举行，现在对会议召开时间正式说法是15～17号，其实还有另一种出自会议亲历者（1983年，之前参加会议者尚在世时）说法是在7～9号。地点在遵义市内黔军师长柏辉章官邸。会议由毛泽东提议召开，旨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纠正李德“一言堂”军事指挥上的失误。 三、会议召开的经过和决议 ——参加者，会议主报告、副报告、反报告与决议 陈云手写的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提纲（上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归还，1981年中央档案馆整理档案时发现，《（乙）政治局扩大遵义会议》手稿共8页，写在20.95*14.7厘米的活页纸上，从右往左竖写，每页约600字，共4600余字）。1982年4月，得到他本人确认。上面明确写着：“参加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毛泽东6人，超过了当时全部政治局委员11人的半数因而有效；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凯丰、刘少奇4人）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林彪、聂荣臻）、彭杨（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 以上17人外，还有邓小平（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委派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陈云提纲里没有写出席者有邓小平，因为邓当时还不具备党内负责人的身份，此时的秘书长主要还是做一些具体工作。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曾明确说，邓参加会议，这件事没错呀，他还做会议记录呢嘛。杨尚昆也细致回忆当年会议诸多细节，回想起邓坐在角落里记笔记的事。但邓的记录在战乱中丢失了。） 遵义会议会上，曾经有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之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三个报告之前，几位发言者，对红军接下来的行动方向，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黔北，指向四川。会议主题军事问题，先是博古的主报告，他强调军事失利是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军事失误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周恩来让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报告“开炮”。周的身份、资历与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大许多，他的态度对会议走向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张闻天旗帜鲜明指出博古报告基本上不正确，军事由李德包办，独断专行，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完全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使下层指挥员机动灵活、创造性完全被抹杀。博古对李德作战指挥所犯路线错误，在军委内部各种不正常现象，非但没有及时发现与制止，反而积极拥护并助长，错误非常严重。作战以堡垒对堡垒、变运动战为阵地战，舍己之长，在敌已有准备情况下，还坚持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将使红军处于险地等。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开场后，毛泽东发言2小时，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与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会议中凯丰作为博古在莫斯科老同学，竟站起来大声斥责毛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吗？别以为你看过《三国》和《孙子兵法》，就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军事家了，你还差得远呢！这种大放厥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意气用事。根本没有意识到博古、李德错误的严重性。毛泽东此时反问凯丰：你说我只看过这两本书，那么现在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多少章节吗？凯丰一时哑口无言，只能自讨没趣坐了回去。后来，凯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发言首先肯定洛甫所指出的博古所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归结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批驳了李德对苏联红军经验的生搬硬套。毛泽东说，堡垒战、阵地战、消耗战，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怎能不输？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真正的马列主义，不光要懂得知道，还要懂得怎样去应用。针对有人说是山沟里的土包子，谁规定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了？敌人是强大的，我们是弱小的，但弱小并不可怕。我们要充分站在弱小的角度去想问题，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情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弱制强，在制约敌人过程中，找到机会取得胜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意见。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刻的自我反省，会议决议指出五次反“围剿”起西征到遵义，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是负主要责任的。会议决定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选为常委（第一次），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军事领导层的调整，更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重大调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由洛甫接手博古的工作。在遵义出发到威信行军中，中央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立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核心确立与战略转变 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后，红军战略战术回归灵活主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追兵，最终胜利会师陕北，为长征胜利提供根本保障。 对后续革命的影响 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核心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续取胜奠定组织基础，证明正确的领导核心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一经验在后续革命中不断得到验证。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它从根本上纠正了红军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后来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邓小平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开始于遵义（1935），完成于延安（1938）。其次，会议强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为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能够勇于自我革新，敢于直面错误并予以纠正。这一精神品质，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 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党自主扭转危急局面，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党的领导核心来自实践，代表人民，指引方向，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次会议正好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的28年中间。前14年党经历了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的错误。后14年党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因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在危机中寻找到正确的方向；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精神风貌；它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90年来，遵义会议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五、纪念遵义会议对新时代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遵义会议，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它提醒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最后，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缅怀那段峥嵘岁月中的革命先辈和英雄人物，更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所蕴含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陈云手写的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提纲（上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归还，1981年中央档案馆整理档案时发现，《（乙）政治局扩大遵义会议》手稿共8页，写在20.95*14.7厘米的活页纸上，从右往左竖写，每页约600字，共4600余字）。1982年4月，得到他本人确认。上面明确写着：“参加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毛泽东6人，超过了当时全部政治局委员11人的半数因而有效；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凯丰、刘少奇4人）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林彪、聂荣臻）、彭杨（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 以上17人外，还有邓小平（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委派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陈云提纲里没有写出席者有邓小平，因为邓当时还不具备党内负责人的身份，此时的秘书长主要还是做一些具体工作。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曾明确说，邓参加会议，这件事没错呀，他还做会议记录呢嘛。杨尚昆也细致回忆当年会议诸多细节，回想起邓坐在角落里记笔记的事。但邓的记录在战乱中丢失了。） 遵义会议会上，曾经有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之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三个报告之前，几位发言者，对红军接下来的行动方向，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放弃黔北，指向四川。会议主题军事问题，先是博古的主报告，他强调军事失利是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军事失误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周恩来让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报告“开炮”。周的身份、资历与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大许多，他的态度对会议走向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张闻天旗帜鲜明指出博古报告基本上不正确，军事由李德包办，独断专行，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完全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使下层指挥员机动灵活、创造性完全被抹杀。博古对李德作战指挥所犯路线错误，在军委内部各种不正常现象，非但没有及时发现与制止，反而积极拥护并助长，错误非常严重。作战以堡垒对堡垒、变运动战为阵地战，舍己之长，在敌已有准备情况下，还坚持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将使红军处于险地等。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开场后，毛泽东发言2小时，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与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会议中凯丰作为博古在莫斯科老同学，竟站起来大声斥责毛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吗？别以为你看过《三国》和《孙子兵法》，就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军事家了，你还差得远呢！这种大放厥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意气用事。根本没有意识到博古、李德错误的严重性。毛泽东此时反问凯丰：你说我只看过这两本书，那么现在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多少章节吗？凯丰一时哑口无言，只能自讨没趣坐了回去。后来，凯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发言首先肯定洛甫所指出的博古所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归结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批驳了李德对苏联红军经验的生搬硬套。毛泽东说，堡垒战、阵地战、消耗战，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怎能不输？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真正的马列主义，不光要懂得知道，还要懂得怎样去应用。针对有人说是山沟里的土包子，谁规定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了？敌人是强大的，我们是弱小的，但弱小并不可怕。我们要充分站在弱小的角度去想问题，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情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弱制强，在制约敌人过程中，找到机会取得胜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多数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意见。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刻的自我反省，会议决议指出五次反“围剿”起西征到遵义，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是负主要责任的。会议决定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选为常委（第一次），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就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军事领导层的调整，更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重大调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由洛甫接手博古的工作。在遵义出发到威信行军中，中央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后，红军战略战术回归灵活主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追兵，最终胜利会师陕北，为长征胜利提供根本保障。 对后续革命的影响 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核心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续取胜奠定组织基础，证明正确的领导核心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一经验在后续革命中不断得到验证。 遵义会议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它从根本上纠正了红军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后来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邓小平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开始于遵义（1935），完成于延安（1938）。其次，会议强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为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能够勇于自我革新，敢于直面错误并予以纠正。这一精神品质，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 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党自主扭转危急局面，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集体。党的领导核心来自实践，代表人民，指引方向，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次会议正好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的28年中间。前14年党经历了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的错误。后14年党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因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在危机中寻找到正确的方向；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精神风貌；它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90年来，遵义会议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无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体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五、纪念遵义会议对新时代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遵义会议，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它提醒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最后，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缅怀那段峥嵘岁月中的革命先辈和英雄人物，更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所蕴含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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