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1、一谈知青思想文化史学研究的理论准备——“四重说”与理论的借鉴与建构 2、二谈知青思想文化史学的研究范畴 3、三谈知青的历史本质研究——生物-社会、群体-阶层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4、四谈知青的主体意识与观念形态一一知青文化九维度与"三观"理论 5、五谈知青的政治思想与现代化理念 6、六谈知青的经济思想与最低财富自由 7、七谈知青的社会思想与知青社会问题 8、八谈知青的文化思想与知青文化建设 9、九谈知青的组织思想与研究联谊的组织管理 10、十谈知青思想文化史学研究的验证 按语:中国知青思想文化史学是我国学界近年形成的专门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由杨张乔编著、杭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出品的《中国知青思想文化史研究》(12章，42万字)等。它以1950年代以来的知青群体为核心对象，以该群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思想体系、精神特质与文化实践为范式，以知青的历史本质、主体意识与观念形态为基础理论范畴和知青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等思想为应用理论范畴的新史学门类。现特约杨张乔分10个话题谈论，以此作学术性的探讨。  ——内涵、思想文化维度与观念形态 杨张乔 知青的主体意识是现代性语境下知青的主体性觉醒的核心表征，其本质是知青对自身在对象化实践活动中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与主体价值的系统性自觉认知。笔者认为，作为知青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意识前提，其主体意识可具化为核心内涵、思想文化维度以及观念形态三个相互支撑的议题 笔者曾在1988年8月出版过一本《声张自我的艺术一一舆论社会学》的书，后来被业界称为国内第一本舆论学专著，在这本书里，开宗明义地指出，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带有很强的主体性，甚至可说是主体性的通俗表述的一个侧面。任何一种自我的意识，在其内省的过程中总是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开放"。因为自我意识并不是一种生物意义的自我存在的意识，而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存在的意识。它渗透在人的权力关系、利益关系、职业关系、社交关系及家庭等关系之中，渗透在人的思想文化的维度之中，渗透在人的观念(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态之中。 笔者的《中国知青思想文化史学研究·知青的主体意识》一章里，承继了上述认知，以自我概念为切入口，论述了知青主体意识的内涵、维度以及观念形态。 其一、谈谈主体意识与知青的主体意识概念 笔者认为，主体意识作为哲学范畴的核心概念，指个体对自身在认识与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及主体价值的自觉认知。它不仅是人之所以具备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更涵盖了自主意识、实践意识、创新意识及人格独立意识等多重维度。在一般意义上，主体意识标志着个体从被动的客体依附状态向主动的历史创造者转变，强调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的主导性、选择性以及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主体意识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内在驱动力。 以此为理论前导，知青群体的主体意识则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心理结构与精神形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约二千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这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不仅重塑了城乡关系，更深刻重构了知青一代的精神世界。知青的主体意识并非单一维度的存在，而是一个从“政治认同”到“自我觉醒”，再到“历史反思”的辩证发展过程。 以我之见，这个发展过程的初期，知青的主体意识表现为高度的政治认同与集体主义激情。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宏大叙事紧密绑定，视艰苦劳动为革命洗礼，这种“浪漫化”的主体体验体表现出强烈的奉献精神与理想主义色彩。此时，个体的主体性主要通过融入集体、服从秩序来实现，呈现出一种“无我”的崇高感。 之后，在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中，知青的主体意识经历了深刻的现实磨砺与内在转化。面对生存困境、文化落差及身份边缘化，知青开始从政治倾向转向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这种转变催生了基于身体经验的实践理性，他们开始在艰苦环境中寻求自我确证，通过文学创作、技能学习等方式重建自尊与自信。这一阶段的主体意识带有鲜明的抗争性与独立性，标志着个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当知青返城后，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进一步完成了主体意识的现代化建构。通过对过往历史的反思与文学书写，知青们试图在历史断裂处重建连续性，确立自身的历史合法性。他们不再仅仅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历史的审视者与文化的创造者。这种主体意识超越了物质利益的衡量，上升为对生命意义、社会责任及历史规律的深层思考。 所以，我曾反复强调这么一个观点，知青的主体意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代青年精神成长的缩影。它既包含了对国家使命的忠诚担当，也蕴含了个体在逆境中的自我救赎与超越。深入剖析这一概念，不仅有助于理解知青群体的历史贡献，更为当代青年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确立主体地位、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与精神资源。 其二、谈谈知青主体意识的思想文化九个维度。 上面谈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社会实践，不仅是一场人口迁移与就业安置的政策行动，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思想锻造与精神重塑的集体历程，并构建出一套独特而坚韧的思想文化体系的九个核心维度。 知青上山下乡期间，这种思想文化维度的自我淬炼与精神塑造，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概括起来有这么九句话: 第一句话叫作"理想信仰是精神原点"。理想是一种精神现象，源于人类社会实践。其内涵包括个人理想、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价值理想等层次。笔者将理想简括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个人规划的具体职业理想。从意识形态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使命，在当时还赋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使命。 第二句话叫作"集体主义思想是行为基石"。在资源稀缺、生存压力巨大的农村环境中，个体生存必须依赖集体协作。知青彻底告别“城市学生”的身份标签，以“生产队一员”身份参与劳动分配、集体决策与共同生活。他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打破城乡身份壁垒，形成“我们”而非“他们”的共同体意识。 第三句话叫作"雷锋精神是实践路径"。知青群体中涌现出一批典型人物，他们甘当“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当赤脚医生、做乡村教师、修桥铺路、记录工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他们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甘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普通农民”，在平凡岗位上实现了革命责任的升华。 第四句话叫估说责任意识是成功的保障"。其包括工作责任的精益求精、工作态度的尽职尽责与社会责任的公平正义，它是多元责任的交叉融合。 第五句话叫作"艰苦奋斗理念是时代标签"。面对北大荒的风雪、西南山区的贫瘠、西北戈壁的荒凉，知青以惊人的韧性开垦荒地、改良土壤、种植橡胶、推广机械化。他们不是浪漫化的诗人，而是“一双赤脚走千家”的医生、“在戈壁滩上像红柳一样扎根”的青年。这种奋斗不是一时激情，而是日复一日的挑粪、运垃圾、抗旱、修渠、双抢、割麦，是用血肉之躯对抗自然与贫困的持久战。 第六句话叫作"勤俭与开源节流观是生存智慧"。这种节俭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生存倒逼下的理性选择，更悄然塑造了一代人对资源的敬畏与对浪费的本能排斥，成为日后改革开放中“勤俭建国”精神的民间根基。 第七句话叫作"自我牺牲、乐于奉献的美德是情感底色"。许多知青将父母寄来的衣物、药品分给贫苦农户；有人放弃返城机会，选择扎根边疆；有人为抢救集体财产牺牲生命。这种奉献源于对“人民”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化认同，是奉献精神的极致体现。 第八句话叫作"团结与包容的态度是心灵淬炼"。经过数年的农村经历，知青们理解农民的局限，也包容体制的缺陷，在批判中保持建设性，在失落中坚守信念。这种坚韧，使他们在返城后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具韧性的中坚力量——能吃苦、懂基层、不浮躁，正是这种“被磨过”的性格，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 第九句话叫作"前现代化思维是变革求新的动力"。后知青的初期现代化理念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理性化为核心，标志着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系统性转型的理念。改革开放前期，知青从农村农业生产转向返城从事工商业，相当一部分从事个体经营，科技与创新为知青现代化理念的突破口。 后知青时期思想文化维度，更多地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因子和现代化的激情，同步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一代返城知青群体，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精神张力的一代人。他们带着满身风霜与一身本领重返故土，却面临的是一个彻底陌生的市场社会——缺少岗位、缺少资源、也没什么背景，唯有双手与信念。正是在这场“从服从到自主”的剧烈转型中，他们以惊人的韧性，不仅精准捕捉了知青群体思想文化九维度的精神内核，更在“后知青时代”展现出惊人的新的解释力与生命力。  理想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与具体理想实践）从理念层面转向具体理想的实践规划。返城知青不再等待“铁饭碗”，却以“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重构商业伦理和职业规划。这种理想，不再悬浮于口号，而是沉淀为“守信、重义、济困”的实践方向、社交理念与伦理道德。 集体主义思想更多地演化为"团队精神"、“邻里互助型创业网络”等新理念与行动主义。不同于过去“生产队”式的强制集体，返城知青重建的是基于信任的“弱连接型协作体”。据《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群体记忆研究（2018）》指出，返城知青群体中超过68%曾参与过类似互助组织，其本质是“集体主义在原子化社会中的适应性再生”。 雷锋精神升维为“终身敬业的工匠伦理”与人本主义情怀。“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在返城知青身上，体现为对微小职业的极致专注。一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专注，正是雷锋精神在服务业中的最高形态——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行为，而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理念从“吃苦耐劳”升华为“逆龄创业"的精神力量”与"低成本运作"的生存智慧。返城知青的奋斗，已成为“被时代抛下后自己爬起来”的个人史诗。 责任意识从工作责任至社会责任的内蕴。知青的责任意识，是在乡野间扎下的根。他们响应号召奔赴边疆与农田，把青春热血融入土地，在艰苦劳作中读懂国情，用坚韧扛起建设的担子。从屯垦戍边到助力乡村，他们怀以责任担当，在岁月里深耕奉献，成为社会转型中沉稳的“压舱石”。 勤俭与开源节流观念成为抗风险的“生命线”。经历过粮票时代、知青插队的知青，对“钱”的态度近乎宗教般敬畏。《2021中国老年群体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60岁以上知青群体中，储蓄率高达72%，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其节俭不是吝啬，而是对不确定性的深刻认知。 自我牺牲与乐于奉献的美德转化为志愿者角色与公益慈善场景和见义勇为的。在医院、学校、企业、慈善公益等社会服务行列，都可见到后知青穿着红马甲的身影。 团结与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新社交精神与代际和解的“沉默教科书”。面对子女的“躺平”和社会的“内卷”焦虑，他们极少说教。一种不施压、不评判的宽容，是历经沧桑后的最高智慧——真正的教育，是用生命示范，而非用语言灌输。 现代化思维从实干思维到科学发展理念。知青迈向现代化，需完成从实干思维到科学思维的进阶。实干思维以行动为导向，主动投身实践，在行动中解决问题、持续改进。而科学思维则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准的方法运用，用科学方法让实践更具方向感，在实干中融入科学考量，以适配现代化发展需求。 从以上后知青思想文化九维度的转型可见， 返城知青的创业史，不是一部英雄传记，而是一部千万普通人用双手、汗水与良知写就的“精神编年史”。他们中许多人没有资本、没有学历、没有平台，却以信仰为锚、以节俭为盾、以奉献为灯，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尊严。他们的故事，是共产主义理想在个体层面最真实的落地，是雷锋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最温柔的延续，更是中国社会从集体走向团队、个体、从计划走向市场过程中，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其三、谈谈知青到后知青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进阶 首先，谈谈从封闭到开放转型的世界观进阶 知青时期的世界观往往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表现为对国际形势的片面理解和对国内政策的绝对服从。这种世界观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则显得过于封闭和狭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后知青群体逐渐接触到国际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发展模式。他们开始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这种全球化视野的引入，使得后知青群体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国际问题，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后知青群体逐渐接触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他们开始尊重和接纳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性。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接纳，不仅丰富了后知青群体的精神世界，也促进了他们与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谈谈后知青时代集体-个人价值实现的人生观平衡 知青时期的人生观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价值实现依赖于集体目标的达成。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人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后知青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觉醒，知青群体开始更加关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他们认识到，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依赖于集体目标的达成，更依赖于个人的努力和创造。这种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使得后知青群体更加注重自我提升和职业发展。 在后知青群体中，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许多后知青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团队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体现了对集体利益的尊重和贡献。这种集体与个人的平衡，使得后知青群体能够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 第三，谈谈知青与后知青时期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观重构 知青时期的价值观往往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表现为对单一政治理念的绝对服从和对传统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循。这种单一性的价值观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在现代社会则显得过于僵化和缺乏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后知青群体逐渐接触到多元化的价值观。他们开始认识到，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这种多元价值观的引入，使得后知青群体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社会变革和挑战。 在后知青群体中，传统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创新。许多后知青在坚守传统道德规范的同时，也积极吸收现代化社会的先进理念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重构与创新，使得后知青群体能够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同时，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需求 后知青群体的“三观”现代化进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涉及精神传承、文化重构和时代创新等多个方面。这一进阶路径包括：坚守知青精神内核，引入全球化视野和多元价值观，平衡集体主义与个人价值实现，促进多元文化融合，以及推动科技赋能和城乡互动。 作者简介 杨张乔，社会学家。1950年3月生于浙江绍兴，居于杭州，大学本科学历，研究员职称。1970年5月，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十连，先后任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返城后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体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兼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区网创建人兼总编等。1994年作为学者选入"浙江知名青年报告团"，1995年入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2007年被采集选入"浙江省高级专家信息库"，2025年为(浙江)省级银发专家团成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社科重点项目、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等21项，著有《历史与意志》《浙江社会简史》《危险的年龄》《浙江省青年运动志》《青年学导论》(合)等作品20部及论文90余篇，集有《张乔丛书》13卷，累计写作640多万字；曾获中国图书奖(合)等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类奖项13项。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