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6月小学毕业，赶上轰轰烈烈的运动，全体停课闹革命。1968年1月才分配到就近中学，直接成了初二学生，语文学了“红军不怕远征难”，英语学了26个字母和Long live Chairman Mao。英语老师倒是很认真，把26个字母配上一首英格兰民间小调的曲调教我们唱。可没几天他就被揪到台上去批斗，说此人曾任职国民党外交部，还用基督教歌曲毒化学生。那时不是我们不念书，实在是无书可念。混到1969年9月，就顶着初中毕业生的名头分赴黑龙江内蒙山西云南。到了农村当然更无书可念，知青间传看一部《红与黑》，很快便在大会上受到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社会环境逐渐宽松，一些书籍得以解禁，我们这时才读到“四大名著”等书。还有一些内部书籍，像《第三帝国的兴亡》，我就是通过此书知道，第三帝国为了保证兵源质量，曾把中学生送到农村去锻炼。北大荒的8年，有欢笑也有泪水，有付出也有收获，16岁的花季在黑土地上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懵懂的青涩少年逐渐学会仰望星空，悟出了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别样人生。及至多年后恢复高考，命运的末班车开到面前，却又发现这趟车不是那么好上的。没有获得完整的中学教育，该读书的年纪下地干活，当机会来临时，面对的却是读了6年书的与读了12年书的在同一个赛道上争夺少量大学入场券，犹如儿童与成人同台拳击比赛。我侥幸考上，客观因素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和教师工作的历练。而多数69届知青，对于高考连想都不敢想。这种状况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就是想改变也无从改变。然而如今有知青一诉苦，就被说成是他们自己耽误了青春蹉跎了岁月。 这就好比不管会不会水的一群人，通统被扔进湍急的河中，然后侥幸上岸者在河边指手画脚地对激流中的挣扎呼救者说，那是你们自己不努力的结果。这讲理吗？有人说了，当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考上大学的只能是极少数，而知青中的大多数即使不上山下乡，也肯定考不上大学，因此没什么好抱怨的。这真是杀了人却说反正他早晚会死的奇葩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既然大多数人可能考不上大学，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剥夺掉接受完整中等教育的权利。但谁是那考上大学的少数幸运儿，并非由你一张嘴说了算，那本应是在大家获得同等学历教育机会的前提下，通过公平竞争来产生的。而对大多数知青来说，不要说公平，机会压根也没有。即使没受到公平机会的眷顾，许多知青返城后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余，通过电大夜大自学高考等多种方式，为自己弥补了教育缺失的遗憾。这是他们自强不息的结果，也证明他们只要有一定条件，绝不肯耽误和蹉跎时光。 这时回过头再去看上山下乡的那几年，本该上学的年龄无学可上，人到中年才靠自己努力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补救，那就更应当感叹当初时光的荒废和青春的虚掷了。任何时代的任何群体，能够脱颖而出的精英从来都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知青也不例外。而且知青返城以后，许多人因为年龄、知识、技能和家庭负担等原因，难以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有的甚至沦入社会底层。1700万知青当年都在农村出过力流过汗，都是农村的建设者。难道他们中大部分人后来没成为精英，就是自己误了自己，活该赌上青春充当陪太子读书的角色，让那少数出人头地的精英心安理得地独享奋斗人生的荣耀？当然，默默无闻的知青们并无意去争那份荣耀，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今天，活出了自己，这就足够了。 但我坚定地相信，如果让全体知青在读书的年纪接受到完整系统的教育，他们中必定会涌现出更多才俊和成功人士，至少许多人后来的境况会更好。从这一点说知青就是被耽误的一代，只是那责任在时代而不在知青自己，不管他们抱怨没抱怨。其实哪里都有不努力却一味抱怨条件者，知青中当然也有，但这并不能掩盖知青被剥夺应有的受教育权利的事实，即使其他群体的青年当时也有失学情况，也只能说明一代青年普遍教育缺失，而不能说明因此知青就该享受这等待遇。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人生态度只影响到他个人，决策的成败却可能影响到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命运。有人以某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知青所占比例来证明上山下乡的成就，其实那是时代选择了知青的年龄段而非知青的身份。在那个年龄段的人当年不可能是教授律师经理人，许多人只能是知青。过了那个年龄段就会看到，以后各种身份都会有，唯独知青的身份不会再有了。 对于上山下乡，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评价。然而居高临下地冲着不如你人生“辉煌”的知青说，那是你自己耽误了青春蹉跎了岁月，这至少是有失厚道吧。多少年来知青始终默默地舔舐着自己的精神伤口，他们从没祈求谁来抚敉，但请不要再往上边撒盐好吗？千千万万的知青，目前都是游走在人生边缘的最普通的老人，不管他们的状况如何，人生是否很“成功”，他们当年的汗水和泪水，他们今日的感慨和叹息，都应该得到一份最起码的尊重。这不是民粹，而是对历史的基本敬畏。上山下乡不是可以孤立评价的历史事件。 作为亲历者，或者我们没有能力作出甚至没有机会看到对这一事件的真正属于历史的评价。我们能做的，是肉身流放后的自我精神救赎；我们只能试图重新发现自己，构建一个可以相对合理解释自己命运的精神归宿。有人说，不要只站在个人角度看问题。当然我们尽可用宏大叙事的视角解读我们认为的上山下乡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主题，或者如常说的，知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为农村的建设和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了解了国情，锻炼了意志，经受了磨练，增长了才干。这些可以说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有人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没有发生天灾和对外战争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突然陷入停滞，企业大面积停产，城市就业岗位急剧减少，这时要青年学生挺身而出，扎根农村干革命，替国家承担决策后果，就颇有些背锅色彩。而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执行中的说服力也存疑。 六九届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七零届的就没必要了么？为何七零届大部分留在城市进了工厂？这种战略部署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还有人指出，上山下乡的那个时代，在我们周边，日本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亚洲四小龙强势崛起，不知它们哪一家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同时代倒是有一个红色高棉，将城市人口大规模赶往农村，最后结局如何，那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彻底告别了贫困，GDP一跃而居世界第二，这是40多年来的发展成果，也是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才有的历史。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劳动力流动方向应该是从一次产业向二三次产业流动，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流动，从农村或落后地区向城市或发达地区流动。那种人为的大规模运动式的劳动力逆向转移，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邓小平说上山下乡运动花了300亿，买了知青、家长、农民三个不满意？ 当然，上山下乡历时20多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其意义与作用也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这里说的，是我亲历的那个历史时期。我绝不赞美苦难，同时也不否认苦难是人生财富，但更想搞清楚苦难经历的意义是为了告别苦难还是不惮于继续承受苦难。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多灾多难，也具备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因为苦难，我们有了对苦难的容忍和适应；因为有了对苦难的容忍和适应，我们又有了更多的苦难。苦难并不必然与崇高划等号，奴隶社会的奴隶肯定比现代人有更强大的苦难忍耐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流放生活时说过，我只担心我配不上所受的苦难。他说：“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并不像苦役，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不能从苦难中读出励志和崇高，更是不能从苦难中真正了解苦难的根源和性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十二月党人，曾给当地农民带去新思想新观念，提升了当地教育质量和农业生产水平，他们自己也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为他们送上热情的赞美。但很明显，人们赞美的是十二月党人和他们高贵的妻子，而不是沙皇流放制度及其制造的苦难。还有人要我们想想，先烈们16岁就参加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你16岁下个乡又怎么了？这个我老早就想过，先烈们16岁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实现包括16岁的后代能正常上学读书的理想吗？如果不能实现，他们的鲜血就白流了。 网络言论往往投射出这样的社会镜像：人们一方面热衷于追捧张雪峰，希图从他那里寻求个人前途命运的最优解；一方面动辄将身为普通人的广大知青植入宏大叙事，要他们跳出个人得失的维度去理解上山下乡。这是人格的分裂还是社会的分裂？没有选择的青春代入无悔或有悔的命题其实并无意义。然而青春就是用来绽放的，当青春切实属于我们的时候，它同样会制造出喧哗与骚动。在物质文化极度匮乏的环境中，可供人们挥霍的只有理想和激情。这极易为回忆编织一件煸情的外衣。但与物质资源一样，精神资源一旦被挥霍掉也很难再生。目前人们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大相径庭，说起来都各有各的道理，很难相互说服。时代逻辑不同，经历阅历不同，认知观念不同，本来也不应该强求一致。但总有人希望看到能够参照的价值取向，怎么办呢？ 我倒有一个办法：设置一个就业选项，让城市初中生中止学业去边远农村种地，看看有多少家长愿意选择。不论我如何评价上山下乡，我这一生最不能忘怀的就是8年的北大荒生活，最难以割舍的就是与朝夕相处的知青和当地父老乡亲的那片情。十几二十年前当地老乡跑到北京来看望知青，对我们说当年你们吃苦了。我说如果我们在北大荒呆几年就叫吃苦，你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又叫什么？ 我从不认为自己在北大荒吃了多大苦，我难以释怀的是，当年仅仅因为赶上这一拨，就失去了应有的权利。尽管这可能很LOW很没眼界。然而，我们国家确实还有多少宝藏等待去挖掘，还有多少处女地等待去开发，这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继往开来的艰苦奋斗甚至牺牲。开拓奋斗永远是社会人生的主题之一，但开拓奋斗与人民的权益应该是并行不悖的。目前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提出，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筑牢干事创业的根基。相信今后我们一定能看到决策者更具现代精神的操作，采取用脚投票而不是强制运动的方式，履行契约而不是替失误买单的方式，互利共赢而不是无视合法权益的方式引导劳动力的有效流动。 而这一代知青，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静静地坐在摇椅上咀嚼过去回味人生；至于他们是否自己耽误了青春，蹉跎了岁月，这在他们的心中，自有一本账。此文写就，借聚会之机请当年同命运的知青哥们儿指教。一位说，作者的观点完全错误，如果能坚持上山下乡的反修防修路线，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腐败。另一位说，不同意作者观点，知青的命运各异，主要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不能以客观因素为自己开脱。还有一位说，不管作者怎么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谁也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我的命我认。其他知青说，来来来，先干了这一杯……  谢悦，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六九届北京知青，1978年参加高考，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任职多家期刊，编审，现已退休。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