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送纸”，好似死魂灵来人间做了三天客
编者按 “在城市里，谁的客厅会置办一个条桌用于祭祀？”这是作家阎海军返乡之后萌生的感慨。他的家乡是甘肃崖边村，祭祖仪式对于老一辈人而言是头等大事，但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却面临着仪式缩减、意义失却的危机。在本文中，阎海军记述了自己的父辈如何庄重地对待这个仪式，以及两代人之间发生的变迁。在他看来，祭祖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是象征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 祭祖：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 城市化语境下，返乡成了春节的代名词。走出乡村的人，回到故乡，无非为了两件事：看望活着的亲人，祭奠逝去的先人。没有亲人，没有思念，故乡的概念也将是悬空烟花，美丽得不切实际，稍作留神却已化作了灰烟。 奔涌进城的人，在春节回首返乡，有着寻根的意义。 离开乡村进城的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一定每个春节都能回到故乡，但每个乡村的父母，都渴望自己的孩子全部回到身边。“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父母不在乎儿女是否混得有出息，只要看见儿女的身影就足够了。 回乡过年，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祭祖。早在商代，中国人就有了祖先崇拜，领袖的主要任务就是请求先公、先王作为人神之间的媒介，向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的对照》一书中分析，“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而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的保佑。” 祖先崇拜是中国乡村社会生存程序中仪式感最强的标志性符号。记忆中，每年春节，整个家族的人都要来我家参与家族祭祖活动。父亲在兄弟之中排行最小，奶奶晚年在父亲跟前生活，祖宗的神位跟着族中老人落户到了父亲家里。 腊月三十的下午，二叔最早会来到我家。一手垂吊，一手掌着纸张、香、蜡，毕恭毕敬。父亲见状，赶忙拿起火钳捅旺炉火，找过茶罐，张罗兄长喝罐罐茶。 二叔是家族中的掌柜。按照农村的规矩，家中管事的人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大叔1949年参军留在了城市，他的缺位，二叔顺理成章地掌管了家中事务。像祭祖这样的家族大事，二叔一直亲力亲为领衔主导。 二叔和父亲一边聊天，一边折叠各自准备的纸张。困难岁月，他们给先人买来的纸张多数是麻纸，只夹杂少许白纸。白纸就像活人面柜中的白面一样精贵。 一罐接一罐熬制，茶渐淡，纸已叠好。老哥俩来到院落，开始在木砧上打纸——铁制半圆形纸凿在一沓沓纸张上两两对应打刻出圆形花纹，打刻过的纸张就成了纸钱。打纸有技巧，用力过猛容易让纸钱开裂，用力不够纸钱难以刻透。据说纸钱刻不透就是假币，阴间会拒收。  “打纸” 一切准备妥当，临近傍晚时分。全族其他人也陆续到齐，开始请“纸”（即祖先神位）。所谓请“纸”就是把弄好的纸钱，给每位死去的人分一沓，置放于饭盘中，由族中长幼次序不等的人分别端上饭盘，来到村口，将祖先的灵魂请回屋内。 小时候，我是三代以内家族晚辈十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提灯笼的任务非我莫属。我僭越长幼辈分走在最前面，因为灯笼引魂的意义给了我特权。我后面依次是二叔、父亲，以及我同辈中最长者。四个盘子中，一个是“老主”（包含所有先祖）、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奶奶、一个是五叔（五叔英年早逝，儿子进城，从未回乡）。纸钱成了祖先灵魂依附的载体。  “请纸”、“接纸”。侄子七八岁以后，接了我提灯笼的班，他也已进城，但坚持每年回乡祭祖。 整个请“纸”过程很庄严，大人们个个神情凝重，但孩子们一个个嬉皮笑脸。我通常一到请纸地点，放下灯笼就忙着筹备炮仗，纸钱点燃时，开始点炮。纸钱已烧完，大人磕完头，要请先人进屋，我还在忙着放炮，大家都会取笑我不敬业。 所有的先人被请进父亲的堂屋，按照辈分长幼在长条桌上排定座位。献茶、献酒、献饭。茶酒简单，伸手就能。每年献饭，总要让母亲特别为难。她要想方设法做出不同的菜品，保证色香味。 我的家族正月里祭奠祖宗要持续三天时间。从腊月三十请进来，一直到正月初三送掉。这期间，每天香火不能断，献饭不能少。族中之人也要不断前来烧香磕头，有外族人前来串门，进门也是先上香磕头，再喝茶聊天。 初三送“纸”前，要将条桌上供奉的纸钱按之前分好的单元进行细分。由于之前纸张为了打出圆形花纹，已深深重叠，现在要一页一页分开。人们认为分不开的纸钱是失效的。每个先人的纸钱不能混合，必须严格分开。这可能是人间“亲兄弟明算账”的写照。纸钱全部分好，再装入饭盘。依旧按照长幼次序列队出发，到请“纸”的地点将所有纸钱烧光，就算送掉了先人，好似死魂灵来人间作了三天客。  “请纸” 2000年以后，家族中很多人在外地工作或者打工，过年也不能回家，家族成员祭祖的人数严重下降。特别是2005年二叔去世后，正月祭祖时，除了父亲和极少数堂兄外，其他人很少积极参加，再也见不到数十人一同祭奠祖先的热闹场面。 时代变了，祭祖的规格也变了。村中各个家族都将祭祖的日期缩短到了一天。改为正月三十上午请“纸”，晚上送“纸”。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城市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反映了家族分化、分离，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缺失。 在家族祭祖的事情上，父亲和二叔是操心最多的，他们一直坚持，成了生命中固定的仪式。大伯早年当兵进城，从未在正月回乡，也从未参与过正月祭祖；三叔性格马虎，很少参与祭祖之事。二叔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从小学习了木匠手艺，在方圆数十里经常走艺；他小时候还和我爷爷在一起弹奏三弦，略懂音律；他喜欢唱戏，年轻时还在秧歌队里唱过几嗓子。二叔为人和善，性格亲和，又重视族中事务，父亲非常尊重。 临近去世的几年，二叔的肺气肿时常发病，他依然步履蹒跚来到我家，参与祭祖。二叔最后一次参与祭祖的时候，他连端盘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拄着棍子，早早来到父亲的堂屋，坐在炕上，看着大家进行祭拜，时不时在关键仪式上指点两句。 二叔去世后，再也没有人陪父亲在年三十聊天喝罐罐茶了，家族中所有晚辈，都是临近请纸前才姗姗来到父亲的堂屋。布置祭祖现场的事情，只能父亲一个人完成。父亲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农民，但他一直尊崇祖先崇拜的传统规则，越老越看重祭祖的仪制，越老越看重人世的来去。 
族人“接”二叔回家受祭。
世纪之交，三叔的大儿子英年早逝。三年之后开始行正月祭祀礼。2003年，三叔的两个儿子和孙子要在我父亲家里和“老主”一道祭祀堂哥，母亲闻听非常不解：“哪有叔老子给侄娃子磕头的？”母亲面见二叔，汇报情况，二叔悠悠一句“养儿子干什么用的？”言简意赅，彰显族长威仪。三叔的孙子其时在部队当兵，对二叔的反问很是不满。二叔道出了人伦纲常，想必三叔的孙子现在应该想通了吧？ 二叔、堂哥去世，家族中每年正月都要进行三场祭祀。父亲一直守在家里布置“老主”祭奠，其余人都要在年三十奔赴三个地方参与祭祀。“老主”最早请，最后送，意在让更老的先人多受敬恭。 大伯进城，与族中兄弟脱节。他没有参与过族中祭祀，他的老伴去世后，村里族亲也难以飞赴祭祀。一辈子没有祭过祖，但2005年老伴去世后，可能让他对生死有了思索，大伯在过去几年经常要在清明上坟，他一出动，还会要求子女也出动。 许倬云认为“有了祖先崇拜，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2017年正月，远在陕西的侄子坐火车来到老家，祭奠堂哥。常年不住人的家：冰锅冷灶，灰尘满满，杂草丛生，但这些困难并未阻碍侄子对父亲的思念。年三十烧完纸，侄子在正月初三就赶去了陕西。侄子的做法，有着乡村规则强大的约束。乡村生活经验，让祭祖的习惯长进了侄子的记忆，他尽力与城市化做着抗衡。 
陕西赶回祭祖的远房侄子。
村里可以没有社火、可以没有聚会，但是，每个家族不能没有祭祀，祭祖是乡村最后的传统秩序。 邻居小孙的母亲去世还不到三年，小孙在石家庄打工，正月十四是母亲的祭日，祭日他必须赶来烧纸，他放弃了过年回家。正月对于母亲的祭祀，只能由留守的父亲一个人完成，“看了真的心寒，”村里人都很感叹。 在陇中，每个家庭都要力争修建堂屋，并置办一个条桌，这种努力，就是为了祖先崇拜。但在城市里，谁的客厅里会置办一个条桌用于祭祀？ 
按照陇中乡俗，“接纸”完毕才能贴对联。请完“老主”，我们都去参与祭奠二叔，父亲只能一个人贴对联，我赶回家时，他已完成了贴对联的工作，留下了大门上喜庆的对联和孤零零的背影。
很多人进入城市运行的社会体系后，传统乡村运行的机制对他就失去了作用力。进城的人脱离家族祭祀，往往让留守的亲人非常难以理解。但城市文明的体系里，没有家族祭祀或者弱化祭祀形式上的仪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离开者不懂坚守者的苦，坚守者不懂离开者的愁。这是有关城市化的悖论。 2005年以后，家族中祭祖场面的缩小，标志着一个大家族荣威的消逝，这种消逝无疑还将更进一步加剧。 关于阎海军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