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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战区的“以岳飞自许/诩”宣传风潮 “晚贺主任宴客，鲁荡平自湖南来，言薛伯陵之飞扬跋扈与部下之阿谀逢迎。长沙近有‘新战长沙’之戏，演薛伯陵湘北大胜故事。鲁用戏台辞令，形容有声有色，听者皆笑不可抑。”① 《唐纵日记》本系私人性质，后唐随国民政府退往台湾，日记不慎失落于大陆，遂被公开。鲁荡平时任湖南省岳阳县县长。薛伯陵，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湘北大胜故事”，即俗谓“第一次长沙大捷”。 为什么“新战长沙”这出以“第一次长沙大捷”为主题的戏剧，在鲁荡平和唐纵看来，所表现的却是薛岳的“飞扬跋扈”和其部下的“阿谀逢迎”，其台词竟使人“笑不可抑”呢？曾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有一段可供参考的相关描述： “这个战役（笔者注：即湘北之战）的结局，是双方互有伤亡。在全战役中，我军所占的地形，都比日军高些，因此，日军火力虽强，他的伤亡也不少于我军。但我军也没有击破任何一个日军部队，日军也没有击破我军任何一个部队。……（战后）吴逸志（笔者注：曾任第九战区参谋长）让人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四字是薛岳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讥诮和内部的反对（如当时的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诿，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呀！’”② 该戏剧的脚本，或已不存。不过赵子立的描述，尚可得到诸多亲历者的证实与补充。如第九战区军务处长贺执圭称：“敌退后，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竟集合秘书室和副官处人员，胡编了一个《新战长沙》的剧目，强迫长沙、湘潭各剧院演出一年之久。剧中称薛岳为元帅，他自封诸葛亮，道白时说什么‘山人吴逸志自有道理’……”③第70军军长李觉则说，“尤其可笑的是：他们还编了个《新战长沙》的戏剧，在大会期间演出，把吴逸志塑造成诸葛孔明，登台点将，各军长挎腰刀应‘有’，弄得大家脸上发烧啼笑皆非。”④其余，如罗文浪、邹继衍回忆，薛岳曾“编成一出‘新战长沙’戏剧，交各剧团一再公演，广为传播，大造舆论。”刘正材回忆，“在长沙首次公演自编的《新战长沙》时，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参谋长吴逸志也亲临观看，当饰演吴逸志的娃娃演员穿着八卦衣出场自白‘俺参谋长吴逸志是也’。薛、吴相视而笑。”⑤事实上，该剧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第九战区，桂林等大后方舆论重镇也有上演（如1941年12月11日，丽华平剧团曾在桂林金城西园演出该剧）；1943年，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在文章中评价该剧：“湘戏的《新战长沙》之类，现今的团长、营长、总司令都穿着旧戏的盔甲上场，大唱其二黄西皮，马童带马翻着筋斗。这大约也是旧瓶装新酒。”⑥流风所及，1941年广东省政府组织慰劳团北上第九战区慰问时，“演出的剧目：一是《薛刚》（即《举狮观图》），二是《岳飞》。这两个剧目暗喻对‘薛岳’的歌颂。”⑦ 
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
剧情如此，唐纵和鲁荡平据之评价薛岳“飞扬跋扈”、评价其部下“阿谀逢迎”，并非全无道理。这种来自国民政府同僚的评价，与中共地下党郭光洲（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底给延安的秘密报告中的描述，大致相同。郭在报告中如此形容薛岳： “关于薛岳我想说几句话。这个人不仅对我党存有‘成见’，而且脑筋狭小、固执与横蛮，特别是极喜‘表功’。每当别人谈论起张治中在湖南的施政成绩时，他是很不高兴的。如果你说一声薛主席的施政成绩好，则很易得他的恩惠。他自己时常说，他的军队是岳家军，百战百胜的。而他自己之所以取薛岳这名字，就是为表明他有薛仁贵、岳飞之才能。在湖南的政府机关报《湖南日报》，现在差不多变成了薛岳个人的‘表功’的报纸，一切都照薛岳的指示去办理，而编辑和主笔不能有任何自主的权利（以上这些都是根据事实中的表现和接近薛夫人的妇女会同志的报告）。”⑧
蒋介石亲自干预，命薛岳取消“忠精军”称号
第九战区这场“以岳飞自许/诩”（在薛的支持者看来，薛是以岳飞自许；在薛的批评者看来，则是以岳飞自诩）的宣传风潮，最终引来了蒋介石的干涉。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禁止其将九战区部队擅自命名为“忠精军”，命令薛立即抹掉所有关于“精忠军”字样的宣传。蒋的电报全文如下：“长沙薛长官。顷阅长沙会战报告，内有‘忠精军’字样。以后切不可再有此字样，并将已有之文字从速抹去为要。此对党国与军纪为最不良之影响。若为外人所见更对兄发生不利之批评。事虽小须知关系甚大。望即改正勿忽。如何，速复。”⑨ 所谓“忠精军”，显系源自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这一历史传说。薛岳在给蒋介石的“长沙会战报告”中，于正规军队序列之外，将九战区部队特别命名为“忠精军”，实是抗战期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蒋不允许薛将九战区部队命名为“忠精军”，与其对薛的个人观感关系不大，而另有政治深意。其时，为防军阀借抗战之机坐大（或战区长官演变成为新军阀），国民政府在各战区推行“军政分治”。薛岳所在之九战区首当其冲，被蒋寄予充当“军政分治之表率”的厚望。但薛岳对此极为抗拒，并不愿交出湘省行政。作为对抗，薛屡次以辞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要挟重庆。 薛的这种立场，令陈诚处境极为尴尬（薛崛起执掌九战区，系陈诚竭力扶持所致）。如：1942年1月29日，陈诚致电薛岳，请求其撤回辞职之举，拥护蒋介石的“军政分治”政策，认可中央选定的湘省省长人选： “长沙薛长官伯陵兄：密。养电敬悉。吾兄公忠体国，勋劳卓著，委座倚俾特殷，希望尤切，吾人处此艰巨之局，绝不宜言辞。至军政分治，中央已成定案，刻正分别着手调整中。以湘省地位之重要，自不能轻易托人，吾兄荐尤青兄（罗卓英）自代，此种忠诚实为敬佩，惟委座已决定调尤青兄至三战区，襄助经扶先生。弟意以湘省民情及吾等关系，除尤青外，当以东原（王东原）兄为宜。委座已于二十六日会报时提出讨论，咸认极为妥当。总之，今日委座对于人事极为重视，吾人之出处，一唯委座之命令与革命之需要而定，以减委座对于人事上之困难，想吾兄当以为然也。隆冬天寒，尚希为国珍重，并盼示复。弟陈诚。元月三十日。”⑩ 2月26日，陈诚再次致电薛岳，告以相同的请求。3月6日，薛岳回函，再次以辞职相要挟： “辞公钧鉴：奉读手谕，感激泣下。职对军事政治之交代，已于元月准备完毕，上令一到，当可立即交代清楚。尔后归耕九峰，誓不再出，以免误己误国，有负总裁、钧座培育之深恩。万恳钧座转请总裁早日赐准，实感再生之恩。对钧座军粮，据湘粮政局报告，已交一百五十三万市石。以盐易谷，仍请钧区卓办较为切实。余请琪兄（黄琪翔）代为面禀。敬叩钧安，并祝健康。夫人暨公子等均此请安。职薛岳谨禀。三月六日。”（11） 一再规劝无效之后，陈诚只得于1942年4月17日致电蒋介石，就此事引咎自责，并继续替薛岳开脱，称薛之所以一再负气辞职，乃是“彼深误会，以为职欲去其主席”；薛所误会者乃是陈诚，认为陈诚出于个人原因欲剥夺其湘省行政权，而非故意对抗中央和蒋介石的“军政分治”政策。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委员长蒋：亲译。前薛长官岳电辞本兼各职，钧座拟准其辞去主席，专任长官，职知其此次辞职，完全出于负气，故有先由职告以钧座意旨，再行决定之建议。惟职自劝其可辞去主席，专任长官，并说明此举为中央军政分治之已定政策，自应由吾人首先提倡，彼深误会，以为职欲去其主席。拟乘此次参谋长会议之便，令吴参谋长逸志晋谒钧座探察，是否出自钧座之意。职对于此事，无以报命，深以为罪。职陈诚谨呈。筱施。” 陈诚此电发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直接致电薛岳，明确禁止其将九战区部队擅自命名为正规序列之外的“精忠军”，不允许薛岳以“岳飞”自许/诩，其用意不问可知。但薛割据之心已盛，蒋之禁令适足以强化其离心，故后续仍动作频频。如1943年，薛岳曾命其亲信幕僚吴逸志，通过吴氏在外交界工作的襟兄，越过重庆中央，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一份《关于美国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获罗斯福复电嘉许。1944年日军攻击长沙前后，薛岳又与李济深等人密谋，企图在史迪威的支持下，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以上种种，也正是国共内战及去台后，薛岳始终难以再获蒋介石重用的根源。 
《蒋中正电令薛岳速删改长沙会战报告册[忠精军]字样》档案，藏台北“国史馆”
注释 ①《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P223。②赵子立、王光伦：《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③贺执圭，《记第一次长沙会战》。④李觉，《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⑤罗文浪、邹继衍，《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刘正材，《我在一O二师的片断回忆》。⑥《桂林文化大事记 （1937-1949）》，漓江出版社，1987，P451。欧阳予倩，《后台人语（之二）》，1943年1月15日，原刊于《文学创作》第一卷第四期。收录于《欧阳予倩全集（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P 313。⑦广东儿童教养院院史编辑组编，《烽火岁月的丰碑 广东儿童教养院院史回忆录》，广东儿童教养院校友会/出版，1995，P101。另可参见：冼政光，《登台演出唤醒黄魂》。⑧《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省档案馆编，P96。⑨《蒋中正电令薛岳速删改长沙会战报告册[忠精军]字样》，“国史馆”档案。⑩陈诚，《电薛岳告以湘省人事之决定经过》，收录于《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P203。（12）同上，P204-205。（13）陈诚，《电呈委员长蒋对于薛岳辞职事引咎自责》，1942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