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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我们主要关心三个指标：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目前，我国只有一个简单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没有一个大口径的国际可比的失业率指标。而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定义为一国新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数量。测量通货膨胀率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代表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动程度。 就GDP和CPI两个指标而言，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来的成绩是非常亮丽的。2001年到2011年十年间，中国GDP增长率为10.36%，比过去二十年的平均增长率9.8%还要高。2012年以来，由于全球经济萧条和国内经济转型，我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至2015年的6.9%，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计为6.7%左右，但过去五年平均GDP增长也在7.3%以上。再看其他主要经济体，美国新世纪头十年GDP平均增长率为1.58%，俄罗斯为4.83%，日本仅为0.67%，印度为7.35%。 物价变动方面，中国2000年以来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7%，比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平均7.27%的通胀率低得多。相比之下，印度的通胀水平为6.56%，俄罗斯高达12.22%。各项数据均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在新世纪前十五年表现相当稳健，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 然而，面对如此和谐的经济发展图景，国人多有疑虑与不安，似乎稳健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并不强烈。原因何在？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的共享性较低。经济增长带来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对低收入群体的波及效应、辐射效应不明显，表现为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主要由市场决定，取决于供求两方面的因素。低收入阶层普遍为非熟练技术工人，这一群体的规模增长很快，劳动供给弹性很大，劳动供给曲线趋于水平，即使有较高的劳动需求量，收入水平也增长较慢。高学历、高素质的高收入群体则不同，一方面劳动供给有限，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对素质人才的需求旺盛，共同导致这一群体能获得较高收入。 其次，CPI统计与百姓感受不一致。近几年，百姓的切身感受是生活成本与日俱增，而官方公布的CPI值却变动不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正确认识CPI的构成。为确保CPI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选择了涵盖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与服务价格作为数据采集对象，其中食品类权重较高，大约占30%（去年初下调至20%略高），而居住类权重偏低，仅占17%左右，而美国居住类占比高达40%。这就造成百姓个人感受与官方公布的权威数据不尽一致。 房价上涨是近些年百姓的最大感受之一。按照国际惯例，CPI考虑的是商品房的消费属性，只反映与居民即期消费密切相关的居住消费及服务的价格变动，即房租的升降。而购买房屋被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因此房价不纳入CPI统计。但即使房价本身不影响CPI，房价的上涨也势必会带动租房市场的膨胀。对自有住房一族而言，房租就等同于每月上缴给自己的一部分隐形支出；对有刚性住房需求的租房者而言，房租往往是每月的最大支出。这就造成了传统体制下获得福利分房的群体与市场体制下谋求住房的群体对房租的关注度大为不同，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对CPI的评价大相径庭。 归根结底，百姓感受之所以与宏观经济数据不一致，稳健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未能让更多人获得足够的幸福感，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很难靠传统的收入再分配和福利政策来解决。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一些人的不满也主要是对机会不平等感到不满，即对接受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和取得社会服务的机会不平等感到不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经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应通过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来提高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使之成为市场经济的平等创造者和平等获益者，从而更好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从根源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这样的政策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实现我国可持续的共享性的经济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