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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谣言？ 如下几点事实，值得特别注意： （1）流言系应时而起。 1944年6月，叶霞翟回到重庆；7月，叶与胡宗南在重庆相见。8月中旬，唐纵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听到的“戴笠利用叶霞翟控制胡宗南”的流言。 （2）叶、胡恋情，事涉宋美龄与宋霭龄。 胡宗南日记中，虽无一字记载其7月中旬与叶霞翟在重庆的相见，却记载了另一件颇为值得玩味的事情。7月6日，胡日记云：“下午四时，谒见夫人于山洞主席官邸，在会客室时，孔二小姐先出相见，酬答之间颇有感情，盖余与孔令侃颇有友谊也。未几，夫人召见，点心后，孔夫人来，孔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未几，辞出。”（14） 据胡宗南之子胡为善披露，宋美龄当年曾“想把孔二小姐孔令伟嫁给我父亲。父亲表面上也不好推辞，暗地里想了很多办法。”（15）熊向晖也讲，“实际上，是宋美龄，不是陈立夫，托人介绍孔祥熙的二姑娘孔令伟给胡宗南。胡宗南到重庆，故意穿士兵衣服，跟宋美龄委托的说媒人说，在抗战期间不谈个人婚姻问题，不结婚，理由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16） 胡、叶恋情中的很多费解之事，纳入宋美龄这一因素后，就都变得非常“合情合理”了。胡宗南无法向叶霞翟承诺一个具体的结婚日期，缘由在此；1942年戴笠阻止叶霞翟回国，缘由也在此（戴不愿与宋美龄交恶，不愿叶回国“破坏”宋美龄的计划）；叶在1965年出版回忆录《天地悠悠》，提及自己回国被戴笠所阻，却无一字解释戴笠为何阻止自己回国，缘由也在此（为宋美龄讳）。胡宗南1944年7月6日日记中所云“孔夫人来，孔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缘由也在此（据叶霞翟回忆，胡宗南当日派人来联络她，是一种秘密行为，使用了化名“叶重庆”）。 （3）唐纵当日所听闻的流言，并不止于戴笠与叶霞翟。宋子文也在其中。 据唐纵日记：“（戴笠）对付宋子文的办法 ，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这年轻而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小姐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17） 
戴笠至宋子文函电
所谓“有名容太太”，很可能是指容显麟的妻子唐瑛。30年代，唐瑛曾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与陆小曼齐名，有“南唐北陆”之称。其兄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秘书。坊间传闻，唐瑛早年与宋子文有过一段热恋。据唐瑛之妹唐薇红称：“我大姐唐瑛还和宋子文谈过恋爱，不知是因为我爸爸缘故还是我哥哥缘故，两人认识的，但是我知道是为什么分开的：我爸爸坚决反对。我爸爸说，家里有一个人搞政治已经够了，叫我姐姐不许和宋子文谈恋爱，怕她嫁给宋子文，家里就卷到政治圈里。”（18）1927年，宋子文与张乐怡结婚；同年，唐瑛亦嫁给李祖法。1931年7月，唐腴庐被欲行刺宋子文的刺客误杀。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离婚，再嫁容显麟（容从事银行业，其家族在香港渣打银行颇有力量），成为“容夫人”。“容夫人”唐瑛当然决无可能成为什么“戴的姘头”；也并不存在什么才十六岁的“容太太的女儿”。惟宋子文活跃于金融圈，与容显麟及“容夫人”有机会接触，则是事实。这种接触在宋家内部引发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冲突，也不足为奇。“容太太”的流言同时牵涉到戴笠、宋美龄及宋子文，则非偶然。在宋子文与孔祥熙的斗争中，戴笠与宋子文立场亲近。戴在1943年铁面无情查办了林世良案，与孔祥熙势同水火，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急剧恶化。该年9月10日，贝祖诒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曾如此描述戴的处境： “孔夫人与雨兄情感日恶，此为缉私处更动之原因。蒋夫人返国时，对雨益不相容，闻至今尚未与雨兄谈话，甚至对外宾谓政府将令雨兄出国。委座对雨兄信心似未摇动，惟雨兄应付环境痛苦情形，不言而喻，委座亦深感左右为难乎。”（19） 宋接电后，立即回电关照贝祖诒对戴笠的生活要多加关心，若戴在经济上有困难，可“即照数接济，毋须先期电告”。戴、宋二人关系之亲近，可见一斑。 （4）戴笠用女色“控制胡宗南”、“对付宋子文”的流言，盛行于1944年6、7月间。恰值孔祥熙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之际。 该年6月，鉴于孔祥熙在国内外舆论中已至人神共愤的程度，蒋介石命其赴美出席国际会议，作为一种台阶，希望孔能借机主动辞职。孔则一面请辞，一面通过宋霭龄、宋美龄的途径，希望能得到蒋的挽留。宋美龄甚至为了保住孔祥熙，当着外国记者，将孔执掌财政部时种种问题的责任，推给宋子文。以致宋子文于6月17日在给李石曾的电报中，愤然说道： “蒋夫人最近告美国女记者霍明威夫人，谓我财部人员办事不力，大都为文任内之残余，该记者以之转告总统夫人。介公左右对我嫉视太甚。不惜以种种方法，必欲摧残而后快。”（20） 简言之，1944年7月的重庆：孔祥熙深陷政治危境，宋子文有望在孔宋斗争中胜出，宋霭龄、宋美龄仍在为保住孔而奋力一搏；离国5年之久、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叶霞翟，在重庆与胡宗南秘密相见；戴笠久已与孔祥熙势同水火，且与宋美龄关系恶劣；孔夫人在宋美龄处见到胡宗南，“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胡宗南、戴笠、宋子文这一“反孔同盟”，同时陷入莫须有的女色流言之中。
余论
（1）戴笠与余素恒的关系在各种流言所构筑的戴笠的“情妇”名单中，余素恒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几乎所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原军统人员，在诬指余是戴笠的“情妇”的同时，也都提到：戴笠曾想要与余结婚。 如唐生明称：戴笠的化名“余龙”的来历，“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黄康永称：“1940年（戴笠）奸污了随身英文秘书余素恒，并表示要同她结婚”。王方南称：“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沈醉称：“戴笠很会讨女人的欢喜，当他和女秘书余素恒打得火热时，便连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龙，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21） 据台湾“国史馆”藏“戴公遗墨”，可知戴笠对余素恒，确实有着较之常人更深的关切。余素恒去美国留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戴笠与美国方面联系所使用的密电本，是交由余保管的。余身体有恙，戴曾多次致电萧勃，探问病情究竟如何，且关心余的“春假”将如何度过，要萧勃夫妇“务劝其珍重身体，读书次之”。（22） 余素恒（又名余叔恒）获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芝加哥，夫君陈鹤梅，主攻政治经济学。1973年，何炳棣于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谈论大陆问题，其立场与观点曾遭到余素恒的批评。学术之外，余晚年还担任过“中美教育基金会”会长等职务。（23） （2）戴笠与赵霭兰的关系 赵霭兰是军统干将魏大铭的妻子，与叶霞翟关系亲密，叶称之为“兰姐”。诬指赵霭兰系戴笠“情妇”者，主要是沈醉。沈在1962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道： “一个就是以后嫁胡宗南做老婆的叶霞弟，一个是以后嫁与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当老婆的赵霭兰。这两个女特务陪着他（戴笠）坐车，他疲乏了便斜靠在女特务身上休息。这样第二天仍有精神工作。”“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公开申请与戴有过一段相当长久关系的赵霭兰结婚，居然得到戴的批准。” 沈醉的这段文字，存在事实硬伤。赵霭兰与戴笠有师生之谊，但没有在戴笠手下做过特务。赵早年嫁与商人余吾外，余开设有川东公司，赵担任襄理。据地下党人张兴富、周继开等人披露，南方局曾利用赵霭兰的弟弟赵心（川东公司经理），向该公司安插地下党人，发展地下组织。后因“赵心的姐姐赵霭兰与余吾外离了婚，改嫁给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赵心与魏的关系密切起来，党组织渐渐发觉赵心不可靠，就……采取果断措施，断绝与赵心的关系。一九四三年七月，……党组织已全部撤出。”（24）赵霭兰早年作为富商之妻的优裕生活，叶霞翟在《天地悠悠》中亦有描述，可与上述材料互相佐证。赵霭兰与魏大铭于1943年3月5日结婚，地下党撤离川东公司的日程，亦与之吻合。 其实，沈醉1949年以前的日记中，涉及魏大铭和赵霭兰的婚姻时，并没有任何与“艳史”相关的字眼。如魏大铭婚礼当天，沈醉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他的工作如此重要，别人有的把他看作圣贤，也有的把他比作魔鬼。圣贤也罢，魔鬼也罢，他总成了一个极值得人们注意的人物。我今天能够直接在他手下工作，这实在是一种光荣，只要生活能安定点，我真没有什么要求了，就这样干几年也是一件顶快活的事。晚间参加大铭兄的婚礼。局中颁布的结婚禁止令尚未取销，而他偏偏要来这一下，这是故意破坏纪律，明知道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老板一时不能奈何他，所以如此干。这种行为我相信余先生（笔者注：戴笠）是极端痛恨与极端难过的，我绝对不会原谅这种人。去的人都没有送礼，这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不承认这种违纪动作。”（25） 
戴笠(左)同随员乘坐马车深入华北乡村视察指导情报工作
注释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P17。②同上，P21-22。③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P453。④以上行止，系参考叶蘋《天地悠悠》、《胡宗南日记》、《戴公遗墨》等资料还原。⑤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206。⑥叶蘋，《天地悠悠》，文坛出版社，1970，P38。⑦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213、P276、P361、P704。⑧同上，P369、P382、P384-386。胡叶重庆相见一事，胡日记一字未载，《天地悠悠》一书则有很多的细节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胡日记1944年7月8日云：“下午与袁守谦研究辞职问题，袁表示反对，认为现时如不干，人必认……”此处之省略号，系《胡宗南日记》出版时，因“涉及个人私事”，“由传主及其家属删节，以‘……’标之”。联系到当时重庆已出现种种关于胡、叶的传闻，笔者揣测，此“省略号”后的内容，当与叶霞翟有关。⑨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403-404。⑩同上，P557、P640、P653。（11）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07-0003-014；144-010107-0003-015；144-010199-0004-001。遗憾的是，笔者仅能于“国史馆史料文物查询系统”得窥上述档案的“内容描述”，而不能得见档案全文。惟仅据“内容描述”，已可知唐纵所言，存在关键性事实错误。（12）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99-0003-074。（13）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99-0004-015；144-010199-0004-014；144-010113-0005-042；144-010113-0001-017。（14）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365。（15）口述/胡为善 整理/李菁，《我的父亲胡宗南》，《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1期。（16）熊向晖/口述、杨者圣/整理，《在胡宗南身边的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306。（17）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P453。（18）蔡登山，《胡适也喜欢陆小曼吗？——兼谈沪上两大名媛》，《历史学家茶座》2008第2辑，P93。（19）郑会欣，《从宋子文赴美期间电报看战时重庆官异动》，收录于《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P258。（20）同上。（21）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文史资料选辑 14卷 第40辑》；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23辑》；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 总107辑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P124。（22）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99-0004-004；144-010199-0004-005；144-010199-0004-007；144-010199-0003-092；144-010199-0003-085；144-010199-0003-084。（23）《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P160；彭歌，《自信与自知》，三民书局，1980，P223。（24）张兴富，《川东公司统景办事处的兴办与撤出》；周继开，《地下党在统景办事处的活动》。收录于《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1辑 抗日战争时期》。（25）沈醉日记，1943年3月5日。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