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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对于六九届来说，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五个本命年——人到六十。
几十年了，人们一说起“文革”，说起“上山下乡”运动时，总绕不开一个词——“老三届”。几乎，它已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坎坷的一代”、“艰辛中奋起的一代”的代名词。 然而，当权威的《现代汉语辞典》已将“老三届”这一词条收入进去，加以固化的时候，人们是否意识到，还有一拨人——与“老三届”共历蹉跎岁月的“六九届”在通常的表述中被忽略了呢？ 在“文革”期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群体中，他们是年龄最小的一拨——当年只有16岁。 16岁的六九届，天真烂漫。北京站上车时，仍以为是以往十天半月的下乡劳动，满含着笑意与家长告别。可在车身启动后，才意识到户口已迁，遂静默，落泪，如传染般哭声四起。不过，毕竟是孩子，也仅是十来分钟的难过，待到车过丰台，又开始说笑起来。 16岁的六九届，未谙世事。初到连队，就赶上最为紧张的麦收。起早贪黑，腰酸背疼，因一时的不适应，居然也有过躺倒不干，拒绝出工的举动。好在那时的领导还算宽容，未加追究；而争气的大孩子们也在日后的岁月中逐渐懂得了做事的深浅。
16岁的六九届，争强好胜。在大地，在麦台，无论是挥镰收割还是上跳入囤，其冲劲儿丝毫不亚于老三届。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瘦削的肩膀也嫌稚嫩，但他们依然涉入冰冷的水中沤麻，肩起近二百斤的麻袋装车，上山伐木，下窑背煤，炸石点炮，扑灭荒火，事事冲在前头。 16岁的六九届，充满朝气。他们中的一些人，进了团机关，上了机务排，当了八大员，成为师、团、营、连文艺演出队的骨干分子，唱歌、跳舞，说快板，打扬琴，活跃了兵团的气氛。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出任参谋、干事、连长与指导员的也不乏其人。 不过，1977年的蛇年，对于24岁的六九届来说并不美妙。因为，当传统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老三届们可以凭借扎实的知识功底，通过考试去竞争大学门票的时候，六九届中的大多数却无奈地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是缺乏才智，而是无法自主——“文革”狂潮让他们的完整学历止步于小学六年级。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在社会大学里也学到了不少真知，在各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其中的不少人最终还是通过各种形式，完成了正规大学的学业，甚至读到了硕士、博士，成为专家、学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但对于六九届这一整体来说，在本该学习的年龄，却无缘正规、系统的学习，仍然是个遗憾。
如今，时光已经流转到了2013年。从“十六”到“六十”，当年的“小六九”们也进入了退休的年龄。 无论是叹惋、感慨，还是所谓的无悔，其实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 或检修预支过多的肌体：毕竟，当年的工伤病痛反应或许很快就过去了，但多年后爆发的腰腿风寒等毛病却已在那时种下了病根。近些年来，已有一些六九届的荒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所以，有病的赶紧治病，没病的注意保养，应当加以重视了。 或弥补曾经的诸般缺失：于是，有人上了老年大学，学书法，学绘画，学弹琴；有人进了公园，去唱歌、去跳舞、去摄影；有人选择读书写作，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陶冶性情，在电脑的键盘上敲击出岁月的印痕、心灵的轨迹。 或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照顾高龄的父母亲，尽孝心；看护幼小的第三代，尽义务。虽然买菜做饭忙家务，很辛苦；却在三代人的笑脸上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青春的勃发，看到生命的延续，仍有一种欣慰感充溢其间。 或继续发挥各种余热：一些人还在原有的岗位上忙工作，一些人已把更多的精力转到了知青活动上。尤其是，当老三届们陆续“奔七”的时候，仍属年富力强的六九届们正可以大展身手。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很多大型知青活动中与网络论坛上，出面组织、充当主力、积极参与的已经是六九届们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