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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网上有关鲁迅是“汉奸”的说法颇多
近年来，有关鲁迅与日本关系的讨论时常见诸网络，甚至有网友撰文称，“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同日本“特务”内山完造往来密切，“每次国家有难，他首先想到的是往租界日本人家里躲”，“鲁迅是中国第一大汉奸”。这种指责当然也不奇怪，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人这样骂过他，说他是帮日本“破坏中国现政府”的“汉奸”了①。 那么，鲁迅真的“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吗？ 九一八事变：鲁迅对日军行为持批判立场；主要的抨击对象是国民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发表多篇文章，谈及自己对事变的看法。9月21日，鲁迅发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认为事变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②。且不论其说辞的正确与否，至少可知鲁迅对日军侵占东三省一事，是持批判态度的。同理，在《“友邦惊诧”论》（1931年12月）里，鲁迅感叹，“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且不论这种“不惊诧”的指责正确与否，至少可知鲁迅对日军强占辽吉的行为，是持控诉立场的。 当然，鲁迅的主要抨击对象，乃是国民政府。如诗歌《好东西歌》（1931年12月）中，鲁迅调侃“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铜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最后“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又如1933年1月，在《观斗》一文中，鲁迅又嘲笑道：“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同年，在《漫与》一文中，鲁迅又说，上海“九一八”纪念日时，“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逡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豫设的宝座”。1936年，鲁迅去世前夕，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讽刺道：“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以上种种，其批评内容虽未必完全正确，但鲁迅对日军侵略的痛心，却实贯穿其中。  1934年鲁迅与友人合影。左起：内山完造、林哲夫、鲁迅、井上芳郎 一二八事变：鲁迅曾签名号召“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主要抨击对象仍是国民政府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鲁迅因带全家人躲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中避难，招致很多非议，以至人们忽略了他对事变本身的看法③。1932年2月，《文艺新闻》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作家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署名者中即有鲁迅。 此外，鲁迅还有几首诗直接写到“一二八事变”。《赠蓬子》（1932年3月）一诗：“木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写的是对战乱所致的颠沛流离者的同情。赠日本友人的《一二八战后作》：“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写的是战乱所致的心境萧然。  鲁迅留学仙台时与同学合影（后右为鲁迅） 当然，鲁迅的主要抨击对象，仍是国民政府。在《伸冤》（1933年3月）一文中，鲁迅谈到了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日内瓦’是讲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国两年以来都没有抵抗，因为抵抗就要破坏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国也不过装出挡挡炸弹枪炮的姿势”。虽然鲁迅并不知道中央军的两个精锐师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曾奉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以第十九路军的名义参战且牺牲惨重，但其爱国之情，仍可见于上述言辞之间。在《迎头经》中（1933年3月），鲁迅又说：“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于经有之，曰‘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已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虽然鲁迅并不明白国民政府将战火限定在租界之外有种种外交上的不得已，但其爱国热情，仍是不容否认的。 此外，对于十九路军后来以抗日、反蒋名义发动的“福建事变”，鲁迅也无好感。他在给日本朋友的信中说，“东南方面，略有动乱，为着抢骨头。从骨头的立场说，给甲狗啃和给乙狗啃都一样。因此上海无恙，堪称幸福。”在《写于深夜里》（1936年5月）中，他又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可见其厌恶之意。 热河战役、长城抗战：鲁迅仍以抨击国军和国人为主，但文章中的爱国热情是很明显的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东北军不战而逃，热河很快沦陷，随后爆发了长城抗战。针对中国军队的节节战败，鲁迅在《迎头经》中讽刺道：“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日军所至，抵抗随之’……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一到，迎头而‘赶’：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虽然鲁迅未曾言及国军在长城抗战中的英勇与牺牲，但其文章中的爱国热情，仍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主流文艺界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鲁迅也很不满，写了《从幽默到正经》（1933年3月）一文讽刺道：“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且不论文章的观点是否偏颇（因着国难深重而痛揭“国民性”的麻木，本也是鲁迅一贯的思想），鲁迅文中对国难的痛心，却是明显的。  长城抗战中的国军 总体而言，鲁迅显然高度支持抗日；惟其文章所言，亦有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形者，今人须当注意 综上，鲁迅支持抗日是毫无疑义的事实。只是由于杂文的特性，很多时候表现的并不明显。从文章内容看，鲁迅显然更乐于抨击国民政府。只不过由于他远离决策核心，朋友圈中也鲜有通透了解时局政策之人，其文章所言事实内容，常与真实情况有着较大出入。 类似当局在华北交涉中的忍让与底线及拖延中日战争爆发时间之目的，鲁迅无法谅解，乃是情理中事。④惟鲁迅杂文影响甚广，其文中所涉具体事实，今人当仔细辨别。如1933年《逃的辩护》一文中，鲁迅说，“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早落水’而死了。”事实上，1931年12月南京请愿期间的所谓“珍珠桥惨案”，军警并未动用刺刀，更未开枪，虽确有一上海学生名为“杨同恒”者落水而死，却也只是意外⑤。如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所说，“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当然，今人不必责备鲁迅文章中的这些事实偏差，毕竟鲁迅当日也无力欲廓清事实。惟今人须谨慎看待这些事实偏差。 简而言之，指责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良友》画报对鲁迅葬礼的报道 注释 ①思：《鲁迅愿作汉奸》，1934年5月6日《社会新闻》第7卷第12期；②本文所引鲁迅文章全部参考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范艳娥《鲁迅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4月；③更多内容可参考谌旭彬《鲁迅对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华的态度有问题？》，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43期，2013年4月8日；④如历史学者吴相湘认为《塘沽协定》“对于中国现代史实在非常重要。因为全国朝野就是利用这四年时光奠定了八年抗战的精神和物质基础！”⑤可参考谌旭彬《再谈“珍珠桥惨案”中，国民政府有没有枪杀爱国学生》，“短史记”微信，2016年7月20日；⑥李惠贞：《台港学术界鲁迅评论刍议》，《鲁迅诞辰百年文集 下》，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1981年，第408页；⑦郁达夫：《忆鲁迅》，《郁达夫自述》，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