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从事侨务、人民陪审员、礼仪讲师等多方面志愿者工作，历任上海市长桥街道侨联会主席、徐汇区侨联常委、《徐汇侨讯》责任编辑、《知青》杂志编辑等，具有“国际礼仪指导师”资质。上海市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代表，曾获上海市侨联系统先进个人、上海市侨务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侨联2010上海世博会优秀志愿者、徐汇区“优秀讲师志愿者”、徐汇区社区教育“奉献奖”、徐汇区“学习人生奖”创新人才等荣誉。喜爱唱歌、跳舞、旅游，热心同学、（兵团）战友联谊，以“精彩生活，奉献社会”为践行目标。

知识就是力量——我当农业技术

我是上海市市北中学67届高中生。1968年9月，67届毕业分配尚未启动，我便与班上11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随66届毕业分配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毛主席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文革阻断升学之路的当时，我们觉得服从祖国需要——屯垦戍边、亦军亦农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时我们是准备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一番贡献的。

基于此，下乡时我除了带上全套高中数理化及外语教材，汉语、英语字典等工具书之外，还带了当时最先进的计算工具——一把计算尺，这些物品装了满满一肥皂箱。顺便说一下，高中数学课上“对数”一章的时候，老师讲过“计算尺原理”，当时每人发过一把纸质的模拟“计算尺”，仅仅是让大家明白个原理，并不要求掌握运用。我因家里有学工科的哥哥用下来的真货，便琢磨、把玩了好一阵子，觉得这玩意儿挺实用，计算起来简便快捷，下乡时便特意带上了它。

没想到下乡后文化大革命继续“轰轰烈烈”，不言而喻，我带下乡的那些与文化知识有关的物品当时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雪藏”之。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和大多数知青战友一道，认真接受“再教育”，只是风雨劳作修地球的一介农夫。

阶级斗争不打粮，国家要靠北大荒的粮食“养家糊口”。渐渐地，折腾少了，兵团回归到发展生产的正道上来，知识也不那么臭了，团有良种连，每个连队也都组建了“科研班”。

1975-1976年，我有幸被选派到兵团农垦大学育种进修班学习了农作物栽培、育种、植保等方面的知识，还学习了田间试验的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进修毕业返回兵团，不久，兵团建制撤销，我所在的三团复归前身“红色边疆农场”，我被安排担任三分场农业技术员，负责分场农业生产与科研的技术指导工作。虽然我在这个岗位上只干了两个年头便升学离开了，但经历的一些事情饶有趣味，至今印象深刻。

1）神奇的计算尺

首先是计算尺创造神奇，让我“一朝成名”。当时，分场农业技术员每年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年初要制定各连队、各地块的播种计划，二是在麦收之前要预测产量。在当时以算盘为唯一计算工具的农村，这两件都是让人头疼的事——大量多位数乘除连续运算让人生畏。据说某分场农业技术员为了制定分场播种计划，每年从各个连队抽人上来各算各的，然后由他进行汇总，忙上一、二个星期才能完成。而乘除连续计算恰恰是计算尺的强项，借助它，我半天功夫便可把全分场十万亩耕地的播种计划轻松搞定。这件事让分场领导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也使我上任不久便引起总场生产科的注意。

2）计算尺VS算盘

最让计算尺出彩的是一次下连队测产。那天，分场副场长带着分场会计、总场来的统计和我一起到某连队预测小麦产量。来到第一块麦田，先找了一片长势适中的麦子，在确定1平方米麦田的穗数、每穗的平均粒数之后，根据其品种和长势估计了它的千粒重，然后由会计、统计和我计算预计产量。我用计算尺三抽两抽就给出了答案，而两位会计、统计扒拉了好一会儿算盘才给出答案，糟糕的是三人三个答案。随后重新计算，我的答案如前，速度遥遥领先，而那二位好不容易算出的答案竟与自己的前次答案都不相同！为了不耽误时间，保留了基本数据后我们又到其他地块继续测产。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此后的地块他们用算盘扒出的结果均与我用计算尺拉出的完全一致但速度远不能相比。中午回到连队重新计算第一块地，他们在认同我的答案之后不解地问：“人家都说计算尺不准，你怎么就一斤不差呢？”我笑着说：“计算尺是科学的计算工具，只是精度有限。不要说测产只要计算到‘斤’，我能读到‘两’呢。”这让二位计算行家开了眼界，心悦诚服。

3）期间趣事

1976年麦播期间，农场局不少地方出现了用尿素拌种引起烧苗的情况，平时相信经验胜过科学、不太把技术人员当回事的分场场长这时担心了，生怕出大事，他赶紧找到我，问播下去的麦种会不会出问题，还能不能继续伴尿素播种。我告诉他，农场局通报出问题的是国产尿素，而今年我们分场分配的全是进口尿素，不会有问题，他这才放心了，事后果真没出事。当年的尿素拌种烧苗事件可能因文革期间化肥质量失控导致，因为发生于多地而又限于国产尿素。

再就是某连科研班闹过一次笑话，班长打来电话说今年小麦各品种的千粒重都在30克以上，不知为什么会这么高。据我所知，当年我们分场种植的数个小麦品种中只有“克坚”一个品种的千粒重能超过30克，他们肯定在称量上出了问题。到那里一看，果不其然，他们把托盘天平的称量盘和砝码盘用反了，导致游码在“帮倒忙”，得出的称重物重量被误加了两倍的游标读数，由此闹出笑话。

重见天日的“知识”

我在文革那个荒诞年代发挥知识的力量做了一点事情，解决了一些问题，业务上得到了分场领导的认可，并引起总场生产科领导的关注，成为他们最放心的分场农业技术员。到了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带下乡的高中数理化教材等成了稀罕的宝贝与人共享。当“初试”成绩发榜我位居总场第二名时，分场领导着急了，总场生产科甚至文教科都发“调头”了：你如果走不了，到我们科里来（因为不愿纠葛在分场领导的矛盾之中，我曾经想改行当教师，所以文教科知道我）。主管农业生产的分场副场长着急地问我：你走了，谁能接替你？自知平时待我有点亏欠的分场场长担心起我会报复他，不给他做明年的播种计划，让他“抓瞎”（其实是他多虑了，我没那么小心眼，更不会跟自己足迹所至的10万亩黑土地过不去）。在那一刻，知识重新恢复了他的身价——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