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2014年的“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我国著名病理生理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做的《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一篇报告。里面有些观点颠覆了我们对疾病的一些认知，或许能引发我们一些思考。

韩院士强调这个是“个人一家之言，只提供一个侧面”，并特别声明，报告中的一些“颠覆性的意见”都有依据，有严肃的科学论文证明。这也是他个人一家之言，只提供一个侧面，希望“媒体完整解读，切勿断章取义”。

很显然，该报告出台事出有因：韩院士所在的医学领域，正在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医患纠纷，伤医事件，永远不够用的医疗资源……都是重压之下的变形产物。
这些之所以出现，而且难以改变的原因。在报告中，韩启德指出：“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

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通过服用降压药，降为10.5%，也就是说，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后，只有4至5个人受益，还要忍受着药物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
作为国际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提出这样的“个人观点”，是有详实基础的，他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通过服用降压药，降为10.5%，也就是说，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后，只有4至5个人受益，还要忍受着药物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
韩院士还给出了美国一项涉及7.6万例病人的研究：55岁至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做一次前列腺癌的筛查，一半人不做，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中有108人，非筛查组有97人，通过筛查，确实发现了更多的病人，但是13年以后，检查和不检查的两组人，死于前列腺癌的没有任何差别。
无独有偶，美国针对肺癌做了45万人的研究也发现，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
这些结果不仅支持了韩启德的“个人观点”，而且更指向一个问题：医学到底能帮助我们到哪里？韩院士的结论是：只有8%。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与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名为“中国式抗癌：战略与战术”的中西医对话。
西医出身，用手术刀与肝癌战斗了几十年的汤钊猷，治病理念却颇具中医风范，他甚至更愿意用“孙子兵法”这种中国哲学，来对待癌症这个人类的绝症，而这，也是他无数临床事实造就的：“我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但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不仅如此，随后的动物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个“旁证”，来自一群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它们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了，但是，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由此，汤钊猷将“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列为了他治疗癌症四点体会中的第一位。
这个结论并非来自汤钊猷积累的个案，而是由癌症的特点决定的，汤钊猷说，“癌为什么可以被改造，因为癌细胞本来就是从正常细胞变来的，如果是一条疯狗，改造成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坏人可以改造成好人。”

这篇文章是2014年的“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我国著名病理生理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做的《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一篇报告。里面有些观点颠覆了我们对疾病的一些认知，或许能引发我们一些思考。

美国从尼克松时代签署“国家癌症法案”后，千军万马研究癌症，研发出非常多的检测设备与方法。若干年后，人们突然发现：这些设备方法尽管标志着科研的重大进步，对癌症的早期认识也很有好处，但推广后，癌症患者的生存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位美国专家也承认：“许多肿瘤早发现，不见得是好事情！”
何裕民教授还给出了这样一组结果：丹麦学者的基因探针研究发现，40岁女性乳腺组织中，40%有异常蜕变细胞，到了50岁至60岁，这个比例逐渐减少。美国的前列腺局灶癌前瞻性研究，20年后，只有7%的患者最后死于此癌。

“包括癌症治疗，化疗次数越多，后面转移复发率越高，比如乳腺癌，同样两期的乳腺癌，化疗次数越多的后面复发概率也高，因为用多了，癌细胞就退回到更原始的状态，更凶险的状态。所以，治疗癌症要有个‘度’，‘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度’，至少不让它（指医学）承担超过8%的责任。”何裕民这样说。
很显然，把握这个“度”不是个技术性工作，需要高屋建瓴的哲学观，甚至是从生命的角度对疾病和死亡的包容，而在达到这个高度之前，人们会泛化癌症，接下来又会被泛化了的癌症吓死或者治死。

因为一直从事健康科普，每年体检季节，我都要接到很多电话，这些找到我的熟人，都是被体检的医生嘱咐要“进一步检查”的，而几乎每个人的体检单上，都会有类似的医嘱。可以想象，每天拥挤在医院的人当中，有很多就是奉此“圣旨”去的，他们急切想知道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与此相近的是，人们在癌症确诊之后，往往会急急忙忙地迅速手术，如果能今天确诊，第二天就上手术台，那绝对是部长一级才能享受的待遇，一定有让其他人羡慕的医院业缘、专家人脉。
这种诊病、治病的急切也如出一辙地体现在养生上。

中国的养生节目是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而逐渐走红的，据养生节目的编导统计，他们收视率最好的内容，多是介绍某种食物或者方法能在抽了30年的烟之后，保证肺不得癌症；能使每天都要吃红烧肉的人，血脂不升高，只要有一种食物或者方法具备类似效验，这天的收视一定会很高，而这种方法或者食物也一定会风靡……虽然编导们也很清楚，世间绝对没有这种东西，医学不会为人类的所有生活过错“买单”的。
无论是诊病治病的急切，还是对养生的功利化追求，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们认定，昌盛的医学已经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代劳一切了。

事实上，就像韩启德在报告中提到的：“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他以高血压、糖尿病前期、骨质疏松举例说，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此受到损伤。“小概率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的人里面，还是在99%里面的人。”

但理解这一点，懂得医学局限性的人不多，汤钊猷院士自己显然是其中一个，“我12年前咳嗽，把骨头都咳断了，做了全身扫描，怀疑是前列腺癌症转移，癌症把骨头吃空了，顺理成章是前列腺癌全身骨转移。但是我的老伴有怀疑，因此没有开刀手术，没有做化疗，后来我躺了3个月，结果长胖了，所以我觉得不是癌症。”

不急于诊治，只是平静地躺在床上观察自己3个月，就已经不只是一种坚持了，甚至是一份分担，分担了医学以及医生不能承受之重，这种分担的结果是他和医学双方受益。

汤钊猷举了个例子：“有个病患，生了肝癌，血管里面都是癌，去做化疗，我问他你会游泳吗，他说会，我让他每天游泳，然后打干扰素，现在已经11年了，红光满面，比我的各方面都要好。还有个病人，2001年得的肝癌，一年后复发了，一共复发了4次，2005年到我这来，我告诉他去游泳，他半年后来看也是红光满面……我有十几个病人都是这样的”。
汤钊猷还在实验老鼠身上做了类似实验：“老鼠分三组，一组一天游8分钟，一天游8到32分钟，一组游到游不动，过度游泳。结果是：适度游泳的老鼠活69天，多度游泳的活50天，不游泳的活60天，所以，适度的运动对防癌是有好处的。”
其实，不一定是游泳，只要是适度的运动，包括快走或者慢跑等，都会有类似效果，这个效果不只是来自运动本身，还有在运动过程中人们救赎自己健康时的放松和自信。

韩启德将现在中国医疗所出的问题，归结为：“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既然有了魔法地位，为什么治疗达不到预期？为什么还有误诊误治？为什么不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凡此种种对医学乃至医生的错误期待，在增加了对病患自身过度诊疗的同时，也是医患纠纷，伤医甚至杀医悲剧的深层根源。
所谓宗教，其实无非是要完成对自己心灵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可以掌握在每个人手中的，松开了对生的死结，摆脱掉对医学的绝对依靠，更多地理解并借助生命自身的规律和力量，这也许才是现在人最该有的生命宗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