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管怎么说吧， 试问:此处用的是何种历法? 

    或曰:必为公历无疑。但是，错了!　应是儒略历。今之公历，又称格里历或新历，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颁行，自1582年10月15日始用。此前欧洲基督教世界长期使用的是儒略历，又称旧历，系古罗马统帅儒略·凯撒下令颁行。英国直至1752年始废儒略历而行用公历，而其时莎翁已仙逝百余年矣!　在中国，辛亥革命后才开始用公历，但纪年则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用公历纪年。 

    后人纪念莎翁的方式层出不穷，世界读书日定在4月23日便是突出的一例。西班牙大文豪、《堂吉诃德》　的作者塞万提斯亦是1616年4月23日逝世，但他并非与莎翁同日驾鹤升天。那时公历刚刚颁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波兰便立刻采用，塞万提斯的卒日按公历记录在案，实际比莎翁去世要早10天。

    中国戏曲大家、“临川四梦”的作者汤显祖　(1550—1616)　年长莎翁14岁，而与莎翁同年去世。汤翁最享盛名的昆剧　《牡丹亭》　于1598年48岁时写成，时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在英国则是都铎王朝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即位第40年，34岁的莎士比亚于当年写就　《无事生非》　和　《亨利五世》。明神宗实在是个庸君，在位48年，成年亲政后竟然三十余年不视朝。25岁登基的伊丽莎白一世却励精图治，在位45年使英国从一个二等国家跃升为欧洲最强国之一。她将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向高峰，在位期间出现了一批顶级的文人学者，除莎翁外，还有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诗人中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　(1552－1599)　等巨擘。大体上就从那时开始，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强国已有端倪可察。与莎翁同时代的世界文化名人还有许多:意大利科学家、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伽利略　(1564－1642)，中国明末大学者、欧几里德　《几何原本》　最初的中译者徐光启(1562—1633)　……从这些光辉的名字，尽可复原出一幅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化态势图。

    多年以前，笔者尝谑称某人生卒日期相同的情形为“莎士比亚巧合”。其实，此类事件并不像乍一想的那样罕见———其发生的概率约为1/365，除非生日是闰年的2月29日。谓予不信，试看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的大画家拉斐尔(1483—1520)，生卒日期皆为4月6日;以巨著　《月图》　和两大卷彗星论著驰名于世的但泽天文大家赫维留　(1611—1687)，生卒日期同为1月28日;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霍沃斯　(1883—1950)，生卒日期同为3月19日…… 

    天文学家纪念莎翁，将他的大名送上重霄:第2985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莎士比亚”，它是美国天文学家爱德华·鲍厄尔在1983年10月12日发现的。莎翁在太空中可不寂寞，那里还有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小行星2934号)、巨哲苏格拉底　(小行星5450号)　和柏拉图　(5451号)，古罗马诗人贺拉斯　(4294号)、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　(2999号)、达·芬奇　(3000号)　和米开朗基罗　(3001号)，稍晚于莎翁的法国剧作家莫里哀　(3046号)、德国的歌德　(3047号)、英国的拜伦　(3306号)　和狄更斯(4370号)、法国文坛巨擘雨果　(2106号)，音乐家莫扎特　(1034号)、贝多芬　(1815号)、肖邦　(3784号)，科学家伽利略　(697号)、牛顿　(662号)、爱因斯坦　(2001号)等等。

    更有第2000号小行星赫歇尔，乃以18世纪杰出的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命名。赫歇尔于1781年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天王星，继而又发现了天王星的两颗卫星。他的儿子、又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则打破历来以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命名卫星的传统，而将莎翁名剧　《仲夏夜之梦》中仙王奥白龙与仙后泰坦尼亚的名字赋予这两颗新发现的卫星，后来它们又被重新“排行”为天卫三和天卫四。

    莎翁享寿整整52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1972年1月2日，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科幻和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的52岁生日，他却因癌症术后在病榻上默思:难道本人寿数已尽，亦将如莎翁一般就此归天?所幸他恢复得很好，直到20年后的1992年才因其他重病谢世。他的　《阿西莫夫氏莎士比亚指南》　(下简称　《莎剧指南》)、《阿西莫夫氏科学指南》　和　《阿西莫夫氏圣经指南》　并称为阿氏三大“指南”，皆系皇皇巨制。《莎剧指南》　上下两大卷是阿西莫夫著的第104和第105本书，于1970年出版，对莎剧作了广泛的知识性、科学性注释，在莎学书林中堪称独树一帜。有位莎剧演员由此以为阿西莫夫是一位职业的莎学家，遂慕名往访。阿氏则连称误会，并相赠一部　《莎剧指南》　以报其诚。

    莎士比亚究竟写有几多剧本?　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通常认为莎剧有37种，值得注意的是，莎翁在晚年曾与约翰·弗莱彻合写了3个剧本。其中　《卡迪纽》　(1612年)　已失传，未计入37种之中;《亨利八世》　(1612年)　在许多版本的莎剧全集中均未提及合作者弗莱彻;而　《两个高贵的亲戚》　情况却正好相反，各种版本的莎剧全集多未收入，阿西莫夫在　《莎剧指南》　中对此亦有明白交代。

    本人出身天文科班，虽退休多年仍每每念及:莎翁出生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问世已廿载有余;莎翁在世的半个世纪中，哥白尼日心宇宙体系在欧陆的传播艰辛异常;恰在莎翁去世的1616年，罗马教廷又将　《天体运行论》　列为禁书。时代背景如斯，莎剧照旧遵奉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宇宙体系自不足怪。然而，倘若莎翁的寿数增添几十年，其宇宙观念会不会有大转变，这对他的剧作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又逢世界读书日，重温莎翁，兴之所至信笔侃来，其乐焉能言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