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团组织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终于在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我心中五味杂陈，不为入团而插队，却因插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团票”，这多么荒唐，一切口号和赞誉都是冠冕堂皇，我其实只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政治避难”才是我内心最深层的动因。 1975年 4月的一天，一趟即将西行的列车静静地停靠在北京站，站台上旌旗猎猎、锣鼓喧天。北京站从来都不是寂寞的地方，但这一天不同，几十个人的离开，有几百人相送，无论从规模还是规格, 这个场面在当时都算得上是一次“送别的盛宴”。即将离开的是70多名75届高中毕业生，送别的人有北京市的、各区的、相关中学的领导们、各级知青办的头头脑脑、工作人员们。大约是举办了什么仪式，什么人讲了话，除了激扬的场面我都记不清了。 站台上经久不衰地沸腾着，我早早地登上列车，坐在属于我的座位上，从窗口静静地观察着鼎沸的人群，话别、握手、挥拳互相鼓舞着……，很快窗口就不属于我了，同行的伙伴们上了车，随着汽笛长鸣，列车抖动，大家不约而同地涌向窗口，争相向站台上的人挥手、呐喊，一些人像奔赴前线的战士，被记者或亲朋拍下临窗的“英雄照”。此时，隐约有低低的抽泣声，那是极力压抑着的，很快就被淹没在激昂的欢呼声中。 那年我不满18岁，高中毕业，第一次这么光彩，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找到一个座位，我不再需要窗口，因为送别的人群中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没有一个是专门为送我而来的。我不需要告别，也没有离别的感觉，在走进车厢的一霎那，我其实在想：终于离开了，我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座楼房里有我的母亲，此时她一定在那儿，孤独地为我送行，我离开北京后，她也必须回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去了。随着旅行的开始，我慢慢地淡出了欢腾的场景，陷入到自己的冥想中，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这些先进同学有着很大的差距，同样自愿赴延安插队, 我却有着当时难于启齿的深层原因，而这要追溯到十年以前。 文革开始那年我9岁，一夜之间突然成了黑帮子女，一起玩耍的小朋友远离了我，参加宣传队扮演小红军，也被拿下除名。父母的单位和宿舍在一个院，墙上刷满了写着父亲名字的大字报，每天进出，看见的都是他打着黑叉的名字，由于母亲坚持不揭发父亲，也被贴上了大字报：“XX你要立刻悬崖勒马，不要再做逍遥派，立即同XX划清界限!”院里开批斗会，看见父亲挂着牌子被按在台子上，我拔腿就跑躲得远远的。终于，有一天回家，看见门被抄家的红卫兵踢了一个大洞，家中一片狼藉，我家多年的保姆正在打包东西，我怯怯地问你在干嘛呀?她说：街道开会了，你爸爸是黑帮，我得走了，我得划清界限!一时间我说不出话来，默默地看着她收拾，家中没有了大人，又孤独又害怕。 小学里的少先队作废了，成立了红小兵。这一天，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我和一些同学将在这里宣誓，第一批加入小学生的先进组织。就在准备进入操场的前几分钟，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心中忐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师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空中，在脑袋里轰轰作响，我木然地听到：你这次加入红小兵的资格取消了，学校得知了你父亲是黑帮分子。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努力，争当“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低着头不敢看老师，我不想让她看见，泪水已经盈满了眼眶，稍一动就会滴落下来，我需要一点时间，让泪水慢慢地吸收回去，不要夺眶而出，喉咙是哽着的，说不出话。我想，当时那年轻的女老师一定猜到了我的窘迫，她最后说了一句话，是当时既平常又时兴的话：“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还是可以选择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汹涌的文革大潮荡涤一切，当时年幼，我相信了父亲就是坏人，而老师的这句话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也像一线希望，被我牢牢地抓了10年。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被“解放”了，有些被“三结合”进了班子。而我父亲出身地主，解放前的地下党身份没人给他证明，因为证明人有的求自保，有的自身难保，不但没解放，反而越批越重，终于把他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父亲像个老运动员，每次都被拎出来批斗一番，他人在河南干校，大字报依然在北京单位的院子里不断出现，而这些信息也不断地传到我的学校，我虽只身在北京上学，却始终被这个魔咒紧紧扣住，每一次运动，都让我心惊肉跳。记得初升高的那个寒假，父母向干校请了假，带我们兄妹回嘉定老家，父亲说江南有许多值得了解的人文历史和景观。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去了苏杭、绍兴、无锡等许多地方，一路上父亲给我讲了许多江南的园林、名人故居，唐诗宋词等等，灌了一脑子的中华文化。可当我回到北京不久，大字报又贴出来了，“XX不老实改造，竟敢带着全家回老家，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黑云再次向我压来，我写思想汇报、斗私批修又添了新的内容。 高中时，我申请加入共青团，除了申请书还得定期写思想汇报，其内容必须是对我父亲的认识和批判。从高一到高三，我的思想汇报份数达到了两位数，每份思想汇报中，我都放进了那句话：“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想通过这句话，传达给团组织，我愿意选择革命道路。尽管我变着法儿的修改、充实思想汇报，真心实意地要“背叛家庭”，脱胎换骨地走革命道路，但总是无功而返，共青团的大门对我紧闭着。 高三的一天，又一批同学入团了，我的“帮助人”也又一次向我传达了班主任和团支部的指示：还要继续努力。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从她手里拿过一次又一次退回的思想汇报，愤怒地撕个粉碎，我放肆地咆哮起来：“这个团我不入了!再也不写什么思想汇报了!”此时，我内心的绝望大爆发，高中即将毕业，全班同学几乎都是团员，而我却总是被拒之门外!我一再努力地“走可以选择的道路”，却一再被推回到“不能选择的位置”上。我的帮助人是班干部，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同学，她默默地看着我，任由我发泄，她也很郁闷。几天以后她平静地对我说：“思想汇报还得交，如果你坚持不写，以后我来写，由你抄下来再交。”这是个“不忠诚”的行为，是个秘密，被我俩保守了几十年。 很快，我的注意力被新的事情吸引了，当时的报纸，不断地刊登先进知青的事迹，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朱克家。上海知青朱克家，在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区插队，后来又主动去了更艰苦的爱尼族寨子，在那里他教孩子们读书，带领乡亲们建电站，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喜爱的人。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英雄，是因为他坚持在那样荒蛮穷困的地方，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带去了现代文明;浪漫，是因为在那边远的地区，有斑斓的民族服装，好听的山歌对唱，以及神秘的少数民族习俗。 临近毕业，大家都在思考自己的去向，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去插队，并且要去边远的地方插队!其一，实现我充满浪漫和英雄主义的理想，去实践那条“自己可以选择的革命道路”;其二，远离北京，远离所有知道我“出身”的人，以此摆脱10年来一直紧随着我的黑色影子。 反复读了有关朱克家的文章后，我立即行动，写了一封长信给朱克家，说明了对他的敬佩，到他那儿插队的向往，希望他能够接纳我。信寄出去了，下一步该怎样，其实我也不知道。过了很久，没有等到朱克家的回复，又写一封，还是没回，也许他无暇顾及一个陌生的学生，也许信没寄到他的手中，我无从考证。又有了新的消息，听说上一年的74届毕业生，有一些人自愿去西藏，今年可能还会有这样一些人。我兴奋极了，赶紧跑到位于朝阳门的朝阳区知青办去打听。我向接待人员讲述了要去外地插队的愿望，他有点异样地看着我，那年，大批插队的知青已经开始被安排工作，或找各种门路返城，尽管还会有一些去北京郊区的名额，但多数人是想尽办法逃避插队的。他可能在想，这人不多见，别人要回来她却要走?不过这总比让他们动员下乡要容易多了。 “你想去哪儿?” 他笑着问。 “云南”，想都没想，我脱口而出。 “没有去那里的计划”，他说。 “那就去内蒙，西藏也行!”内蒙也是我早就选中的。那是我心中的浪漫之选，我向往着在草原上骑马驰骋，还要学拉马头琴，在一群牧民中，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出身。 他又摇头了，干脆说吧，他说: 今年只有2个去处，延安和天津的小靳庄，你可以选。可这两个都不是我的理想之选，确切说，都没想过。工作人员看出了我的迟疑，他说：“我们不会批准个人单独去外地插队的，你只能在这2处选，要不就随大家到北京郊区吧。”我不再犹豫了，去延安!一来延安比小靳庄远得多，这是绝不改变的条件，二来延安是革命圣地，有些吸引力。 接下来，我的命运有了转折，班主任、团支部对我的态度转了弯儿，加速了对我的“帮助”，在我的每一份思想汇报中都加入了一句话：“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到做到”。那时我哥哥已经去了农场，我是可以免插队的，而我自愿去外地插队，是学校几年来的独一份，在全区也是少有，我给学校争了光，说明学校毕业生工作做得好。为了表彰和欢送我，学校送我一个大木箱，是学校的木工师傅用木板条钉成的，时间仓促，没刷油漆，裸露着颜色不同、宽窄不一的木条，放在大家的行李堆中，很有个性。团组织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终于在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我心中五味杂陈，不为入团而插队，却因插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团票”，这多么荒唐，一切口号和赞誉都是冠冕堂皇，我其实只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政治避难”才是我内心最深层的动因。 我早已在北京独立生活了，不需要同父母商量，便将插队的一切事宜办好，仅仅以“告知”的方式，将此事通知了在五七干校的父母。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假回北京来劝阻我，她匆匆赶到时，距离我离京插队只有几天了。 母亲要好好和我谈一下，而我早已下了决心，决不改变。母亲反反复复地规劝我，他们下放河南，由于父亲的问题，可能会在那里待一辈子，不知还能不能恢复工作。你去那里插队，一旦年龄大了想回来，或者别人都回来了，你怎么办?我们这种家庭，是没有能力把你办回北京，或者离开农村的啊!我明确地告诉母亲，我需要“走自己的革命道路”，而去延安是我最好的机会。可能是入团的曲折影响了我，那时我很偏激，不顾一切，我坚持认为，不会有那一天，我不想再回来了，我要扎根一辈子! 这一夜即将过去，我们都不能说服对方。我突然想起母亲曾提起过，她是离家偷跑参加革命的，我觉得她这一行为与我去延安可以类比，于是我引诱她说：把你当年参加游击队的事情讲讲吧。单纯的母亲二话没说，讲起了她的那段经历。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详详细细地听到这个故事，从她的出生长大，到偷偷离家去寻找革命队伍。那年她十几岁，不辞而别，独自上路，从香港岛出发，历经艰辛徒步走到广东惠阳，找到了在那里的东江纵队，成为一名抗日游击战士，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离开，便再也没能回家见到在港的亲人了。久远的回忆，使她沉浸在当年参加革命的激情中，我趁热打铁地问她：“没有盘缠，没人引路，甚至没有具体的去向，你独自寻找传说中的游击队，害怕吗?”她说：“我满脑子都是打鬼子救中国，就没想过害怕。”我立刻借机说：我现在和你当年一样，要走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和你一样，为了理想没有任何顾虑，为什么你当年做到了，今天却来阻拦我呢?更何况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怕什么呢!母亲无语了，她是老党员，不知被我说服了还是无法反驳我，总之，不再反对了。天将明，她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我们约定，不要去火车站送我，我们在北京没有家，她要尽快回到河南干校去。 列车启动了，同行的伙伴们情绪高涨，高声地交谈起来，尚不认识的相互介绍，结识新朋友，而我是认识人最少的一个。有人是天生的领导者，他们渐渐显现出来，领着大家以区为单位拉起歌来，西城和海淀的同学最多也最活跃，许多人轮番站起来演讲，抒发着满怀的豪情，那是超越主流，自愿奔赴延安，去改造世界的豪情壮志。记得有一位长得伶俐，说话干练的女生，格外引人注目，她挥洒自如地演讲，慷慨激昂，才华横溢。身边有知道的人说，她是西城区的，母亲是新华社的知名记者，优越的出身、优秀的人才，真是令人羡慕。在中学时期，几乎没有学生能入党，而我刚结识不久的朝阳区的几个同学中，就有2个是党员，他们是这一届学生里顶尖的尖子，其它同学也大多是团支部书记或班干部，是我在中学时望尘莫及的那一类，个个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充满了正能量，我觉得很幸运，希望早日融入这个优秀的集体中。 上路了，列车向西驶去，我的未来在延安，我渴望到了那儿，能够站在和别人一样的平台上，自由地说话、做事。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摆脱文革给我的精神枷锁，一切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起了小说《飘》的结尾，历经挫折的斯佳丽回到她出生的土地，紧紧地贴着大地，重生的力量正在注入她的全身：“明天吧，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