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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畲族地区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到外力扶持与内力即自身生产力的提高紧密结合。在起步阶段，需要的外力扶持可以多一些，但犹如羊羔断奶一样，这种经济上的扶持只是暂时的，必须逐步增加断奶后的独立生活能力。”
1999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深入福安市康厝畲族乡东山村调研。
宁德秀丽壮美的群山中，住了许多畲族群众。 作为中华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畲族主要分布在闽、浙、赣、粤、皖、湘等省的部分山区，其中90%以上居住在福建、浙江广大山区。因为频繁地在山区中迁徙，畲族把自己称为“山哈”，即居住在山里的客人。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是全国畲族主要聚居地。1988年，宁德地区的畲族人口16.12万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福建畲族人口的70%，有7个畲族乡，190个畲族行政村，2014个畲族自然村。 受历史和地理因素影响，20世纪80年代，宁德地区畲族的贫困面还比较广，是闽东贫困的“重灾区”。据统计，1985年宁德全区畲族贫困户1.6万户，占畲族总农户的50%。经过三年扶贫工作，虽然脱贫率达75%，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低于全区贫困户脱贫率87.3%的平均水平。整个宁德地区未脱贫户中，畲族仍然占据较大的比重。 “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到任宁德地委书记后，习近平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深入畲族乡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畲族群众居住在偏远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颇为困顿。有的畲族乡还处于简单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如何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习近平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调研结束后，他先后写下了《畲族经济要更开放些》《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问题的思考》等文章，分析原因，提出办法。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制约贫困山区发展的首要因素，交通瓶颈必须得打破。 1988年，习近平刚到宁德就挂钩扶贫福安市坂中畲族乡。坂中是闽东地区畲族聚居最集中、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这里虽然毗邻福安城关，却穷得叮当响，曾经是闽东乃至全省有名的贫困乡。导致坂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交通，大部分自然村分布在偏僻的山区或高丘陵地带。1958年，从福安城关通往穆阳镇的公路启动建设，途经坂中，坂中曾经有机会修路，可是后来该公路因故停建，坂中与通往外界的路就此失之交臂。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坂中通往外界靠的是小木船摆渡，从乡里到各村，靠的是鹅卵石铺的古官道，“交通基本靠走”。 看到这种情况，习近平决定大力推动这条公路恢复建设。不仅如此，坂中还开工建设了民族公路和老区公路。时至今日，坂中交通便利，沈海高速公路福安连接线收费站建于江家渡村，福穆县级公路由东至西贯穿全乡，全乡22个村（居）公路路面全部实行水泥硬化。畅通的公路，让这里的“山哈”飞出了大山。 先有钱，先办电。电力是制约贫困地区生活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电力资源必须开发利用。 习近平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多次强调要综合开发利用水电资源，促进畲族发展。位于福鼎县磻溪镇的赤溪村是畲族村，整个村贫困率在90%以上。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一封反映赤溪下山溪畲族自然村贫困状况的来信和题为《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响。同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如何帮助赤溪村这样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习近平认为“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要发展工业、农业，离不开电力，而闽东的优势就是丰富的水电资源。习近平一贯主张“先有钱，先办电”。1989年7月22日，他在福鼎召开宁德地委、行署现场办公会，对桑园水电站工程前期工作经费加大支持力度，并要求尽快拿出方案。在宁德地委的强力推动下，位于赤溪村上游的桑园水电站投入前期准备，1993年全面开工。 水电站建设给赤溪村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因为施工所需，赤溪村原本通往外界的羊肠土路，得以更新换代成走货车的砂石路；因为建水电站，1994年8月，下山溪畲族自然村得以启动移民搬迁工程，并且带动另外13个自然村实现移民搬迁，挪了穷窝，拔了穷根。1996年12月4日，桑园水电站建成，总库容7350万立方米，电站总装机容量3×12.5兆瓦水轮机组发电，彻底结束了赤溪村无电的历史。在政府的帮扶下，村民们发展起生态旅游产业，日子越过越红火，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4年的不足170元增加到2017年的16641元，增长近100倍，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要“输血”，更要“造血”。民族地区摆脱贫困不能只依靠外力扶持，必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习近平一方面倾力帮助畲族地区解决“卡脖子”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倾注大量心力鼓励、帮助他们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他深刻指出：“闽东畲族地区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到外力扶持与内力即自身生产力的提高紧密结合。在起步阶段，需要的外力扶持可以多一些，但犹如羊羔断奶一样，这种经济上的扶持只是暂时的，必须逐步增加断奶后的独立生活能力。” 地处福安市甘棠镇西南部的过洋村，总人口1074人，其中畲族800多人，是典型的畲族村。这里是习近平到任宁德后下基层的第一个地方。1988年7月，习近平到村子里调研。那时，过洋村在当地民族宗教部门的帮助下，开始种植葡萄，成为宁德地区第一个引植葡萄新品种的畲族村。习近平在时任村支书钟祥应等人的陪同下，顶着夏日骄阳，走在机耕路上，察看已挂满串串果实的葡萄园。他对葡萄的销路十分关注，在得知猪肉一斤卖两块六，葡萄一斤可以卖两块八到三块，再加上蘑菇种植、林业等收入，平均下来村民一年能有700元收入的情况后，他面带笑容，很是高兴，连声称赞做得好。 看到过洋村自身“造血”卓有成效，习近平鼓励村干部，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在习近平的鼓励和支持下，过洋村在发展自身产业的道路上越走越好。1990年，村里的青年葡萄种植能手钟菊春被评为“全国科技星火带头人”，在他的带头示范下，全村种植葡萄面积60多亩，葡萄种植户80多户。村民们依靠新品种葡萄上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而过洋村也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少数民族团结先进村”称号。不仅如此，过洋村的经验还如“星火”一般，带动了福安市的葡萄种植产业。20多年过去了，福安已建成沿海平原标准化葡萄生产基地3.8万亩、高山晚熟葡萄生产基地1.2万亩，产值8.5亿元，直接带动3.5万农户增收致富。 谋发展，重人才。民族地区要脱贫致富，人才是关键，而干部的培养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习近平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指出要“从战略的高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少数民族干部与本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善于反映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要求，是我们在民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纽带和桥梁。在民族地区的具体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雷仕庆就是在习近平关心下成长起来的畲族干部。1988年7月，习近平到霞浦县崇儒畲族乡调研时，遇见时任崇儒乡党委书记雷仕庆。在交谈中，习近平得知雷仕庆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很是欣慰。他拍了拍雷仕庆的肩膀，叮嘱他说：“畲族乡位于偏远的山区，长期封闭，缺乏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存在许多影响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你到北京读过大学，视野广，发展理念跟得上，更要有开放的意识，一定要争取以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去打破畲族乡原有的封闭。”1991年年初，雷仕庆到福清市挂职副市长兼融侨开发区副主任。有一天，恰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到福清调研，召集五套班子成员开座谈会，习近平在会场上一下子就认出了雷仕庆。习近平当场向大家介绍，这是闽东来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大家要多支持他的工作。会后，习近平还把雷仕庆叫到身边，对他说：“福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在这儿挂职，要多调研、多借鉴，好好学一些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带回闽东去。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雷仕庆听后，备受鼓舞。 像雷仕庆这样的少数民族干部，在宁德还有很多。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宁德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任用。宁德地委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少数民族人口万人以上的五个县（市），都要配备一名少数民族的副县（市）长或常委，在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至少配备一名少数民族的党政领导。宁德组织部门和福安、霞浦等地还有计划地选送少数民族干部到福建省委党校、福建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学习培训。 调任福州市及担任福建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后，习近平仍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倍加重视。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时，福建省同步制定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五年规划。1998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我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专列一节提出“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造就一大批跨世纪的少数民族各类人才”，把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福建摆脱贫困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找到闽东畲族地区致贫的几个关键病灶，并一一对症下药后，习近平为闽东摆脱贫困面貌注入强劲的动力，也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道路。他说：“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在他看来，做好民族工作，发展是第一要义，而发展首先就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才能够解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  （该文选自《习近平扶贫故事》，商务印书馆出版）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