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东北，大巴山南麓的南江县，自古苦寒之地。1933年，忽碌一声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腹地，“干人（穷人）闹翻身，分田、分地、分粮、分房子、吃饱饭”等当年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色苏维埃书写的标语，至今在大山的崖壁上还随处可见。“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1174名十五六岁不谙世事的城市孩子被送到这里，分散安排在南江县59个公社办的农、林、牧场里。 他们大多数是当年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策，重庆市南岸区、北碚区各个中学不能够升学的“黑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就是其中之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大山以它固有的荒蛮和饥饿，在社办场干部的助虐中，突然向这些远离父母的城市少年展开了生活最严酷的一面。 人最害怕没有希望，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抓就灵”，物质、精神双重贫困和人基本没有自由的年代里，这批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被打入了“另册”，要求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或“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到大巴山的贫瘠山区去扎根务农，脱胎换骨。 其实他们在城市并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仍然连当地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没有，不能读书、不能参军、不能被招工，甚至投亲靠友、拜师学艺也不行，只能在远离家乡几千里的大山里挣几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工分。 大巴山的雨季是漫长的。我所到的南江县黑潭云顶山，1964年9月，连续下了两个月淅淅沥沥的秋雨，社办场临时搭建的茅棚里里外外都是水，蜗居其中的我们被浇得个透心湿。 早上天刚亮，公社驻场干部就敲响挂在树上的铁轨，催命般把我们赶到山上，套着沾满泥土露出脚趾的破鞋，瘦小的身躯（当时笔者身高不到1.5 米，体重不足40公斤）艰难地劳作在泥泞的山地里。 在公社驻场干部“一来趁早，二来趁饱，莫要偷懒”的呵斥声中，那一点少得可怜的午饭要半下午才能送到山上；天黑收工后，还要饿着肚皮背一百五十斤重的窑柴，在泥泞中爬行几十里山路回家。 当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就值八九分钱，还因为林场管理混乱，年终从来兑不到现。这样的日子，知青们并不感觉得苦，苦的是为了争取早日“脱胎换骨”，干部怂恿知青互相揭发，打小报告挣表现；苦的是领导宣布要在这“广阔天地”里扎根、开花、结果，永远不要想回家；苦的是这样的生活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大山的冬天总是来得早，雨季刚过，山风夹雪，刀子一样刮得饥肠辘辘的少年东偏西倒。在家心比天高，出门命比纸薄，眼泪只能在眼眶里流淌。买不起照明的煤油，漫长的冬季夜晚惟一可以做的就是收紧捆在腰间的草绳，蜷缩起冻得发抖的身躯，窜到农家的火塘边去烤火。 1965年，南江县整顿社办场，县、区组织的工作组下到各公社。正直区8个公社林场“表现不好”的知青被通知集中到菩船公社办学习班；邻近的红光林场揪出了15岁的“强奸犯”陈春明，宣布逮捕法办（此冤案达县地区公安局1978年5月8日才通知否定撤销）；南江县安置办公室杀鸡给猴看地向全县59个社办场发出整顿通告。 工作组向农民宣布：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好好劳动调皮捣蛋，一根绳捆到县上。不少林场的男知青被吊打、被毛整，有的女知青甚至被强奸。 “文革”开始后的混乱日子里，山里的丛林原则撕碎了一息尚存的城市文明和孩子们尚未形成的道德底线，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寂寞终于使他们失去了耐心和是非观念，当地的淳朴山民也成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发泄对象。他们成年累月地在打群架、被批斗、逞凶、偷鸡、摸狗、扒窃和百无聊赖的无奈中，抛掷着无价的青春。  南江县与巴中县交界处有一片苍莽的群山，其中圆顶子（现改名云顶）、土地垭、方家山、龙耳山、九重崖（当地农民叫撞鼻子崖）是这片群山中海拔最高的地方。按照当时“林场办在山头，不与农民争地”和“越是艰苦越是安置知青扎根的好地方”的原则，正直区8个社办场大都办在这些山顶上。 山上气候多变，一年中大半年都在下雨，云多、雾多、湿气大，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山上道路陡峭，“看到屋，走得哭；两山喊话能见面，相见得一天”。山上土地贫瘠，石头多，地少，主要农作物包谷、红苕、洋芋还靠原始的“砍火地”、刀耕火种来播种。 俗话说：“养儿不用教，通南巴平（指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四县）走一遭。”1960年代的通南巴平地区，被称为饥饿之乡毫不夸张，落雪天能够披蓑衣穿棕靴出门的算家境好的人家。好多社员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十几岁的大姑娘衣不蔽体躲在家里火塘边烤火。晚上点灯买不起煤油，烧松光（把松树的油疙瘩砍成片烧来照明）。赶场天到供销社称盐的农民，大多数只买得起二两一包的分零盐。 绝大多数农户家中，唯一的鼎罐或者铁锅里，一天两顿煮的不是粮食，而是红苕叶子、胡豆叶子、萝卜叶子和一些不知是什么植物的叶子，黑糊糊的煮一大锅。衣衫褴褛的一家老小围在锅边，赤身裸体的大小娃儿眼睛盯着锅里，嘴边吊着涎水，只等大人说一声“可以吃了”，就你一碗我一碗，狼吞虎咽地抢起花儿开。抢完，娃娃们挺着被这些植物叶子撑得发亮的肚子，到泥泞的地里玩去了。 我们知青们虽然饿得心慌，看到这场面也感到心酸，转身准备走开。“知青莫走。”老农说着，捧出藏在里屋的稀饭，无论如何要远方来的知青吃下。知青们三下五除二把稀饭倒进肚里，才发现碗底藏着一片农家做油的腊肉，老农吧哒着叶子烟，脸上露出为自己杰作而得意的憨笑。 离开大巴山多年，我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饥饿的滋味：那是一种注意力长时间不能集中的心慌和总是有什么小虫子在啃噬自己的内脏和肠胃的感觉。 2003年，和单位一帮年轻人去珠海、广州一带公费旅游。席间，鸡鸭鱼海鲜啤酒让大家酒足饭饱，一盘油腻的沙河炒粉动都没人动。我拿过来开始吃，突然大家都不讲话了。我一抬头，年轻人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说：“何老师真能吃”。 我解嘲地说：“我十一二岁身体发育时遇到灾荒年，十五岁下乡当知青饿饭，二十四岁回城前基本没吃饱过饭。”虽是戏语，倒是实情。这么多年了，总是看不惯浪费粮食。 二、光屁股滚澡 初来乍到，知青们夏天不习惯光着屁股在黑潭河里滚澡，便穿着内裤跳下河。当地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在岸边看热闹，“哼！知青小衣（当地人称裤子为小衣）二个二个地穿，可惜了呗。” 日子长了，知青们终于明白了山民的叹息。跟在妇女身后割麦子，不小心一抬头就看见妇女衣服下硕大的白晃晃的屁股。不醒事的小知青悄悄捡泥块，扔向白色旁边的“筷子兜”，引来农妇的厉声叫骂：“啥起马子事得，哪车打来的！”这是当地骂人最厉害的话。这才知道，山里的农民无论男女都是不穿内裤的。 不会过日子的知青哪里晓得，扯布做衣服不仅要钱还要布票，而按人头配给的布票农民是要悄悄地拿到黑市去卖掉一部分，换成钱补贴生活的。所以，当地农民一般几年才做一次衣服，睡觉时衣服裤子全脱光，叫做“打细困”，说是怕衣服在蔑席上磨坏了可惜。 当时，通南巴平几乎所有的乡场上都有一家特殊的行当——漂染店。农民春节卖了猪儿，买来半匹白布就到这店来染成统一的深颜色，一家大小、男女老少一人做一套衣服过年穿。春节期间，穿着这种低劣染料制作服装的男女老少成了赶场天一道奇怪的景观：裤子全部不分正反两面穿，叫做“称坨包包二马驹”（短及小腿），据说这样耐穿省布。 人工调配的染料深浅不一，基本上是一家一种颜色，恍眼看去乡场上仿佛行走着八国联军。不过这也有好处，谁家的孩子走丢了不用着急，按颜色找去就行了。当然，穿着这样的小衣是不能下河滚澡的，因为这种染料染的衣服见水就掉色，既污染河水又染花屁股，所以当地人都光屁股下河滚澡。 三、偷 盗 现在人们提起当年的知青，似乎都是偷鸡摸狗之徒，事实上偷盗之事有之，但既不是人人都参与，也非下乡的全过程都有发生。 我们刚下乡时，国家供应一年的口粮，但必须每月派人下山到粮站去背米。黑潭林场19个知青（14男5女）的伙食由公社派来的一名叫陈官忠的会计管理。陈是林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会计（场管会主任是公社副书记，副主任、场长张朝万倒是个好人，没文化一字不识，场里的事务基本被陈把持），一家人却常住林场办在公社河边的纸厂里，从来不上山到林场。 知青的伙食陈又委派一个叫王正富的知青（工人家庭出身）负责，陈每月买好米就通知王派另外的知青下山去背。 我们劳动了回来，只感觉到饭越来越少，菜基本没有，米汤里面撒一把盐就是菜。后来饿得实在不行，知青江志胜和赵成真就为了争夺那点撒了盐的米汤，竟然在厨房里打起架来。江志胜端起抢到手的米汤钵，赵成真手持铁锅铲说：“一人一半。”江不依，赵手中的铁锅铲就对直戳了上去。笔者闻声赶到时，只见江志胜还端着红白一片、面上全是鲜血的米汤钵不肯松手。 现在每当知青聚会，看见两鬓斑白的江志胜喉咙下前胸上那两寸长为抢米汤吃而造成的暗红色终身伤疤，联想到现在餐馆、高校食堂里随处可见扔掉的食物，我真不知道该为我们当年的争夺说什么。 高强度的劳动，每天少得可怜的那么一丁点包谷饭，十五六岁身体正在发育的知青们，白天走路打偏打偏的；晚上饿得实在撑不住时，有些胆大的知青就去搞“袭击”。他们在电筒上蒙一块黑布，黑灯瞎火摸下地，地里有什么偷什么，甚至刨出泼了粪的红苕母子，回到寝室里关上门，连夜连晚架起脸盆煮来吃。 一天夜里，我们林场的知青又下地偷吃的，吃完还不够，又准备出门。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一看，门口虎视眈眈站着几个山区大汉，每个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柴块子，后面还围着一群妇女儿童看闹热。 知青们纷纷抄家伙准备打架。相持了几分钟后，一个姓侯的大汉叹了口气，粗声粗气地说：“你们知青为什么要偷我们地里的东西？庄稼嘛，只要你开个荒，种上它，就会有收成，自家就可以正蓝齐白地砍来吃了嘛！”说完，摇摇头，转身离去。 另一个妇女走进来，悄悄说：“你们知青何必去偷嘛！开点荒，种点吃的，公社又不好批判你们搞资本主义的。”其他人也慢慢离去。 农民几句简单的语言，居然说出了一个颠覆不破的人生哲理。这是若干年后，知青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直到“文革”开始，知青江志胜、贺亚伦、李大发、赵成真等到南江县城参加了“知造司”，带了枪回公社，才弄清楚林场会计陈官忠勾结王正富贪污克扣知青口粮的事实。 陈每月把19个知青的粮油从粮站足额称出，然后卖掉一部分，拿一部分回家去，再通知王正富派知青下山来背。王在山上又卖掉一部分，并用卖米的钱回了一次重庆。公社街上和林场附近的农民都证明从陈、王手中买过林场的米和菜油。 更为严重的是，公社的大红人、早有家庭的林场会计陈官忠，不仅贪污了知青的补助款，还以吃食和留在公社街上林场纸厂做轻工作为诱饵，居然先后把林场5个不懂事的女知青全部都哄上了床。 四、水红籽 那年，到九寨沟旅游，我望着清澈见底的河里横七竖八的圆木，一个同事忽然喊我：“柯老师，你认不认得到这些植物？好好看咧！” 我转身一看，久违了！河滩上长着一大片我熟悉的结着小小红色果实的荆棘，虽然我至今都不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是什么，但是它那酸酸带涩的滋味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距黑潭公社10公里左右的花桥河边和大山的小溪畔，就经常生长着这种结红色小果子的荆棘植物，当地俗称水红籽。社员告诉知青：“莫小看这些水红籽，灾荒三年当主粮，救了不少人的命。” 1965年，我们在花桥河上的九重岩上挖干田，收工歇气时，饥饿的知青和老场员们都争先恐后地到花桥河溪边去摘水红籽吃。 这种荆棘植物长满了刺，采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一边采一边吃，由于它的果实很小，好像越吃越饿。于是就有知青提议，去把砍刀拿来，砍倒一片，提到石坝上去一阵抖，然后用扫帚把红色小果果收集拢来吃。当时好像吃够了，可是回家就开始吐清口水，一汪一汪地吐，屙尿都是红色的，最后翻肠倒肚，四肢发肿，头重脚轻，起不了床。所以，我记住了它那酸酸略带涩的滋味。 我因吃多了水红籽，上吐下泄，浑身发软地来到公社邮政代办所，想给家里寄封信要点粮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公社邮政代办所的代办员谭兆孟说：“老柯，听说你们知青早晨起来站成一排，嘴里搞得白泡子翻翻的？”他一边问，一边用黑指甲在嘴里黄牙上刮下牙垢来粘贴信封上的邮票。 我说：“那是在漱口呀！” 他说：“嘴巴是吃饭的，又不是茅坑，涮什么涮！我看你们还假得到几天。” 一些好心的大嫂也围拢来劝和我一起赶场的知青：“当什么虫钻什么木。你们知青赶场就背铺盖衣服到河里洗，还做什么活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要像农村人那样过日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莫刷口，铺盖衣服染成黑的，省得洗。” 2004年我曾经回过黑潭，当我到公社邮政代办所原址打听兆孟时，一个时尚的小青年推门出来，名牌体恤衫牛仔裤，头上一撮头发染成金黄色，正是兆孟的孙子。想起当年那些从不出远门、头上捆着帕子、身上穿着一圈圈汗迹破烂黑衫的山区父辈，真是星移斗换。 1959－1961年，身体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老知青们（大多十一二岁）不幸遇到“人造荒年”，在城市里吃过松毛（松树叶）、蕨根、发酵的糠壳、小球藻等代食品和革新饭（把米反复浸泡，反复蒸煮，一斤米煮出了十几斤，于是推而广之的饭）；因饥饿得过水肿病；看到过街上打“抓精”（在街上冷不防抓了别人的食品，任凭别人拳打脚踢，只顾把食物塞进嘴里的人）；忘不了那些蓬头垢面站在餐厅、食堂里等着舔碗、舔盘子的饥饿人们。到南江后，食品更加匮乏，随着身体的发育和对食物需求的增加，对饥饿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我曾经试图把水红籽的故事讲给我14岁读初二的女儿听，因为她也快接近我下乡的年龄了。可是，她正烦她妈妈想她长好身体成天要她多吃点，居然说：“水红籽肯定很好吃，你带我到南江去吃嘛！我最不喜欢吃家里面这些东西了。”还说，有一天她下楼，听见楼下的小妹妹在和家长吵，小妹妹恶狠狠地说：“你们现在一天买些鸡蛋、水果来估倒我吃。二天我长大了，也去买些鸡蛋、水果来估倒你们吃，看你们啷个办！”还说：“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就知道要娃儿多吃东西。” 我听后哭笑不得。 五、区级干部待遇 在机关工作20年，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究级别、规格和待遇。这一整套讲究被组织部门提高为干部“讲政治，懂规矩”的基本素质。倘若哪一次你一不小心，马虎了，恐怕够你一辈子受用。什么级别，出行接待是什么规格，享受什么待遇，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机关内还有很多潜规则。 比如讲话，要按级别排序，级别最低的先讲，然后按级别顺序，观察着在场最大官的脸色变化，依次发言。最大的官最后总结时，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要作认真记录状，并且不断地点头。走路，一定是官大的在中间最前面，其余的人根据自己的级别，走在适合自己级别的位置上，一定不能走快或走慢了。 本人有一次在电梯里，事急又站在电梯的门口，电梯一到，跨步就想出去。“哼！”突然听到一声喘粗气的提醒，抬头就看见区委副书记伍白升恶狠狠的目光。我马上躬身弯腰，让伍书记领头，其余官员按级别顺序鱼贯而出。后来我一般就不乘电梯了，干脆走路。由此回忆起40年前的大巴山，其实屙屎擦屁股都是要讲级别的。 在贫瘠的大巴山土里刨食，肥料是最宝贵的（那时很少用化肥），一般人大小便都要夹回家去。知青们刚来不知道，赶场天内急了满街找厕所，农民说，全区只有一个厕所，在区公所。于是闻味寻去，终于在一个猪圈旁边找到了区公所的专用厕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一些小竹块，旁边还写着“请节约使用”等字样。原来是区公所的老炊（炊事员）分管此事，煮饭之余就为区级干部方便准备竹块。 各公社办的舀纸厂，生产工艺非常复杂：先把竹子砍下来放在池子里用生石灰浸泡几个月，再捞起来用牛拉着石碾子反复碾细，然后倒在木盆里搅拌均匀，榨压后用帘子一张一张地舀，接着还有砸干、裁角、揭纸、晾晒、收衣等等复杂的手工制作工序。社办舀纸厂的收入是当时各公社的重要财政收入。 这种土法生产的又硬又厚的草纸，全都得卖给供销社，供县以上的干部享用。区里干部用竹块，公社干部用树叶，农民的娃儿屙了屎一般唤狗来吃。知青们享受了区级干部待遇后才弄明白，又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习惯。 后来者读到这一段文字，也许认为是天方夜谭，而从四十年前那种社会生态环境中过来的人一定不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森严等级，在集权政治中进一步发酵和强化。 六、莫得思想也莫来头 “灵魂深处闹革命，在三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时叫得最响的口号。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收工之余都要深挖思想。 知青中有一少年尚未满14岁，小学都没读完，因随哥哥走，街道办事处也批准其上山下乡了。这娃儿在学习中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思想为何物。 大概是年幼不耐饿，在漫长难熬的夜晚，他总是深夜两三点钟悄悄靸上鞋溜出门去。时间一长，引起大伙注意，于是跟踪，发现他在偷猪饲料吃。原来他每天煮猪饲料，到保管员处领来定量包谷面掺进黑乎乎的猪草煮时，并没有搅拌，而是待到夜深人静时独自去享用那人间美味。 真相大白，这还了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无数次深挖思想、查找根源的学习批判会上，战友们纷纷上纲上线：全世界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脚踩污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缩小三大差别就全看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了，你如何能做出这等丑事云云。 终于，小崽儿被弄得疲惫不堪，情急之中，居然背诵出一句毛主席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蔬菜瓜果。”还说，我们不论忙时闲时，一天只吃两稀，还要定量不管饱。 这下激怒了干部，乱用毛主席语录属现行反革命，找根烟绳捆起吊上，气势汹汹地深挖思想根源：“你脑子里到底装的什么思想？” 小崽儿也急了：“我脑子里莫得思想也莫来头！” 这句南江方言，反把干部弄懵了。思想既有好孬之分，就有有无之别，如果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思想，你批判他什么？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干部瞠目结舌。 七、五个窝棚一锅端 刀耕火播、广种薄收，是1960年代山区的主要生产方式。 在“向荒山要粮食”的鼓噪声中，人们寒冬腊月背着红薯和被盖上山，手持砍刀，剃头似的把一个个山头的树木全部砍倒；到春天，再上山沿山脚一把火，今年烧这几匹山、明年烧那几匹山，谓之轮种。 烧山后，开始点包谷。每人背个笆篓，里面装着拌有桐油柴灰的包谷籽。为了在陡坡上站住脚，左手抓住尚未烧焦的草根，右手紧握点锄，啄个洞丢几颗包谷籽。一个山头通常只能收获大半背篼七长八短的包谷棒子，且要在齐腰的荒草中去寻找。当年这点粮食可是比命还金贵，为了不让野兽糟踏了，人们隔几个山头便用茅草搭个窝棚护秋。而到窝棚去敲锣、赶野兽、看粮食成了人人都向往的轻松工作，一来可以偷偷弄几个包谷烧熟充饥，二来白天晚上算双工分。 但是，复员军人的生产队长宣布：这份美差男知青莫要想，要照顾女知青，一人看一个窝棚。五个少女立刻欢呼雀跃，收拾行李背着锣鼓上了山头。 晚上，队长提着马灯也上山了。山上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女孩们没有想到锣鼓可以轰走偷粮食的四只脚野兽，却轰不走糟踏人的两只脚禽兽。在那人人都饿得打偏打偏的年代里，身穿黄军装的转哥队长却吃得滚瓜肚圆，精力特好，一晚上连续端掉了五个窝棚。 黑灯瞎火的夜晚，女孩子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事后也只能终日以泪洗面、神色呆滞。队长的“辉煌战果”被他自己暗地里在乡间到处吹嘘，讲得绘声绘色，听故事的当地无赖甚至好奇地打听城里来的女娃下面是不是“双舷”。 文化革大命开始了，男知青呼啸而散。没有地方吃饭，五个未成年少女被迫嫁给了当地条件最差的农民，消失在大巴山的群峰深处。 1968 年，武斗日盛。为混口饭吃，不少林场知青受雇于当地造反组织充当武斗前锋，因作战英勇，名声大振。一日打恩阳战斗结束，打死打伤对方组织战斗员若干。大卡车上架起机关枪，忘命少年吊在车门两厢，一路高歌“抬头望见”什么星，“心中想念”什么神，凯旋至巴中县枣林公社附近，前方一农妇蓬头垢面、负重扶棍而行，任凭汽车喇叭叫，农妇充耳不闻，自顾在公路中间辗转慢行。 “你聋了哇？”盛气凌人的武斗少年火爆爆地跳下车来，抡起皮带准备一阵猛抽。“罗华溪！”农妇嘴里分明清楚地叫出少年的名字来。 少年睁大眼睛，实在不敢相信，当年嘻嘻哈哈、走到哪里都扔下一串银铃般笑声的同窗、街坊吴朝玉，就是眼前这个伛偻肮脏、满脸沧桑的农妇。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女因守窝棚而加速了“再教育”进程，复员军人生产队长在广阔天地里提前为她们完成了“再教育”科目。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老知青回忆起当年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依依惜别时，女知青的家长“出门要互相照顾哈！”的一再嘱咐，大多感到心悸：当年在农村，听到农民传言“林场的五个女娃儿，都被某某搞了”时，没有愤怒，没有心痛，没有想到应该怎样保护好自己的患难姐妹；反而觉得女的都是贱货，竟为了那么点吃的就从了；甚至有知青提议，把五个女娃儿赶出林场。 当我们也为人夫、为人父时，已经没有为自己十五六岁时不懂事行为忏悔的资格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