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这首别人听起来觉得浪漫悦耳的歌，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心灵的冲击和震撼；每当我情不自禁地哼起这首歌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泛起了我沉淀在心底的记忆，因为，我心底也藏着一个“小芳”——江素珍，也有一段有缘无分的情愫。 在1969年底，上山下乡的浪潮，把我裹挟到川北大巴山支脉的平昌县岳家公社湧水河畔的向家湾插队落户，开始了长达六年半艰辛的知青生涯。从此，我与农民一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劳作，年复一年地给大地换装，磨炼筋骨，消耗着青春岁月。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学生时代曾经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柴米油盐、一日三餐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和单调枯燥的生活消磨得日益淡化，整天就是无可奈何地与社员一起重复那些简单而非常繁重的劳动。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听懂并学会了他们的方言土语，入乡随俗地融入了山里人的生活。 但城市文化的陶冶、重庆崽儿特有的气质，却顽强地在骨子里保留着，文体特长还没有荒疏到找不回来的程度。我心烦时拉一首二胡曲、唱一首歌解闷，都会被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当地人看成是文艺青年。大队、公社组织文艺演出，我必定在其中；篮球比赛，我个高球熟，是主要得分手，更是炫人眼目。人年青，体力好，干活不逊农民，当地人对我刮目相看，都说：“张知青不咋的（不错、能干的意思），有两刷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年时间过去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说教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如冰雪融化，一同下乡的同伴阴一个阳一个地，或因父母退休“顶替”，或凭关系“点招”、“特招”及少量的“普招”回城了。我同队的伙伴也凭他在重庆长航局工作的哥哥，招工进长航局当了一名令人羡慕的海员。 我认真参加劳动，尊重干部群众，虽没有当上先进知青典型，在当地人中还是有很好的口碑，但招工回城却始终轮不到我。到了最后，全公社的老知青就只剩下了我一个。 我心里明白，就是因为我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审”成了我无法逾越的障碍。悲凉沮丧郁积在心中，失落无助的感受充满了脑海。每到夜晚睡在床上，就眼望着屋顶的那片亮瓦发呆，难以入眠，再不相信 “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那套鬼话。 失落沮丧于事无补，我还不至于沦落到自暴自弃的地步，仍然顽强地继续着正常的劳动和生活。虽然心里时常为自己的命运纠结折腾，但表面上还是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掩盖着内心的躁动，照旧出工干活，吃饭睡觉。 理想与现实的反复纠结与权衡，时间一长，心结似乎打开了：能回城最好不过，回不了城我也会活得不比周边的人差。信心建立起来，一改过去因心情忧郁的沉默寡言，与生产队社员，特别是青壮年的来往交流也多了起来，对山里人那些聊以解乏去闷、乐此不疲的荤素龙门阵，也闻之不惊、习以为常，有时还主动参乎进去，图个得一时之快，忘一时之忧。 不经意间，队里的一位女青年慢慢进入了我的视线。她名叫江素珍，身材高挑均匀，脸庞清秀可人，双眼皮目光清亮，眉毛浓细，鼻梁直挺，容貌不亚于电影里的许多演员。虽是一副温柔谦和、含情脉脉的模样，让人怜爱亲近，干起活来却是风风火火、干净利索，她是这山沟里不知多少农村青年心仪的凤凰。 我们一道下地干活的时候，她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机会尽可能地靠近我，肩并肩地与我一道锄草、栽秧、割麦，甚至在长长的挑糞接力中，与我背贴背的接卸糞担。在干活歇气时，我与别人天南海北地胡侃海吹，她总是在一旁专心致意地聆听。她在有形无声地表露和传递她的情愫。 但是，我不愿也不敢往那个方向想。因为，回归故里、返城工作是我最大的目标，从没有一刻泯灭过。虽然我已青春萌动，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看到这样美丽清纯的姑娘，心里也泛起涟漪；但是，我不情愿、不甘心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终老此生，重庆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亲人，我一定要回去！对江素珍有意识的接近，我岂会觉察不到？只能装出一副毫无知觉的样子罢了。 与我交往甚密的青年黎成一，看出了端倪。一天出工间隙，黎成一悄悄对我说：“伙计，我看你这么远从重庆到我们这里来，也应该习惯了，回不去也不要去想了，到了这个年龄总得有个归宿吧！我看得出江素珍对你有那个意思。她漂亮又能干，可是生产队里的一枝花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干脆我给你们牵个线搭个桥。”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男儿不钟情？莫非是我自食其力的能力、吹拉弹唱的滑稽和比较沉稳的性格，获得了江素珍的芳心，把我认定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我心中顿时荡起一阵热浪……但若在农村真正安了家，最终只有终日劳作、温饱难继、客死他乡……我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理智地回到了现实，我赶紧一脸正色地回答黎成一说：“感谢你的好意，这个事情嘛，还早还早。”一下推了个老远。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转眼熬到了下乡第五个年头的1974年，回城的奢望似乎渐行渐远，“张知青回不了城了”成了当地人对我的看法，江素珍接近我的行为也越来越大胆直接了。在闭塞单调的乡村，乡民们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异常敏感，我在与江素珍处对象的风言风语悄悄地传开了。 “寒露霜降，胡豆麦子在坡上。”这年10月的一天，天刚亮，我出早工与社员一道抓紧点播小麦。黎成一趁近处无人，靠近我，急促地对我说：“晓得不，有好多人在背后戳你背脊骨哟！” 我本能地警觉起来，问道：“啥子事哟？神兮兮的。未必我把哪个的秤砣踩扁了？” 黎成一回应：“你别装蒜了！年龄二十几，还在老稳起。说实话，你是不是和江素珍有那门子事了？有人说，你们两个娃儿都有了。你赶快到你的自留地去看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我立即放下锄头，赶紧朝自留地走去。当我快走到自留地尽头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件鲜红颜色的针织背心，半截埋在土里、半截露在地面，上面还有一块长长的肉皮。 糟了！这是前几天，邻近生产队的两个新知青贺某和刘某偷了他们生产队的一条狗，背到我这里来杀了剥皮，烧了一大锅狗肉，让我们几个好久没吃肉的人打了个饱“牙祭”。事后，我悄悄在傍晚时分，将狗皮用我穿烂了的红背心包着，埋在了我自留地的偏角处。没想到，猫盖屎般的埋得太浅，结果被饿狗闻到腥味给刨拉出来了。 社员路过看见了，不知是出于好奇而瞎猜乱想、还是嫉妒而故意发难，竟然传说是我和江素珍的娃儿埋在这里了。谣言就在背后耳语相传。 麻烦大了！这可是丧风败俗的大丑闻呀，真是黄泥巴滚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如果这些话再四处流传，我将身败名裂，莫说回城，就是在当地当农民，也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二流子；何况还关系到一个暗恋着我的姑娘的声誉，人家还要做人出嫁啊！ 我们生产队向姓是大姓，江素珍家是外来户。不知是没人给她家把这个污人清白的谣言传过去，还是她身正不怕影子歪，她仍然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一点异常表现。 我经过两天的左思右想、反复权衡，认为偷狗事小，名誉道德事大，我得去找队长说明真相。老队长虽然没什么文化，一字认成扁担，口字认成箩筐，但处事公正，办事认真，是个面恶心善的人，大家都敬服他。我若自辩清白，只会越辩越污，只有借助老队长的威望来清除这些污言浊语。 第三天傍晚，我鼓足勇气，走进了老队长的家。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坐在堂屋饭桌前的凳子上，嘴里含着叶子烟杆，只用眼角瞟了我一眼，一声不吭。 我怯生生地走到他跟前，说：“队长，我有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坐起说嘛。”队长一脸严肃回应道，一副要听我坦白交待的模样。 我坐定后，一口气将我和邻队知青偷杀狗吃、将狗皮埋在自留地的事合盘托出，并补充说：“队长你晓得，我是吃得起补药、吃不起泻药的人，我与江素珍之间连手都没碰过，哪有那些事啊！” 这时，老队长脸色松弛了下来，深吸了一口叶子烟后，说：“你今天一进屋，我还认为你是来交待认错的，结果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在社员当中嘈（议论）了好几天，我也到你自留地里去看了一下。个舅子的，你那红扯扯的背心包的肉皮露在外头，人家啷个不去胡猜乱想嘛？这几天，我也在仔细看江素珍，不像那副样子。你这样一说，我心里也有底了。外面那些说七说八的就不要管它了，我会按平那些胡说八道的。你来我们山沟沟也有些年辰了，还是要把心安下来。你年纪也不小了，总不能一辈子打光棍，也该找个人成家了。” 老队长终于相信我了，还表现出有成全此事的想法。他的一番话令我非常感动，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我不安心扎根的心思，老队长也看出来了。 有了老队长的担待，江素珍又一如既往地出工干活不落人后，胡编乱造的桃色新闻不攻自破。我也渐渐地回过神来，梳理自己的情绪，稳住了起伏动荡的心情。白天干活时，不经意地面向南方，脑海里浮现出故乡美丽的山城；夜晚无眠时，走到无人的院坝，抬头仰望星空，盼望着时来运转，早日回到父母身边。 天无绝人之路。转眼度过了下乡的第六个年头，1976年的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出工干活，只见从公社开会回来的队长，后面跟着一个身着中山装、手提黄色皮包的人，来到我面前，他是重庆港务局来招码头工人的招工干部。队长走到我跟前，指着我，对招工干部说：“这就是我们队的张知青。” 招工干部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我看你个子还高，身体还可以，干得了扛大包、抬大件的码头工。行了。” 队长也赶紧在一边捧场说：“好呀！张知青一贯表现不错，是个好青年。全公社就只剩下他这个老知青，也该回城了。”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天降喜讯，归心似箭，我用两三天时间就跑完了所有手续，把简单的行李装进了一个大巴山特有的喇叭形背篼，明天就要回城了！ 日想夜盼，当这天真的到来时，还以为自己在梦中。这天晚上，我思绪万千，独自坐在如豆的灯前，陷入了沉思：队里的山水田亩，六年多来的种种艰辛屈辱、恩恩怨怨，如电影般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掠过……真的要走了，心里是甜、是酸、是苦、是辣？感觉说不清，道不明。 我住在向家大院的西南角，比较偏僻，隔壁只有一户人，他们睡得很早。正在这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忽然两声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是农民朋友来告别了？ 当拉开门栓打开门，我怔住了：是她，我心目中的小芳——江素珍！ 只见她双手捧着两把挂面，嘴唇抿了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面庞通红，呼吸急促。 她这个时候、这副模样出现在我面前，太突然了！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与她只隔着一道门坎，触手可及，她那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与我对视着……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会传情、会说出许多语言也无法表达的内容。 时间，凝固了！ 我忽然想到了“知青在自留地埋娃儿”的传言，想到了寂静夜晚孤男寡女瓜田李下的人言可畏，嘴边一句“到屋里坐一会儿”的话就吐不出来了，尽管我心里如大海波涛般地在涌动翻腾。应该对她说点什么，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俩就这样伫立对视，足足有十多分钟。江素珍见我如木头人般的没反应，她无声地将两把挂面放到我的手上，忽地一个转身，消失在黑暗中，一阵竭力压制着的哽咽抽泣声却传了过来。这一幕，如烙印般地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返城后，我曾愧疚，甚至忏悔：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深夜冒着被人胡猜乱疑的世俗舆论风险，前来为我送行，她送的哪里是挂面？那是她一颗真挚的心啊！她那样敢恨敢爱，我却胆小退缩，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出口，实在是太辜负了这个纯情的姑娘！最起码，她应该得到我的感激和安慰呀！ 每当回忆起那一幕，我都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那个特殊年代，不知有多少有情人，因城乡壁垒、体制差异而好梦难圆，遗恨终身！ 我时常朝北眺望遥远的大巴山，思绪万千：思念那难忘岁月，思念曾经的小芳。江素珍：你现在还好吗？我衷心地祝福您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作者张象琪，西南师范学院大专毕业，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1976年回城入九龙坡码头当工人、工会宣传干事，重庆港口局二级单位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