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年辞旧迎新之际，一则于中华艺术宫展出的 “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0周年”展览在申城引发关注，展览含影像图片展和长卷油画两个部分，但媒体的报道似更多聚焦在长卷油画上，称它系著名画家李斌历时三年半创作而成，展示了参与东京审判的600多人次400多位不同人物形象……。与此同时，李斌的画作也成为微信朋友圈热议的话题，大家交流感受时，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浩大”和“震撼”。 我对李斌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参与创作的连环画《伤痕》和《枫》风靡一时，并获得了全国大奖。第一次见到李斌，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朋友聚会上，朋友介绍说：李斌曾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后来留在黑龙江成为专业画家，如今旅美归来，定居上海。当时的印象，他身上似乎少有上海画家的儒雅谦恭，更多的倒是北方汉子的不羁和豪放。  之后又有几次遇见李斌，常常聊着聊着，他就把话题引到了东京审判上，每当此时，李斌就显得格外的亢奋，两眼从镜片后放射出光亮，挥舞着手臂滔滔不绝，感觉他对这个题材走火入魔了一般。 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配合相关题材书籍的宣传推广，李斌展出了油画《东京审判》的局部片段，虽是未完成稿，但已经在书展上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次中华艺术宫的展览，是画作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与观众见面，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我去观展已是元旦过后，连续多日的阴雨，让冬日的申城笼罩着浓重的雾霭，出了地铁，一眼望见大片深灰色的云层重重地压在中华艺术宫的顶部，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样的氛围和心境，倒是契合了展览主题的沉重感。 展览设在中华艺术宫0米楼层的一个狭长的展厅，左半边是有关东京审判的影像图片展，陈列有一百余张东京审判相关的珍贵档案照片，以及上海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右半边便是李斌画作——高4米、长168米的画卷以硕大的 粗体字“东京审判：1946.5.3——1948.11.13”打头，依照“开庭”、“庭审”、“判决”的顺序渐次展开，将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做了全景再现。 坦率地讲，初见画作，我呆立了片刻，因为它的样貌超出了我们以往对油画，特别是历史题材油画既有的概念。说它是油画吧，画面上却出现了许多二战历史照片，以及用英文、日文、中文打印出的文字，内容多取自庭审记录等相关历史文献。画面上的人物倒是用油画的写实手法绘制的，其中有法官、检察官，被告和辩护律师，也包括证人、宪兵和法庭工作人员。他们的身高大多在2米以上，几百号人物，组合成一个又一个阵列，像是要从画布上走下来，争相对你诉说70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牵动全世界目光的世纪大审判…… 虽然此前我已通过报刊和微信目睹了画作的局部图片，但当你面对面伫立在真迹前，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周身的血液涌动着往头顶升腾，双脚像被钉住了似的，无法向前挪动。 这幅具有震撼力的大画，是如何创作出来的？画的样式能被观众接受吗？史学界及美术界如何评价？带着这些疑问，我走进李斌的画室，开始了对他，对这一创作的支持者、合作者的走访。 一个“对的人”选择了一幅“对的画” 李斌的挚友，澳洲华裔画家沈嘉蔚评价李斌的这次创作：一个“对的人”选择了一幅“对的画”。 生于1949的李斌，童年时便跟随做土木工程师的爷爷学习绘画，但那时他的梦想不是当画家而是当表演艺术家。李斌酷爱朗诵和表演，曾经自编自演了胡万春的小说《过年》。在杨浦区少年宫演剧队，他主演的《英雄小八路》还上过电视。然而有一天，李斌去少年宫排练，碰巧听到两位老师正讨论下一部戏的角色安排，一位老师力主由李斌主演，另一位老师却说：“……李斌演技是不错，但形象……”。 闻听此言，李斌像是被重重击了一掌，他调转头直奔美术室，要求改学绘画。带教老师陈志明欣然收下了这位弟子。也许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变故，艺坛从此少了一名表演艺术家，却多了一位优秀画家。 许多年之后，李斌在广州办过一个作品回顾展，名为“生于1949：李斌画展”（2014年）。展览鲜明地映射出他的个人经历和艺术探索的轨迹。 李斌“不讳少作”，展览收入了不少他作为少先队员、红卫兵以及知青时期的作品，包括曾被人民画报刊发的版画《造反有理》。有评论家借用崔健的摇滚歌名戏称李斌是“红旗下的蛋”， 陈丹青则在《李斌：与共和国同龄》一文中说：“在绘画中，我看见李斌至今热爱我们少年时代的艺术，他珍惜而非逃离自己被愚弄的政治经验……” 李斌对我叙述过他在文革中的一些“荒唐事”，为了与“摘帽右派”的父亲划清界限，他质问父亲：“摘帽后有无对党不满？”老爸遵命回忆，还真检查出六大“罪状”。李斌如获至宝地将父亲的交代送到父亲单位造反派头头手中，没想那位头头一脸的疑惑：“你这位革命小将，本来你爸爸没事，你这么一来，不是没事找事吗？”。 “面对造反队长，我佯装大义灭亲状，内心却骂着自己：真是十三点”，李斌说。李斌后来曾在《一个“狗崽子”的迷惘》一文中解剖自己： 我承认在那反人性的岁月里，自己充当过狂热分子的角色，曾向包括父母在内的‘阶级敌人’施行过语言暴力。部分原因来自于所谓革命理想主义的驱使，但不可否认，内心深处有损人利己的卑鄙心理作祟。 这时期李斌的画作渐渐带有了反思和忏悔的色彩。“生于1949：李斌画展”展出了曾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系列绘画《油灯的记忆》，这个系列绘于1985年，是他结束中央美院首届高研班学习之后的重要作品。画作用女知青的人体来展现鲜活、年轻生命的珍贵，他感叹“这些性感健美的生命消耗在疯狂的年代，不免令人疼惜”，他要借这些画表达“对献身于苦难历程中知青的生命、青春的人道怀念。”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李斌先后旅居日本、美国，在研习、锤炼画技的同时，他反思的视角渐渐从自我转向人类近现代历史。李斌说他的朋友中史学家和思想家居多，2000年他选择回国定居上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的氛围，“喜欢各种观点激烈碰撞时蹦出的火花”，这些火花点燃了他的灵感，源源不断地激发着他的创意。 李斌越来越痴迷于近现代历史题材，画作中出现了大量历史人物的肖像，其中既有领袖人物、文化名人，也有为理想和信念献身的小人物。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蕴含着他对历史的独特思考。新世纪以来，李斌的历史画创作更是呈现勃发之势，鸿篇巨制不断出现。  《东京审判》的创作，秉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 无法回避的一份责任 李斌对东京审判的关注，其实跟《梦境——正义路壹号》有关。这幅画的背景人物里，有当年参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向哲濬、倪征燠等法学大家的身影。十多年前，李斌创作这幅画时，为了搜寻原型人物图像资料，认识了向哲濬之子向隆万，了解到当年叱诧风云的中国法学家曲折坎坷的人生命运，进而对似乎被国人遗忘的“世纪大审判”有了探究的兴趣。 2015年，李斌去日本寻找相关资料，特地去了审判法庭的旧址，发现展柜里印度大法官帕尔的照片最大，资料也最多。帕尔是参与东京审判的11国法官中唯一坚持受审战犯全员无罪的法官，展厅里，日本导览员正做着讲解： ……也就是说，法不溯及过去，所谓“反和平罪”是事后弄出来的，明显违背国际法的，这是战胜国为了满足复仇欲望的行为，作为审判是站不住脚的。帕尔说得好，全部被告应该判决无罪。 导览员还引用了一句据说写在靖国神社里的一段话： 当时间柔化了激情和偏见，当理智剥去了曲解和面具，那时的正义女神，平衡地手握那杆正义之秤，将要求过去许多赏罚予以调整，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过去，什么是正义是不知道的…… 如此颠倒黑白的讲解，令李斌惊愕。解说词涉及到的有关战争领导者是否有罪、东京审判是否“胜者的审判”等等，正是东京审判控辩双方激辩的焦点，日本右翼多年来不断拿这些争议做文章，近年来更是将此作为翻案的依据。当时和李斌一起参观的是一群年轻的日本白领，一想到关于东京审判，今天日本的年青人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而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则对这一历史事件几乎没有概念，李斌被深深地触动了。由此，他更坚定了画《东京审判》的信念：“作为一个历史画画家，我无法回避自己的一份责任。” 李斌后来在旅日著名学者、二战细菌战研究专家王选女士的帮助下，将在参观现场录下的影像，制作成一个3分钟的短视频，并在多个场合，包括中央有关部门的调研会上播放过，视频传递的信息，引起学界及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熟悉李斌的人都说他画画像是做学问，他执拗地认为，画历史画必须先把史实研究透了，把资料找全了，然后才有可能提供独特的视角。 李斌走进国内这一领域的权威机构——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向中心主任程兆奇及专家们求教。程教授后来成了油画《东京审判》的学术顾问。采访中，他向我描述初见李斌时的情景：李斌张口就问，到哪里去找到东京审判的原始档案，程教授告诉他，东京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台湾的“国史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都有一部分。隔不多久两人第二次见面，李斌已经从东京、台湾归来，不仅复制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还特地去了号称“世界最大旧书街”的东京神保町，只要见到跟东京审判和二战有关的书籍，几乎全都买了下来。 在李斌画室的书架上，我看到不同文字的这类图书占了好几层，包括1978年每日新闻社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这是一个大型图片集，约有四五套，收入了从“满洲国”到太平洋战争大量的历史图片，还有一本日本军方摄影集。李斌说，这两套影集是他日本之行的“重大收获”。 2016年5月，李斌借去美国看望女儿和小外孙的机会，去了位于马里兰大学校园内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新馆。为了节省时间，李斌租住在附近的旅馆，每天档案馆开馆进去，闭馆出来，总共一周的探亲时间，他在档案馆足足泡了五个整天，把跟东京审判有关的图片几乎全部扫描、翻拍了下来，细数下来，竟有两千多张。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最令李斌着迷的是原始影像资料。东京审判自开庭之日起，一支15人的美国摄影团队在现场不间断地跟踪拍摄了二年多时间，用胶片完整记录下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这对画家李斌来说，是极为珍贵、极为重要的人物形象资料，但5天的时间根本看不过来。幸运的是，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联合交大出版社出资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买下了7000分钟的影像资料。 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从此成了李斌的“宝贝”。这些年，他除了绘画就是看录像，甚至常常把饭碗端到电脑跟前。他一帧一帧地捕捉、甄别法庭上出现的各类人物，反反复复看了不下百遍。 李斌画历史画，习惯于先建人物图档。他说自己有一个“野心”：“要把法庭上出现的主要人物，按照类别和范围尽可能找全”。这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文献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数百之众。虽然李斌手头积累了不少历史照片，还有7000分钟的录影资料可供参考，但要将这几百个人物从图片和影像中找出来，一个一个对上号，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程兆奇评价李斌对史实特别是对历史细节求真、求实、求甚解的态度，不亚于专业研究者。自打认识了李斌，简直是“不胜其烦”。李斌完全没有作息概念，一旦有了问题，不管你身在何处，也不管白天黑夜，他随时都会呼唤你，向你讨教、求证。中心的两位年轻研究员龚志伟、赵玉蕙，更是成为李斌重点“骚扰”的对象。每当李斌在影像中发现一个叫不出名字或吃不准的人物，会立即截屏发给两位博士帮助辨认，最快时几秒钟内就会收到他们的回复。李斌给我看手机上与他们微信往来的记录，我特别留意了联系时间，发现不少都是在午夜之后。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专家们识别不了的人物。李斌只好另想办法。11位检察官里，惟独印度检察官麦农的资料奇缺，谁都不确定他到底长什么模样。情急无奈之际，他向印度驻华大使馆发了封Email请求帮助，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收到印度驻上海总领事发来的照片。李斌一看乐了：“嘿，我认识你！”这个形象在纪录片里出现过多次，及至看到照片才知道他就是麦农。李斌在画布上勾画了一个中等身材的麦农，后来从影像中看到了他的站姿，发现他其实是个大高个，于是马上刮掉重画。  中国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及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共有17人，李斌想尽可能地把他们全部画进画中，可费尽气力只找到13人的相片。他再次仔细浏览现场录像，发现有一天中国法官梅汝璈下车进法庭大楼时，身后出现一位头戴礼帽的陌生中国人的身影，李斌请向隆万帮助辨认，向教授一眼认出此人是梅汝璈的秘书方福枢：“我小时候见过他，是个大个子”。如此，画中又多了一位中国代表的形象。 今天我们看到的《东京审判》长卷里，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达400多个。程兆奇评价李斌所做工作的价值，是为东京审判的研究贡献了一个庞大的“人物图档库”，从而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中外东京审判研究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积累了这么多在场人物的图像资料”，程兆奇说。两年前，交大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高规格的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多位世界知名研究专家，李斌将创作中的部分画稿作了展示，他对东京审判出场人物的熟悉程度令专家们十分惊讶，因为即便是这些顶尖学者，他们也只认得其中的一小部分人物。程兆奇称李斌是当今唯一的东京审判人物辨识权威。 文献与人物并置，探索历史画的全新表达 原型人物找到了，图档建起来了，李斌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构建画面，如何将这些人物既真实又生动地呈现在画作中。传统的历史题材画作，展现的多为历史事件中的某一个瞬间或某一个场景，真名实姓人物也相对有限。但李斌想要描述跨跃两年半时空的东京审判，他将此称为“图像概述”。他说当初画这幅画，“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是希望即便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通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浏览，也能获得对东京审判大致面貌及意义价值的初步认知。” 思衬再三，在画幅上，李斌选择绘制长卷而非单幅画或组画，这不仅赋予画作充足的容量，同时也突破了一般历史画的静止状态，让画作呈现出一种行进的、衍宕的动势。  在画的形式上，他走得更远。李斌在搜寻、研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真真切切感觉到当年那些历史文献，特别是老照片带给人的震撼；同时也在思考，同样是视觉呈现，今天的绘画，特别是历史画，是否可以借用一些真实文献的表达方式，同时扬长避短，凸显绘画艺术的不可替代性？ 由此便有了我们在画中看到的，他所独创的文献记录与人物绘画并置的表达方式。 我们看到，画布上端约四分之一处，被印上二战期间的老照片，其中有不少是李斌从东京带回的，由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画面上的文字多取自庭审记录，用了英、日、中三种语言。李斌用历史照片和文献记录替代了画作背景的描绘，事实上它们所携带的真实感，将观者迅速带入到当年的情境中，这对于历史沉重感的传达，确有绘画所难以企及的独到之处。 当然，画的主体部分仍是用油画绘就的人物。由于东京审判出场人物众多，李斌在画面结构和人物组合上，将画作分为“开庭”、“庭审”、“判决”三大部分。每部分的人物按照他们在法庭上的角色，组合成若干个块面。 历史性大戏的“开锣第一幕” 开庭，被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称作“这出历史性的戏剧的开锣第一幕”（《梅汝璈日记》）。 让我们把镜头摇回到70年多年前，一窥“这出历史性的戏剧”的出台经过。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灾难最为深重的世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此一年多前，美、中、英、苏等同盟国首脑已经开始就战后处置问题紧密会商，先后出台了《莫斯科宣言》（1943年10月）和《开罗宣言》（1943年11月），表明了同盟国在惩罚轴心国战犯问题上的一致立场。1945年7月公布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将以法律手段处置战犯。同盟国授权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筹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为法庭设在东京，故被称作“东京审判”。 1946年1月，麦克阿瑟批准颁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确了东京审判的目的，是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责任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法院院长韦伯出任庭长，美国助理总检察长、大律师季南出任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监察局局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初确定由9个同盟国组成，按照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的顺序，为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后来应美英两国的要求，增加了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被要求各推荐一名法官、一名检察官人选。 经国民政府推荐，并报蒋介石批准，向哲濬和梅汝璈作为中国代表分别出任检察官、法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所著《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中，收录了一份蒋介石签署的“任命公函”影印件，上面写道： 外交部王部长勋鉴：12月7日签呈及附件均悉，所拟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我国代表一节已交行政院照派矣。中正亥庚府交。 国际军事法庭对检察官、法官人选的要求除了在法学界的“声誉”和“名望”之外，还要求精通英语、熟悉英美法律。向哲濬和梅汝璈的经历、背景十分相似，两人都是通过庚子赔款先入清华学堂学习，然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名校法学学位。回国后，两人也都曾在大学任教。赴任东京前，向哲濬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梅汝璈在著书教学之余，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曾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会长。向、梅二人能够在多位推荐人选中脱颖而出，借用东京审判研究者季卫东的评价，他们，包括后来作为检察官首席顾问增补进中国团队的倪征燠等，都是“学贯中西，德超荣辱”的一代法律人的杰出代表。 在组建法庭的同时，盟军从1945年9月到12月，分四批实施了对战争嫌犯的抓捕。1946年4月，国际监察局确定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为东京审判的起诉对象。 逮捕东条英机时，有一个小插曲。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大概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法律惩处，自盟军登陆后，他便闭门谢客，终日纠结于生与死的选择之中，直至盟军宪兵包围了他的住宅，才举起手枪朝自己左胸开了一枪，岂料未能击中要害。经抢救，东条得以活着接受审判。 1946年5月3日，这是一个注定将载入史册的日子，全世界的目光瞬间聚焦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告开庭。 曾全程报道东京审判的美国合众社驻东京记者布拉克曼，在所著《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开庭首日的情景： 早晨，东京的太阳从云层背后升起……旁听者七点钟以前就开始步履艰难地爬上市谷山丘，希望取得见证历史的一席之地。 ……11时13分，一个像佛寺檐下挂的那种铃铛叮当叮当轻轻响起来，大厅里安静下来了……厚重的入口大门缓慢地关闭了，腰佩武器的宪兵在大厅四周就位。7分钟后，全体起立，身着黑色法袍肥硕而令人敬畏的韦伯，带领排成单行的法官走进居高的法官席。法官落座后，红发的法庭执行官范・米特上尉高声唱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已准备好审理任何呈堂之事宜。”  ……这个法庭装建得确实伟大，气象十分雄壮。怪不得季南先生在上海时告诉我说，“除了美国大理院可以和它比拟之外，世界上任何法庭不能望其项背。” 据记载，法官席位于审判大厅上首的高台上，大厅下首处是被告席，中间包括控辩双方发言台、证人坐台、检方（控方）和辩方律师座席，以及翻译人员和语言仲裁小组座席。大厅两侧分别是记者席和旁听席。 李斌油画的“开庭”部分并未对法庭的境和布局作过多渲染，但他突出描绘了法官的高台，以“高高在上”的法官群像凸显法庭的宏伟和庄严。由于开庭之日印度、菲律宾法官尚未到任，画中第一次亮相的法官只有9人。中间位置端坐着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画中的韦伯上身挺直，双唇紧抿，眉头微蹙，显得刚毅而威严。韦伯的左右手分别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和美国法官希金斯（希金斯一个月后离任，由克拉默继任）。这个看似寻常的安排，背后却有着一个激烈的“席次之争”的故事。 让中外法官“比肩而立” 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亲历记》里详述了当年围绕法官席次安排的争斗、较量经过。 由于远东法庭宪章中并未明文规定法官的席次安排，这个问题在开庭前的多次会议上引发热烈的讨论和争执，包括中国法官在内的多数法官主张参照受降签字国的顺序，也即以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为序安排席次，但韦伯庭长一心想让美英法官坐在自己的左右侧，理由是他们更熟悉英美法律。他先是提出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强为中心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遭反对后，又提出按国名字母为序，但再次遭到质疑。这时，有人提出不妨按法官年资排序，梅法官则调侃道，似乎还可以按法官体重排序，引得法官们哄堂大笑。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讨论来，讨论去”。直至开庭前一天的彩排前夕，韦伯宣布座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菲、印。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梅汝璈当场表示：“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说罢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而，加拿大法官也提出了抗议。 庭长没有想到法官们，特别是中、加法官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他几次三番来到梅法官办公室做解释，都被顶了回去。预订的彩排时间被拖延了20多分钟之后，韦伯见梅法官卸下法袍，换上大衣，“作要离去状”，才勉强同意按受降签字国的次序进行预演。 在5月4日《申报》关于东京审判开庭首日的报道中，笔者见到如下记载： 中国法官梅汝璈，坐于审判长以下第一位，各盟国记者，目睹中国法官获此荣誉座位，莫不纷纷耳语。记者告彼等谓：中国在抗战期间，丧失人民两千万，故在一切国际荣誉事件上，均应占有一席。 正是由于梅法官的坚持不懈，我们今天才得以在李斌的画中，见到高高的法官席上，中国法官所占据的显要位置。 多年之后，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亲历记》一书中，总结了对这场争斗的认识： 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作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而淡然处之。其次，必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它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和剥夺……要维护中国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巨的斗争。 为中国争得应有地位的梅汝璈法官并没有让国人失望，在之后漫长的庭审及最后为战犯判罪定刑的过程中，他在不少重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人格学养和法学造诣也赢得了各国法官的尊重。布拉克曼在书中对梅法官有这样的记述：“我记得他友善而外向”，“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与韦伯爵士很快成为朋友。” 布拉克曼还引用了韦伯给朋友信中评价梅法官的话：“在法庭上中国律师坐在我身边……他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家伙。我们是好朋友。他告诉我很多关于中国的国情”。 11国法官合影。前排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中间为庭长韦伯。 在李斌的画里，梅汝璈至少出现了4次，除了三次端坐法官席上，还有一帧他与几位法官身着法袍的巨幅全身像。目睹画面上梅法官刚毅而威严的神情，我耳边不禁回响起开庭首日，他在日记中的一段感言：  为了弱化身高的落差，李斌将人物“下部抬高，上部取平”，一个小小的技术处理，便在视觉效果上让中国法官与他的外国同事比肩而立（下图）。 1552624430280707.jpg 不刻意“矮化”、“丑化”任何人 东京审判自“开锣”之日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受审战犯。 梅汝璈在日记里对受审战犯有这样的描述： 我今天特别注意辨认各战犯的形容和表情……他们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许多回忆和愤恨，尤其是那坐在前排顶右端，面团团的土肥原。他强作镇静，有时动得很历害，露出不安的形情。东条依然是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荒木的银白色八字胡须长得很长……这老家伙眼睛老是睁着，嘴唇蠢动作欲语状，看来很有点倔强的样子。其余的虽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时，但是他们此时此地的形容都平凡庸碌得很……真的，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最可怜的是那曾在国际间翻云覆雨红极一时的松网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他的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未加修整。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 布拉克曼在《另一个纽伦堡》中对罪犯的神情和衣着也有细致的描述： ……佐藤贤了中将身着剥去勋章和军衔的卡其布军服……曾经丰满的贺屋兴宣在监狱里掉了可观的体重，双排扣的西装对他来说显得大了两个号码。前外务大臣重光葵穿着黑色燕尾服和条纹裤子现身，只是平时戴的高顶礼帽不见了。他显得面容憔悴，似乎头天晚上失眠了……号称“朝鲜之虎”的小矶国昭也是用手杖支撑着走进来……好战分子大川周明没穿外衣，露出皱巴巴的白衬衫……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脸色苍白、双颊深陷……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的马脸较以往显得更长，更忧郁了……由将军转行外交的日本驻第三帝国大使大岛浩，依然衣冠楚楚，神气地扎着蝴蝶领结，口袋里塞着叠好的大白手帕…… 东京审判见证人的生动讲述，为画中这个特定群体的人物塑形提供了依据。李斌在画这些罪犯时，始终坚持一点：不刻意“矮化”、“丑化”、“羞辱”任何人。“虽然他们罪大恶极，但作画时我还是尽力克制自己，尽量理性、平和地呈现这些人物，将他们还原成如梅汝璈法官所说的“平凡”“平淡”的“普通人”，李斌说。 刻画被告如此，刻画其他人物更是如此。李斌要求自己落笔时摈弃个人好恶，不轻易流露情感色彩，特别是力戒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客观、平实地描绘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将是非对错留给观众去评判”。  开庭“第一辩”，聚焦“管辖权之争” 画中，检察长季南的目光逼视着一位身着深灰色日式上装，胡子拉碴的小老头，季南的身后，是英国检察官卡尔、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以及澳大利亚检察官曼斯菲尔德。小老头是日本律师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此人是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被认为是辩方最强硬、最嚣张、最难缠的角色之一，就连季南私下里也承认他“非常精明而能干”。画面中，只见他舞动着手臂，跟检察官们争辩着什么，那份执拗的劲头，似令季南十分恼怒。清濑的身后，一左一右站着美籍日裔律师乔治·山冈和美国律师布莱克尼。 这个画面所表现的，是被称做开庭“第一辩”的“管辖权之争”。画中人正是这场著名争论控辩双方的代表人物。 5月6日，在检方花了两天时间，宣读完起诉书，围绕“反和平罪”、“战争罪”和 “反人道罪”提出55条罪状（诉因）之后，韦伯庭长逐个点名询问被告是否认罪。这时，清濑一郎突然站出来打断他：“我们要对法官提出挑战”。清濑对韦伯及所有法官的资格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均由同盟国派遣，应该集体“回避”。法庭当场驳回了他的无理要求。 5月13日第4个开庭日，清濑一郎代表辩方又一次发难，这次的“挑战”直指法庭“管辖权”。其主要的观点是：所谓“反和平罪”“反人类罪”出自《波茨坦公告》之后，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法庭不具备这两条罪行的管辖权。 美国律师布莱克尼紧随其后做了发言，他在攻击法庭管辖权和适用法律之后，公然提出，“战事不是犯罪”。他认为战争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战争中的杀人不是謀杀。“如果轰炸珍珠港杀死基徳少將的行为是谋杀，那我們也知道是谁在广岛上空投下了原子弹，知道谁是策划该行动的参谋长，知道谁是为此负责的国家元首，他们会为谋杀感到良心不安吗？ ” 美国律师弗内斯和山冈接着发言，对辩方的论据加以引申和发挥。 面对辩方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季南坐不住了，他走上讲台，反驳道： “庭长先生，国际军事法庭各位法官，本庭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11个国家，这11国本身又代表占地球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人口的各国合法政府，这些国家曾经惨遭侵略，由于谋杀、抢劫和掠夺等一系列罪行而蒙受重大的资源、财产损失，以及数字无法统计的流血牺牲，难道它们今天不能审判和惩罚那些应该为世界范围灾祸负责的人吗？这些同盟国家被迫以牙还牙，终结了侵略战争，难道它们现在必须坐视不顾，允许这些罪行的案犯道遥法外，逃脱合法的惩罚吗？” 英国检察官卡尔则在发言中一语道破辩方的动机：“实际上是想要刪去起訴书上的某些訴因，並攻击宪章中的某些部分。” 根据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这场激辩中也有一段精彩的发言： ……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当然，这是一个关于战争正确定义的问题。然而，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我主张，作为一个正义的法庭，本法庭有法定资格审判那些犯下了反和平、反战争公约和反人类罪行的罪犯。而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的领导人犯下了那些罪行。我们在这里起诉他们，而且在适当的场合下提交那些事实的证据。我们坚信本法庭将在适当的时机就那些罪行进行宣判…… 经过激烈的辩论，庭长韦伯最终宣布，对辩方提出的否定管辖权的所有动议“全部驳回”。画中的检察官们，呈现出初战告捷后的满足，和面对劲敌不敢掉以轻心的复杂表情。 “随时准备出击”的美国辩护士 在这个环节的辩论中，几位美国辩护士的表现颇为引人注目。 在东京审判中，辩方以本土律师不熟悉英美法系诉讼程序为由，提出为每位战犯加派至少1名西方国家律师，法庭为了显示其公正性，同意了辩方的请求。辩方先后聘请了近40名美国律师，加上100多名日籍律师，辩护律师总人数超过了150人，平均每个罪犯配有4-5名律师。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亲历记》一书中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辩护律师之多和辩护阵容之盛是远东国际法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就保证被告辩护权一事来说，远东国际法庭可算是慷慨宽大”。 但匪夷所思的是，被聘用的美国律师，其“敬业”、“尽职”程度，甚至超越了日本律师。梅汝璈法官在书中回忆： ……在辩护工作上，他们应该仅仅起助理或技术顾问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的进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一种主次颠倒的、反宾为主的现象便发生了。美国律师在审判中反而起了主要作用，日本律师甘愿退居‘台后’……举凡在公开庭上一切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表演’，几乎都由这些美国人担任的。 书中梅法官列举的例证，就是前述“管辖权之争”中布莱克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