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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有一则一九六三年的大事值得回味—— 上海市安置知青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国务院农办安置办公室工作组报告称：解放初期，上海市区人口419万人，1963年人口增至636万人。市委决定争取维持现有水平，控制住人口增长。如果按提倡节制生育以后的1962年自然增长率1.8%来计算，每年最低要增加11～12万人，还有正常迁入的约5万人。也就是说，使市区人口稳定现状，今后每年需要迁出10多万人。 据上海市教育局和劳动局的规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初中毕业的学生即达74万人，其中可以升学的有22万人，占29.7%；在本市安排就业的13万人，占17.5%；不能升学就业的39万人，占52.8%。如果加上高中毕业生和社会上新成长的其它劳动力，待业人数更多。 1963年，上海市计划减少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生产和整户插队安置的9.2万人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的70%左右，这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去向。市政府曾尝试向郊区人民公社分散安置3千多名学生，但后来大多数都跑回来了。市有关部门认为，分散插队这条路必须慎重。因此，解决社会知识青年就业这副繁重担子，在上海市的范围内肯定挑不起来。上海市要求中央和华东局作出跨省安排，最好调配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和支援边疆地区的其它方面建设。国营农业企业要把接收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这是迄今为止极少见到的关于五、六十年代下乡上山历史的一条“负面旧闻”。以前从未想到，竟然发生过上海市政府向郊区人民公社分散安置的3千多名学生大多数都跑回来了这样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场合有人披露具体的情况和细节，即使是在上海地方志中对此“往事”也是难觅踪影。 就上山下乡历史、尤其是被认为是极左重灾区上海的上山下乡历史而言，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碎片”。现在知道，上海“社会青年”支援新疆建设是从1963年开始的。像我这样的“五零后”，当年还是“小巴拉子”，1963～1966那些年，街坊弄堂里“社会青年到新疆去”的口号标语是“耳熟能详”。从时间上来说，它与那则大事的说法相当吻合。因此，看了上面那则大事，不禁揣测：文革前上海以十万之众加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难道是中央体谅了上海的“苦衷”？可是，现在也知道，1963年上半年，中央开始酝酿关于下乡上山以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正式见之于1964-1-17发布的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和上海的大规模支疆是同步的、但又是不同调的，值得历史研究者追踪其根由。 现在谈论上山下乡的文字里，认为“上山下乡是当年领导层里少有的共识”仿佛是毋庸置疑的，恐怕那也是在事过境迁之后选择性地回避某些事实罢了。如今陆续披露的一些细节不断表明，在影响千百万民众的命运与前途的上山下乡决策方面，不同层面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与做法。文革前是这样，文革期间也是如此。 例如，1967年11月，上海市革委会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筹建上海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见金大陆林升宝编著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的《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第7页）。虽然关于此事只有那么一句话，没有看到具体的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报告最终遭否决。 又如，1968年4月，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由市革委、解放军、知识青年等三方代表组成的赴江西上山下乡考察队，一行约30余人，来到新干、峡江、永丰交界处考察，准备在此建立一个上海知青农场。5月再次考察，因上级未同意，故计划未成（见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编写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的《上海知青与井冈山》第5页）。该书还刊载了当年考察队在上海火车站出发时的照片。这表明此事是上海与江西两地合作的结果，否则怎么可能具体落实到新干等三县交界处而且还两次考察呢？！至于能对该计划“未同意”的“上级”是谁，不难判断。 把诸如此类的“碎片”与当时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就觉得，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年中，上海的精力和重点似乎一直没有放在“跨省插队”这个方向上，所以直到1968年11月才有区区千人之众的赴赣插队，较之于北京天津的“跨省插队”，无论是规模还是进度，都明显地不在一个档次上。这个现象与那则1963年的大事有没有关系呢？当然，在1968-12-21以后，上海在上山下乡方面的动作出现了大幅度转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片红”的口号与做法很可能起源于上海）。这说明，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切不可把事物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而目前从上海地方志等渠道，只能看到中央在1968-4-4的文件里正式提出“四个面向”，接下来“一跃而过”，直达1968-7-2市革委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述“碎片”表明，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并不是没有作为的。这才是史实——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