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老兵几乎都不在世了。在网上看到俄国二战老兵的后代为纪念自己的父辈举着他们的画像在街上聚会游行。借着这个日子，我也在这里举一下二战老兵--我的父亲。 我不是表扬他抗过日，不想为他负过伤邀功，更不会为他参战东北四野的解放战争卖过命而说老子英雄。我的记述是让父亲在我自己心里有个正确的位置。我的父亲，他是个真实的有缺点的男人，一个汉子，一个老兵。 我父亲生在社会变迁，战乱动荡的年代。我现在对战争的评价是：人类的闹剧——人以自己生命为筹码为代价的愚蠢闹剧（许多人会不同意，说总有正义的战争和侵略战争吧）。反正一个人降生在那个时代，他只好在这个游戏里面玩。他不是玩家，他只是筹码，他是一个老兵。 我妈的年龄要比父亲小20多岁。我同父异母姐姐的妈妈没有挺过8年抗战。我父亲随林彪大军进东北后，组织上为一些单身的首长安排了婚姻。我生于1951年。我们应该都是他的老年得子。  我们老家是河北的农村，我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子弟，但他是上过学的，甚至上了高中。我曾在父亲填的表格上看到他的漂亮的毛笔小楷。 今年已经90岁的同父异母姐姐回忆说：“我父亲有文化，我母亲也粗识文字，但从没有看到父亲给母亲寄过一次信。后来我慢慢长大，读到小学三、四年级也能看懂一些书了。在我家的北屋里，我翻出父亲留下的笔记本，内容有的能看懂有的看不懂，印象深刻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上，有上官云相的讲课记录，内容不记得了。但是这个名字使我好奇，人名怎么是四个字呢？ 后来在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得知，30年代初至抗战前，在武汉设有黄埔军校的分校，教官里有上官云相这个人。当时也曾听奶奶说过，你爹在南边打仗。我推断这是父亲在黄埔军校的听课笔记，我并且认为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学员。现在想起来很后悔，1950年以后和父亲在一起时怎么也不问问他的这段历史呢。” 我们小时候，我爸高兴时会给我们讲故事。他喜欢讲鬼的故事，是他从聊斋上看来的。什么黑夜里远处飘来了一些穿白衣服的人，近看都没有脑袋，脑袋是托在手上的.....把我们吓得要死，直往被窝里钻。我爸是真不会教育孩子，哪有这么吓孩子的。 他也讲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南方打仗，失败了，只好逃回老家。可是路途太遥远，身上又没钱买车票。干脆自杀吧。于是他跳进河里试图自杀。我爸应该没有瞎说，因为从历史故事中知道，许多打了败仗的人都选择自杀。连曾国藩也跳河自杀过两次呢。但我爸说可惜他会游泳，怎么也沉不下去，只好再爬上来，没死成。 我父亲到南方打的什么仗呀？如果是在1926年至1928年正是北伐战争时期，那时我爸刚刚20来岁，去参加北伐是有可能的。 我姐姐说她童年时从来没见过父亲。她说：“生平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至今记忆犹新，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儿一样。那是在一个冬天，我的曾祖父去世了，全家人守在灵前，我也随大人们跪在旁边。突然见门外匍匐着进来一个人，扑到灵柩旁便放声大哭。旁边的大人告诉我，那人就是你爹，你爹回来了。这一下又引得满屋子的人都大放悲声。 父亲是专门回来奔丧，还是路过家乡正赶上曾祖父的丧事呢，那时我太小都弄不明白。这次回来父亲没有住多久，就又走了。这时期大约是在七七事变前，我记得父亲是身着便装，抗日战争开始后再见到父亲，他就是一身戎装，佩带着枪支的军人了。” “父亲这次离家的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我幼时的脑海里。父亲又要出远门了，叔叔伯伯左邻右舍的人都不让知道，所以没有人相送。他要去哪里？他去干什么？大人们更是不告诉小孩子。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院子里无一人，街上静悄悄的。我看见奶奶站在院子里，父亲走到奶奶面前双膝跪地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转身就一个人向大门口走去。奶奶留在院子里用衣襟拭泪，我冲出屋门，追着父亲跑到大门外。但他头也不回地一直向西走去，我见他走得很快，也没带行李包裹，渐行渐远，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这是去投奔何方？” 我父亲在老家接受了初等教育，再跑到外边去求学。可能后来又上了黄埔军校（父亲是否上过黄埔军校，应该有案可查。因为黄埔军校学员都是记录在册的。可又知父亲经常换名字。）然后跟着教官到南方打仗。 现在让我接着我爸上面的故事讲。他说他跳河没死成，好不容易一路乞讨回到老家。但我爸还是呆不住。当时乡下人的观念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他不敢出去见人。再说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是被海水冲刷出来的平原净是盐碱地，不长庄稼。家家户户在门前弄成一个个小方池子，晒盐，以此为生。 我爸就又跑出去了。他到了北京的西山里，跟着庙里的师傅当和尚，每天下山托钵讨饭。从北伐失败到抗战爆发，这中间有7、8年的时间。父亲在北京西山当了3年和尚。那么在七七事变的前几年父亲就又投奔了东北军。 1968年我弟弟15岁时去了东北兵团，在70年代初参军。当时辽宁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是赵承金。赵副司令跟我弟弟说，我父亲那时是他的下属，在东北军的团长赵承金部任上尉副官。赵副司令还说：“你爸这人谁的话也不听，只听我的。和你爸一起的有个叫杜长青的马弁，后来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吕正操将军于1937年10月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53军，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姐姐说：“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深县县城成立了抗日政府，在县城西郊一个旧式书院里住着抗战学院的师生，父亲就在那里当教官。一天舅舅带我到抗战学院看望父亲。记得院子很大，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有一座一座的大瓦房，还有很多树。大操场上，学员们正在那里操练，歌声、口号声、伴随远处的军号声此起彼伏，那情那景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最想不到的是以后成为我丈夫的杨化南，居然是我父亲训练班的学员，他在那里学了几个月，毕业后就去参军打日本鬼子了，这当然是我们结婚后才知道的。我随舅舅来到父亲住的小屋，屋里地上放着一排枪架，上面架着许多枪支，单人床边有一个书桌，桌子上有一些书，我在那儿玩了一会就随舅舅走了。 父亲在县城工作期间，可以常回家看看，但住的时间很短，主要是招募青年入伍。他每次回家都是身着军装佩戴着武器，他的短枪摘下来就放在堂屋的桌子上。门外候着一群青年，被他一个个叫进去谈话。人来人往，乱乱哄哄，热热闹闹的。后来有20—30 名本村的青年人被父亲带着或介绍参军，到抗日前线去打鬼子了。” 许多年后，有一次我让父亲的老乡、老战友赵叔叔讲一讲他们打日本的事。此时的赵叔叔已有些年老失忆，想了半天说，日本人打进中原后他们就在县里组建了县大队。但他们没有人会打仗，他说“就把你爸爸留下让他给我们当参谋长。”这是抗战初期的事。 再讲讲。我说。 赵叔叔自己先笑了，说出一件趣事。县大队与日本人打游击。有一次俘虏了两个日本兵。接着日本人又冲上来了，于是八路军给了这两个日本兵两挺机关枪，让他们趴在那里阻击，掩护八路撤退。可笑不可笑。我问：他俩要是调转枪头呢？多危险呀！赵叔叔说：日本人其实很笨。这两呆子老老实实打完了又跟上来继续当俘虏。我知道，年老的赵叔叔在记忆里选择性地遗忘，只留下些打仗时得意的事。战争不可能不残酷！ 姐姐回忆说：“大概是1938末或1939年初，父亲参加南下支队，到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次离家又是六、七年不通消息。因为敌人的割据，冀南、冀中被分割为两大根据地，父亲在冀南，我们在冀中，中间有日本人的封锁线，岗楼林立，南北互不能联系，音信断绝。” 8年抗战中父亲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爸跟我们讲过他钻地道的事。冀中平原原本无坚可守。地道战是抗战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打击小日本的作战方式和区域。当时在冀中地区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转移，又便于依托作战的地道网络，地道成为长期坚持平原抗日的地下堡垒。 我爸说有一次他钻进地道，早上钻进去，晚上才爬出来，整整爬了一天。地道很窄小，根本直不起身子，爬累了，坐一会，掏出烟袋想抽，但火柴都打不着，可见里面非常缺氧。 虽然我听这个故事时年龄很小，马上就感觉心惊肉跳。想必是我在前世也爬过地道。我身历其境似的，眼前马上出现那条细长的黑洞洞的地道，爬着进去，不能转身，退是退不出来的。在那深深的地下，只有一个姿势：匍匐前进。前面离洞口不知还有多远？也不知爬了多久，没有表，有表也看不见。人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着急，不能多想，如果一旦脑子活跃，感到自己像是在棺材里被活埋了，血往头顶上冲，非得脑溢血不可呀。每每想到这个情节，我都感到异常的恐怖。打死也不钻地道。我想。 我爸讲的打仗的故事总是说打败仗的事。八路军怎么能打败仗呢？所以我小时候就悄悄怀疑过我爸是不是“太反动”。他说，又一次打了败仗，丢盔卸甲。他骑着一匹马狂奔中丢了他缴获得来的一只金笔，说这话时他两手虚拳一合，口气中显出非常的惋惜。 他在黄昏时跑到一座古庙前，院里荒草齐腰，门都推不开。他把马拴好，拨开一条路进到庙里。看来是许久没人来上供了，供台上只有很少一点落满灰尘的干硬的供果。他好歹填了填肚子，夜晚就蜷缩在供台上。半夜被一阵苍老的咳嗽声惊醒，他爬下供台四处张望，发现咳嗽声来自供桌下，借着破门透过的月光，原来是一只白毛老剌猬。 正待我和弟弟胆战心惊地想象着：那只白毛老刺猬要是成了精变成一个白胡子老头怎么办的时候。我爸的故事情节更进入高潮。“咦！”他好像又一次身历其境地叫道：“明明关上了庙门，现在怎么是大开的呀？”听到这话，我们的小心脏都提到嗓子眼。我们问：是院子里有什么人吗？是老刺猬开的门吗？我爸自顾自地讲，他过去把门再关上。然后爬上供台接着躺下，过了一会，他睁眼再看，门又无声地开了。他心想开着就开着吧，便去睡自己的觉了。第二天醒来，他发现门是关得好好的。白毛老刺猬也在供桌下睡得正香。 我爸很少与孩子交流，他给我们讲的仅有的几个故事又是这么的惊悚，所以，我直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在翻找我父亲的仅剩下的几个小证件本子上看到，他自己填的履历：1941--1943年学员。抗大办学10年间，共为民族解放战争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在抗日烽火中成长为栋梁之才。 但是这个时期，我父亲曾被打成托派。1968年底，当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退休前是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我父亲的战友何叔叔得知我要去延安插队，特地把我叫到家里谈话。何叔叔在1937年参加抗日时才14岁。那时他曾做过我父亲的警卫员。 何叔叔对我一番谆谆革命教导。然后他话锋一转，憋不住要告诉我似的说：“那年在延安，你父亲被打成托派，和许多人一起被活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都站在大坑里，周围的人向他们身上撂土，眼看就埋到腰部了。半夜12点，突然，毛主席的指示来了。他们又被刨了出来。” 我听到这，有点懵。眼前像演电影一样叠加着镜头，所以我忘了再问问具体的事由。 关于托派的事，听我姐姐说：“抗战开始时我见到父亲是一位英武的军人、抗日将领。人们都传说父亲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但在党内整托派期间，父亲被审查。他的疑点竟然是：每次对日战斗别人打不下来的仗父亲却能取胜。这个事要父亲说清楚。这真是颠倒黑白。父亲被打成托派的事传到老家爷爷奶奶的耳朵里，家里人都在哭，说，这回人是活不了了。” 还有一个情节可以印证这个事件。我父亲的表弟张秀川（曾任海军副政委）也对我姐姐表功似的说过：“你父亲被打成托派时，我还为他说了好话呢。”张秀川说，他在托派的名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急忙找了辆自行车，赶了许多路跑去替父亲说好话。 说到张秀川。赵承金却另有评价。赵副司令对我弟弟说：“你表叔害得我在文革中蹲了好多年大牢。当时的海军参谋长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也就是张秀川害死的。”文革开始时，张秀川是海军政治部主任。张学思是海军参谋长。张秀川支持造反派斗争张学思。1968年8月张秀川任海军副政委。 “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说：‘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 再联想起，我爸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生活有多幸福，曾跟我们说过：那年冬天他们在延安没裤子穿，几个人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条轮着穿的裤子就是那种老乡穿的大缅裆裤，高矮胖瘦都能穿。他还说因为这是条单裤，所以出门就要跑歩，延安的寒冬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在延安插队时深知陕北高原的寒冬只有缩在烧热的土炕上最舒服。即使有厚棉衣穿，在外面冻脸冻耳朵冻鼻子。只穿一条单裤真是难以想象。 显然，我爸他是忽然想起这么个“素材”，跟我们小孩说说，顺便来一点艰苦朴素的教育。他当然不会讲党内斗争什么的。这个时期应该就是43年以前。因为在1943年他又去打仗了，并且负了伤。 我父亲的左臂上有一个可怕的半尺长的大伤疤。他的荣誉残废军人证上面这样记着：负伤所在部队职别：冀鲁豫九分区司令部参谋长。负伤时间：1943年9月，长垣秋季反扫荡战役。负伤情形：左上膊枪弹伤，膊关节运动障碍，手指亦有轻度运动障碍。残废等级：三级乙等。 我爸说过关于这个大伤疤的事。他说他负伤后被送到延安治伤。医生先是用一条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不一会他就听到“蹭、蹭、蹭”锯子锯骨头的声音。可能当时他的伤臂已失去知觉，所以开始时没感觉到锯子是锯在自己身上。但他及时地用右手一把扯下黑布，把医生推了一个大趔趄（也许还打了人家一个大嘴巴，我想。）我爸一甩手走了，不治了，还从此恨上了医生。 可以想象当年延安的治疗水平也有限，大夫对待伤兵的办法一般是：胳膊腿受伤了，为避免感染，锯掉一了百了。我爸没让医生锯胳膊，可能也没少受罪。因为他的那条上臂真是挺吓人，整个一块红白相间凸凹不平的大疤瘌包着根细骨头。夏天他从不穿短袖衣服，他的残臂绝不能示人。 但是，他一生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就是晚上不穿衣服睡觉（怕费衣服）。偶尔高兴还喜欢把我们小孩也都脱光，和他一个被窝。本来我们就对他那条胳膊非常害怕，此时我们却要与他的残臂肌肤相亲。 我姐姐接着回忆说：“抗日战争胜利了，八年抗战后与父亲久别重逢，又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忆。那是1945年的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中国人遭受日本侵略，抗日根据地人民在日寇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苦撑苦熬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当全家人沉浸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又听说共产党南方的部队正在北上，接着我们这个村子天天就有部队经过。 看到我们的战士们苦战八年，衣着虽然显得破旧，但个个精神饱满，荷枪实弹，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队伍中有男有女，不过女兵还是很少。当人们看到队伍中有马队出现，就知道是部队中当官的过来了，他们来到村子后，骑马的军官一般都要下马和乡亲们打招呼。爷爷奶奶天天都到街上去看，去问，去打听。 这一天，爷爷经多次打问后得知：赵承金的部队快过来了。赵是冀南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父亲是军分区参谋长。这个喜讯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甚至胜过日本投降的消息，全家人盼着这支大军早日到来。爷爷和奶奶天不亮就在村头去等，盼望着儿子的归来。有一天下午，赵承金的队伍进村了，街上站满了士兵，还有马匹，就听街上有人喊说，“玉堂回来了！” 这时，只见父亲全副戎装，带着警卫员等走进院子，接着迈进屋来。我扑上去在父亲怀里放声大哭。这些年我就是一个孤儿跟着爷爷奶奶。我母亲是区抗日干部，1941年患病后因环境恶劣，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去世了。而父亲在冀南全然不知。现在父亲回来了，我却没有了母亲，悲从中来。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也留下了眼泪。 就这样，抗战胜利后父亲由冀南随部队北上，路过家乡，在家稍事逗留了几天，即随大部队去参加东北解放战争，这一别又是四年。” 说起这段，赵叔叔对我爸拿走了他的军大衣一直耿耿于怀。他说：“日本投降以后，你父亲去东北路过太行山时来看我。他说东北太冷，不由分说硬是穿走了我的军大衣。唉！我的军大衣白天穿，夜里还得盖。他给我拿走了，害得我晚上都没东西盖了。” 自左：父亲、母亲。左四这个叔叔后来不幸牺牲了。 二 抗战八年，我父亲带过兵、打过仗、负过伤，还当过托派差点被活埋。那么，我父亲在东北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姐姐记得有次与父亲一起看一个打仗的片子，父亲不由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哪能跟打四平比呀！ 四平市是东北的交通枢纽，军事要地，战略意义重大。国共双方在此投入大量兵力，不惜代价反复展开过四次争夺战。均以国军惨胜，林彪的四野败北。四野从1946年开始四战四平。尤其是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我军歼敌17000余人，自损亦不下13000人，而伤亡的支前民工、市民百姓则不计其数。这是震惊中外的一场硬战、恶战、血战。其残酷程度为当时解放战争前所罕见。 我父亲在参加四平战役的血战后又加入了东北剿匪的战斗。 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延安调动11万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2万名干部进军东北。然而此时东北各种土匪势力总量已达25万人之多，是我东北民主联军初期的2.5倍。四平战役后，在1946年东北局命令各主力师和旅必须抽出三分之一的精锐部队参与剿匪。 话说在50年代初，我父亲在北京某学院任职。我姐夫时任人民大学法律系主任，我姐姐正在法律系读研。他们翁婿、父女三人在一次高校干部大会上相遇。大会听取了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 我父亲跟姐姐说，这个伍修权我认识。当年正是这位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亲自给我父亲交代任务，让他带领一个小分队开着一辆小火车进山剿匪。父亲把自己衣兜里的所有东西都掏出来，并提前交了党费。伍修权与他双手相握，神情悲壮。父亲说，他那时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有想着这趟任务能活着回来。四野在东北的剿匪整整持续了四年，剿匪斗争堪称解放战争期间的“东北第二战场”，其困难性和复杂性超出我们的想像。 我父亲在东北其间还做过哈尔滨市的公安局长。1970年，我19岁在陕北插队时，我是我们知青小组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大家都说是陕北老乡的阶级观念不强，并不歧视出身不好的知青。但当地党组织在考察知青入党时，却要查三代，要看爷爷是什么成分。 我爷爷是贫农，所以不是我在生产队干的最好，而是沾了爷爷的光。当然，队里的党支部也要例行发函做我父亲的外调。当北京的外调材料寄回来了以后，被负责我们队知青的北京干部老石揣进口袋没有拿出来。于是我顺利地在19岁就入了党。 10年后，老石才把这张外调材料拿给我看。在这纸上列了我父亲的10条问题（罪状）。我眼光一扫就看到了第一条：邢XX在哈尔滨任公安局长期间...... 这样我便得知，我父亲曾在哈尔滨做过公安局长。前两年有个电视剧《哈尔滨的公安局长》。按时间推想，那正是我父亲在职的时候。 1948年我父亲被林彪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嫩江军区齐齐哈尔卫戍参谋长。我爸和我妈在1949年4月与中央军委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一起来到北京。 我姐姐说：“那是在1949年春天，我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的一个党员干部，2月份随着机关由河北平山迁往北京，进城后就在前门旁边一个叫银行工会的大楼里办公。我到北京后，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将要调到北京工作。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传达室通知我，楼下会客室里有人找。我急忙跑进会客室，见到父亲和继母坐在沙发上等我，我快步走上去和父亲与继母握手，一时激动得都不知说什么好了。这次见面是自45年与父亲家乡别后的第5个年头了，看上去父亲身体很好，不像以前见面时全副戎装，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容光焕发，显得年轻不少。” 1950年10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我爸一辈子是职业军人，他对打仗有着职业性的热情。不巧的是我妈在那时怀孕了。我爸盼儿心切，事后我猜想，如果他知道这个孩子是女孩，他是不会放弃赴朝鲜战场作战的。 解放后，我爸他们这些军人们纷纷转业。我爸为了与老哥们凑堆，调到一个部委。其实我爸的军人转业证是1956年才签发批准的。 “神”为人间设计的游戏是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有无数的路线可走的。但是我爸玩的这款老兵游戏真是：高山峡谷，坐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风险度太高。 战争游戏不好玩。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