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要被拆除了，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已经无法适合居住了。老宅，这凝聚着我们家族近三百年历史的建筑将在一阵机器的轰鸣声中化为灰烬。这种痛，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到。

为了挽救老宅，我们曾去过宁波市文管局，去过北仑文管处、博物馆，他们也派人来老宅一看，认定是乾嘉年间的建筑，而且保护得不错。但由于建筑不成片，而且周围许多建筑已经改建成现代的了，所以无法按保护文物而完整的保留，最理想的可能是将来移地再建，或将其建材用以修复其他古建筑。

老宅是将无可奈何的被拆去了，但家族的历史绝不能也绝不会因此而失去！

我的名字总遭人误读，总被认为是家里希望我们家子孙丰盛，人丁兴旺。其实我名中的“嗣”字是按家谱而排的，我父亲一代是“昌”字辈，我这一代为“嗣”字辈，而我下一代为“大”字辈。我出生时正值解放大军南下，而国民党军队正退守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一带，我们全家因此而辗转避乱于浙东山区。我是在解放大军南下的炮火声中出生的，从我父亲留下的日记本中可知，那是1950年1月31日的子时，一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的出生地有一山岭，曰“大丰岭”，故取一“丰”，而我表哥出生地有一桥，曰“华义桥”，故取一“义”字。

“嗣”字许多人不认得，我常常解说半天别人也写不出来。后来读书，语文课本上有《口技》一文，作者为“林嗣环”，清代福建人士。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解说的方式。当高中老师后，每每向新接的学生介绍自己，只需向他们说初中时学过的《口技》，他们就很快明白我的名了。我常常开玩笑地说：林嗣环是我300年前的大哥。

没想歪打正着，我说的还真有几分道理。据我爷爷讲，我家祖上就是从福建迁移而来，而林嗣环是清代顺治年间的福建晋江人，当时的进士。由此可见，至少我们是同枝同脉同家族的人。记得家中原先有一幅画，画上有一头戴红顶的清朝服装打扮的人，两侧各有一女子。表姐说，这就是我们的祖上，每到家中祭示时，便要挂在家祠中的。可惜这画和家中众多的文物均在文革中或抄没或遗失了。

随着老宅的拆迁，环绕老宅的许多故事也渐渐清晰起来……

祖上从福建北迁，在甬江入海口处这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青峙岭下落了脚。经过几代慢慢的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称“林隘”，后来又与路对面的唐家形成了叫“林唐”的村子。先祖先在这里建了一处住宅，称“老堂楼”。后家属增多，住房不够用了，于是在老堂楼的西侧又建一宅，相对老堂楼，称为“新堂楼”，是为我们的老宅。

新堂楼坐北面南，两层的三合院。北侧中间是家祠，我们称作“堂沿”。堂沿的门是雕花的格子，上面雕刻着一些富有文采的祝福文字，比如“Ｘ构Ｘ堂千载业，美轮美奂万年基”等，表现了当年先祖对家族寄于的厚望。堂沿两边为居室，分别居住的是二房和三房。东西两侧是厢房，由四房和五房居住。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天井，我们称作“明堂”，铺的整块整块的石板。南侧是堵墙，墙中间的顶部是福禄寿三寿星，（文革时被敲掉了）东西两侧都有一扇小门，通向外面。大门则开在东面，东厢房的北侧，有长长的弄堂连着。向着明堂的房屋前有回廊，高大的柱子擎起向外伸出的屋檐，即使是下雨天，在各家屋间走动也淋不到雨。回廊上有许多精美的雕刻，哪怕是一些门轴窗轴的盒盖，也十分的精致。

回廊的房檐下有许多铁钩，是挂灯笼用的。已经近九十的叔叔抚摸着那些高大的柱子向我回顾当年他结婚时的情景：回廊里挂满了红灯笼，到处充满了喜庆的色彩。这让我想像出当年的繁华，何况那时已经不是鼎盛时期了。

我家是四房，传到我爷爷这一辈时，家族已经开始有些衰弱了。先是二房将房子卖给了外人，随后五房也准备卖房了。我爷爷那时在宁波市里给人家经营商店，积累了一些钱财，于是放弃了宁波的经营，回家把位于新堂楼东侧原属五房的东厢房盘了下来，并在东厢房后门外置了一些田地。（这也幸运的在土改时被评了个“中农”，避免了各种运动的冲击，但依旧在文革中被抄没了许多财产，后门的田地也都归了集体）

爷爷是个忠厚的人，家族衰弱了，他就主动承担起家族的各种责任，许多需要支付的费用都由他支付了。这次老宅拆迁，从档案馆查到的资料可见，无论是新堂楼还是老堂楼家祠所需支付的费用，都是祖父支付的。他还将家中多余的房屋以极底的价格出租给村里贫苦的村民居住，不但解决了他们的困难，也保持了堂楼繁荣的景象。夏天，大家就在明堂里摆开桌凳，围着吃饭；冬天，大家就在回廊下晒太阳。每到此时，祖父就会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满院的人们，心中是满满的满足。

爷爷出生于书香门第，写得一手绝好的毛笔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是我离开连队上学后他写给我的。八十多岁的他，字迹依然苍劲。

当年，为了下一代的发展，他把16岁的父亲送去上海学徒，使父亲成为上海五金界有名的“老师兄”。父亲16岁只身去上海学徒，19岁出徒后，一人在上海打拼，获得了同行的尊重，无论大小长少，见面都称他为“老师兄”。文革中，他任职的上海第一五金商店领导被打倒，生产经营遭到破坏。于是大家一致推荐他来主持日常经营，却因此再来横祸，最后被逼而死。那时我已经下乡三个月了。后来才知他的“罪名”：1.和飞虎队陈纳德做生意；2.曾欲办实业当资本家；3.国民党外围组织开会时曾有人在会场周围见过他。现在看来，父亲是多么的了不起。陈纳德的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本人也是一个品德高尚之人。和这样的人这样的队伍做生意不也高尚吗？办实业救中国，这是那一代人的理想，难道不应该吗？而所谓的“在国民党外围组织开会会场周围见到他”，就认定他是国民党，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父亲离开老宅后就没再回老宅定居，而叔叔则出来后又回去了，直至现在一直居住在老宅。叔叔年少时也到上海工作过，在我堂姑夫家的工厂里打工。后来堂姑夫家要安排自家人，于是把叔叔辞退了。叔叔就回到了老宅，一直生活在农村。先后在村、大队当会计，被尊称为“大会计”。叔叔在家侍奉老人，养育下辈。农村人是没有工资的，哪怕是“大会计”。他常常要走好几里的路，从工作的乡里挑着稻谷等回到老宅，生活十分艰难。所以父亲每月总要寄钱回家，聊补家用。

叔叔明年就九十岁了，在老宅居住了近一个世纪。即使是儿子们长大后分居出去了，婶婶去世后只剩下他一人了，他也一直居住在老宅里，是老宅从兴旺到衰弱变迁的见证人。难怪他抚着老宅的廊柱感慨万千。这个记载着家族历史的老宅将在他的手中拆除，心中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

我幼年时曾在这里生活过，老宅的砖砖瓦瓦与我也十分的亲切。在这里，我曾经历了母亲的去世。那时我才虚龄5岁，许多情节都已忘记。只记得母亲是因为生三胞胎妹妹因乡间医疗条件不好而去世的，灵棚因她死于家外不得入家祠而设在后门外的晒谷场上，还有那个如魔穴般的坟坑。老宅时时会在我的梦里出现，我曾在诗中这样写道：“青瓦白墙立马头，蜿蜒石板绕宅周。风吹满院红花艳，雨打遍庭绿柳柔。窗启迎来千叠翠，门开推去万程舟。更怜七夕星空夜，遥指银河话牵牛。”童年的记忆总是那样的深刻。

母亲去世后，祖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三胞胎妹妹因无力抚养而送了人）于我上学时到了上海，祖父就留在了乡下，守护着老宅。我们常在放暑假时回老宅，看望祖父和叔叔、婶婶他们，继续享受老宅的温暖。再后来我下乡了，每年回来探亲，我总要抽出时间回老宅，安抚祖父晚年孤寂的心。

1974年10月，我离开连队赴齐齐哈尔上学。祖父知道后十分的高兴，也十分的担心，担心我有没有大米吃，担心我有没有“小菜”吃。要我“在外身体自己保重”。本欲寒假时再去探望他，不料临放假前却传来他去世的噩耗。我急忙请假，急急地往老家赶，送他最后一程。入殓时，我捧着他瘦骨伶仃的脚，潸然泪下。祖父一生命运多舛。年轻时为避日寇入侵和国民党狼狈逃离大陆的两次战乱而形成的灾难，耗尽了他辛苦积累下来的财产。逃难途中，他的膝盖曾被流弹击中，自此落入了伤痛，多次跌倒而长期卧床，耗去了他的健康。他的牙齿早早就脱落，许多东西不能吃，于是他就将大粒的海盐放点油炒炒，和着粥吃。这样，长期缺少营养的结果也摧残了他的身体。文化大革命家中仅有的一些还算值钱的祖传锡器瓷器全被抄走，生活就更困难了。人生最悲痛的是妻离子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祖父偏偏都遇到了。长子19岁便夭折，两个女儿相继离世，儿媳因难产而早逝，小女儿被迫送了他人。祖母为照顾我们去了上海，以致与他分居，直到1962年祖母去世。而他最寄希望的儿子－－我的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逼死，直到他去世也不知真相。现在，他带着无法知晓的迷，遗憾地去了……

慈祥的祖父走了从未来打搅过我，没有一次进入过我的梦乡。他知道我学习紧张工作辛苦，他希望我学业能成功工作有业绩。
直到2010年1月我退休时，才托梦于我。第二天早起我提笔写下了下面的诗句以纪念：

七律　祖父祭

二0一0年一月

昨夜梦见祖父，醒来猛悟今年一月乃祖父三十五周年祭日，作七律一首以祭之。

昨夜音容入梦来，相逢老宅祖孙归。

我临花甲君超百，您执笔毫余引怀。

沐日明堂影尚在，炖鸡厨灶情犹追。

一分卅五隔天地，父讯至今未告悲。

这年的清明，我和姐姐回乡，来到祖父的坟前扫墓，点上香烛，供上祭品，磕头致意。
来年的清明，我们又携后来找到的三胞胎妹妹、我们的家人为父母做九十冥寿。
以后，我们每年清明都要回来，扫墓、祭示。
我们穿行于老宅的宅院间，寻找昔日的痕迹，寻找那段逝去的历史，用镜头更用心留下老宅的点点滴滴。
我也带着妻子在老宅中行走，告诉她这里曾经的故事。

啊，老宅是不可阻挡地将被拆除了，但老宅所承载的那段家族的历史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不知道这些历史还能否留在从未在老宅居住过的后辈们的心中并把它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