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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周恩来直到看见邓小平复出的红头文件，才肯躺到手术台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其中就有邓小平，他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委会打电话，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他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去赣州。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认为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并提出具体要求：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周恩来特意叮嘱：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程世清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也不敢怠慢。按照周总理要求，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的楼里住下，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邓小平携全家离开了北京，这一走就是三年。 三年里，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位在法国就相知相识的少年才俊，遇到机会首先会想到他。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大会，病中的毛泽东突然亲临追悼会。他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并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即示意陈毅的儿子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周恩来想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造舆论。 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有意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他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其实，周恩来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由来已久。建国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 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又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1972年5月，周恩来检查出患有膀胱癌后，他对自己病倒后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谁接班多了一层担忧。 8月中旬机会终于来了，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期待的名字——邓小平。起因是毛泽东转来了邓小平8月3日写来的一封信。邓小平在信中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反党罪行，并表达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内心受到了触动。他提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这大段的批语也在周恩来心头滚过一股热流，他看到了越来越明朗的光亮就要到来了。 “毛派的头子”一句简单的比喻，说明毛泽东不忘邓小平在历史关键时刻，不惜遭受政治迫害，坚持对理想的信仰，与他并肩站在一起。 这是忠诚与信赖的表现啊！ 毛泽东的批语也直接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在周恩来心里产生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马上意识到毛泽东此时的批示无疑是“雪中送炭”，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即将出现，而他恰好正值身体进入“危急时刻”，需要一位理想的人选来接一国总管家的“班”。 周恩来手里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马上开始着手扫清各种“人为”障碍，为邓小平铺平通往中南海的道路。 8月15日，这是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并把这个批示印制了若干份，让与会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以便尽快感受外界时局的变化。 邓小平终于结束长达三年的“软禁”生活，与夫人卓琳一起走出南昌市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顶着一路酷暑炙热，怀着同样炙热的心情，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参观和调查。 邓小平不仅要重新工作，还要官复原职！这对于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那些大员来说，无疑是不好的信号，意味着他们的政治仕途上又多了一个对手，而且是一个强硬的对手。于是他们千方百计从中作梗，找出许多理由说明邓小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资派，就算能重新工作，那也不能一步到位。 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就邓小平是否官复原职，斗争十分激烈，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却让人感到火药味十足。 周恩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毫不动摇斗志。 自从林彪事件之后，“解放老干部”便成为周恩来重中之重的工作。患病后更是时不我待，经常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老干部的审查结论和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会上，江青等人肯定会百般挑剔、阻挠。解放每一个老干部都很不容易。会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令人难以忍受。 疲惫不堪的叶剑英对此就深有感触，他把这样的会议比作当年红军长征中牵骡子过河，十分形象也暗含深意地作了一首《过桥》的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总是让江青他们把话说够了，说足了，说累了，说烦了，他才开口表态，此时他对到会的每个人的态度已经了如指掌。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如果遇到江青他们胡搅蛮缠，死活不让老干部“过桥”的时候，周恩来会非常及时地点将：“剑英，你说呢？” 叶剑英也绝不含糊，旗帜鲜明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 就这样，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审查、靠边站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从监狱、从“牛棚”中走出来，重返工作岗位，其中不少人在与“文革”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后来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可是眼下，周恩来这个“牵骡人”快要不行了，在他倒下之前，必须硬撑病体，送邓小平过桥！因为他心里明白，有些时候他为避开锋芒，可以做些妥协，但这一次不行！因为自己一旦上了手术台，也许就是永远的倒下。 机会只有这一次，他不能让步，要尽快让邓小平复出！ 当然，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现得如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也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泽东的明确态度。  邓小平在三年多“流放”岁月里与毛泽东间接或者直接地不断沟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也因为不断面对“文革”的挫折而逐渐淡化，转为反思，而邓小平的多次来信“洗心革面”，也维护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尊严。 进入1973年，周恩来病情突然加重，毛泽东的心理活动也随之加剧，国务院由谁掌管？文革小组那几个人喊喊口号，造造势，可能还是块料，可让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挑起主管国民经济的重担，那绝对是糊不上墙的烂泥。数来数去，也只有原国务院副总理，长期抓政务工作的邓小平能够胜任了。 共和国命运再次到了困顿时刻，打倒在地的邓小平转而成了毛泽东需要启用的一个重要棋子。 邓小平即将复出，已经不是周恩来单方面的意愿，而是毛泽东力挺的结果。江青等人见状，也知道一时难转局面，只好将满腹不满埋藏起来，等待时机再出击。 进入1973年3月，周恩来见邓小平复出基本定局，他才将自己的治病提到议事日程上。 医生们见周恩来的治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心里石头总算稍稍落下一点。可大家没有想到，毛泽东批准了专家们的医疗报告，周恩来却不肯马上躺到手术台上。因为他必须看见邓小平复出的红头文件，才能完全放心地去治病。 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经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邓小平复出，已成事实！ 然而，还有一件今天才揭秘的往事令人感动，就在周恩来上手术台前，他还在西花厅办公室里批阅文章，他发现有一份文件让他心情格外沉重，不由得触景生情。这是原教育部部长何伟因北京医院救治不力突然病逝的报告。他马上严肃批评北京医院等单位未落实好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卫生部要对党内老干部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爱国人士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具体工作由北京医院负责。 也是周恩来临上手术台的这个批示，使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废止的党内高级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保健制度得到恢复。 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治病前的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向政治局简要说明自年初以来病情发展的情况。为防止病情恶化，按照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他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并将这一情况以写信的形式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便放下手里所有工作，离开西花厅，来到玉泉山接受检查。这是周恩来从去年5月发现4个红血球以来，患病将近一年之后，第一次接受专项检查与治疗。 周恩来躺上手术台的同时，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也正式签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