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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沪保密工作的故事
 
“三曾里”遗址在静安区（原闸北区）临山路202号-204号处，原建筑在淞沪抗战中被毁。这是三曾里中央局机关建筑模型
三曾里的红色历史足迹陈列馆
 ◆修复后的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新貌  三曾里革命者日常生活图景  191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时的茅盾（左）、1926年离职时的茅盾 ◆李忆庐 开会时，牢记接头暗号；去秘密接头，地点不准记在纸上；平时工作，非当面协商的事务不得见面；注重保密，建立多个秘密联络点和办公地……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沪革命时期，在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三曾里”小楼、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的古董店等地方，一幕幕真实版的“潜伏”，每天都在上演…… 巧设联络处 1921年10月4日，中共一大后的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突然遭到破坏。当天下午，这里突然闯进了几个陌生人，抓捕了陈独秀等五人，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出于安全的考虑，大家立刻另租房子作为党中央机关包括组织、宣传等各部的秘密办公地点。 诞生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了租界当局和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密监控。共产党初步创立时期，尚处在地下活动的状态，要求“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明确的保密要求。 当时，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来往的安全，必须建立一个既隐蔽又可靠的联络点，年轻的沈雁冰（茅盾）担起了这份责任。他正担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考虑到他的合法身份和广泛联络的有利条件，沈雁冰成了直属中央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和人员往来。 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沈雁冰刚进商务印书馆时，是一名普通的英文阅卷员，月薪廿四元。此后，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在翻译和写作上展露才华。沈雁冰入职不久便得到赏识，从英文阅卷员改为跟随孙毓修编译童话、校订古籍。后来，因新文化运动冲击，《小说月报》销售量下降，沈雁冰又“临危受命”。在此前后，沈雁冰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有交往，早在1920年下半年，他就与陈独秀等一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党员，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担任秘密联络员是一项极危险的工作。沈雁冰将“生命之火应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他机智又隐秘地主持着联络点的工作。当时，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外面封面写着：上海宝山路45号商务编译所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中央”的谐音），有的也写成“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或“转陈仲甫先生台启”，以此方式遮人耳目。沈雁冰每日汇总后送中央处理。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再作后续安排。晚年，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这段秘密工作生涯：“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 商务印书馆中共秘密联络点，一直维持到1926年4月，因遭军阀追查，他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为止。 隐匿闹市区 1923年中共三大后，党中央驻地由广州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在闸北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的三曾里。这里距上海北火车站约一公里，虽地处华界，但公路纵横交错，与外面的通讯联络较便利。 1923年7月，中央局5名成员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这里既是中央最高层领导挥斥方遒的办公场所，也是革命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罗章龙一家共10口人曾居住在这里。他们对外称一家人，合吃大锅饭。为了保密，还在门外挂上“关捐行”（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招牌作为掩护。在三曾里三户楼居住期间，为了工作，他们口头约定了这样的纪律公约：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需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 随着共产党的逐渐壮大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共三大决定设立秘书制度，由秘书主管共产党的机关保密工作。同年，又确立了文书的签发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文书一直坚持负责人签发的制度。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必须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才发生效力，且签发人均为英文署名。例如论述国共合作和收回海关问题的第十三号通告，文末的署名“T·S·Chen”为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eo Dschan-Lung”是代理秘书长罗章龙的德文签名；警惕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第十五号通告，文末署名委员长“T·S·Chen”，“T·T·Mao”则是秘书长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先是由秘书专职负责文书处理和保密工作，后又规定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保密工作。而且规定，屋内文件切勿随意散置，必须设法将文件藏在秘密处所，最好办事机关与保管文件的地方不在一处。这有效地避免了因党中央机关破坏而导致文件泄密的现象。 接头藏风雷 192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组织部通告组字第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这是共产党成立以来，下发的第一个保密工作的专门文件。文件规定知道秘密者也不能告诉身边的亲人，更加凸显了保守秘密在党纪中的特殊地位。 1926年底，茅盾辞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到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局势危急。7月23日，茅盾接到党的密令，要他去九江找某个人，并将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带去交给党组织。那时船票非常难买，费了很大的劲，茅盾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丸”当天的船票。傍晚船开，第二天清早就到了九江。 茅盾按照通知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走进屋里，他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谭平山。这着实让他暗暗吃惊。董必武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茅盾千辛万苦走水路去接头，没想到接头的人是董必武，更没有料到接头完成任务，只花了几分钟时间。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机构也都采用了化名，如共产党化名“校”，共产主义青年团化名“少校”；“钟祖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代称，“同学”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代称。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也经常采用化名。赵世炎化名“施英”，周恩来化名“伍豪”，邓颖超化名“伍美”等。据邓颖超回忆：“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革命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深知保守党的秘密的极端重要性：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密。遗憾的是，在国民大革命后期，却发生了泄露共产党核心秘密的事件，导致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彭湃等一大批革命者的牺牲，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也遭受重创。 保密有绝招 当时，上海的各个机关都有不同的掩护绝招。在浙江中路的清和坊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楼下就是烟纸店，邓小平曾经当过店“老板”；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的古董店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机关，这里是商业街，各种肤色人等往来频繁，共产国际人员到此联系工作，不致引起怀疑。即使在人员往来较为频繁的编辑部，其编辑人员的工作纪律也是极其严格的。1926年，黄玠然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导》周刊工作，他说，由于环境异常复杂，大家警觉性很高，当时有一条规定：“不需要见面的就不见面，不需要认识的就不认识。” 有时，不同系统的机关就秘密设在同一条街上，但为了保密安全，各机关绝不能随便串门。周恩来还创造性地提出，党的机关必须以商店、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现；工作人员的穿着打扮要适应环境，提倡女同志梳发髻。 召开机关会议更是慎重。会议前，先发出通知，内附诸多注意事项。笔者曾看到1925-1927年的几份会议通知，总结起来保密方法有：路上不得随身携带文件和书报；会议地名不准笔录，纯用脑子记忆；不准迟到；来时要注意是否有敌人跟随等。很多通知还特别注明“阅后即焚”，即不准保留纸质通知。 1926年2月，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办公地点秘密设在上海市宝山路宝山里一幢二层楼房。中央军事部人员有十余人，王一飞是负责人，颜昌颐是秘书。时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 保守共产党的秘密，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求，而且是保生存、保胜利的必然要求。正因为其极端重要性，至今，在中共党员的入党誓词中仍然有“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的宣誓。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