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岁的叶青自2003年起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民主促进会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常委。 叶青自称是湖北官场出了名“爱挑刺”的党外人士，上任伊始就提出“公车改革”。作为副厅级干部，带头革了自己的命，出了公车改革的书。补贴取消了，他毫不在意，“知识分子的骨气比补贴更重要”。 1月23日武汉“封城”，叶青开始写武汉抗疫日记，每天一篇发到网上，记录抗疫过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重大变化，分析数据提建议。他认为，如果早封城五天，情况可能会好很多；如果封城和封小区、封超市同时进行，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与建方舱医院同时进行，抗疫局面也会好很多。 看到具体存在的问题，叶青一刻也不耽搁，疫情期间，他以省政协委员身份提交了25份提案，包括建议征用学校宾馆作为新型肺炎治疗中心、公务员不戴N95口罩、招聘志愿者补充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等等。他说：“都是救命的事，不能过夜。” 叶青认为，两个月的抗疫，武汉人民逐渐认清病毒的真面目，也认清了官僚主义的真面目，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会杀死人。“武汉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义一步步逼到死角，对全国党政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 如今武汉疫情基本稳定，作为经济学者出身的官员，叶青呼吁复工复产迫在眉睫。他认为，如果迟迟不复工，人们被迫呆在家里坐吃山空，从长远来看，造成的破坏可能比新冠病毒还要大。 如果早期封城和封小区、封超市一起进行，情况会好很多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听说新冠肺炎的？ 叶青：2019年12月31日，网上流传的那份武汉市卫健委发现不明肺炎的内部通知，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早期官方专家释放的信息是“可防可控，人不传人”，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想得很严重。到年底了，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正是我最忙的时候，参加了很多场会议，1月19日我还在参加会议，没有戴口罩。在“不会人传人”的判断下，武汉忙着准备迎接春节，日子过得很安逸，有网友提醒武汉人：你们武汉已经是疫区了。武汉人很潇洒地说：没有那么严重，专家说了不会“人传人”。我们就是被专家误导了，麻痹大意了。 记者：作为湖北省政协常委，1月11日-1月15日你参加了湖北省“两会”，会上有讨论到新冠病毒吗？ 叶青：政协正式的会议没有讨论新冠病毒，会议有事先确定的主题，当时觉得这个事不值得一提。但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1月15日省政协闭幕式，坐在我前排的一位港商政协委员戴了N95的口罩，其实香港在1月4日就有预警了。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场上唯一戴口罩的委员，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当摄像头扫到他时，他就把口罩摘下，摄像头扫过去了，他又把口罩戴起来。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们周围的人还笑，觉得他有点大惊小怪。现在看来他是有先见之明的。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觉得新冠肺炎疫情变得严重的？ 叶青：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1月20日晚上，在电视上看到钟南山院士说肯定会人传人，说武汉已经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了。他还叮嘱：如无必要，近期不要去武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但还没有特别恐慌，因为我身边人还没有感染新冠肺炎的。1月21日中午在外面走路时我戴了口罩，但在办公室没有戴口罩。那个时候仍然觉得戴口罩有点怪怪的。一直到1月22日晚上武汉市政府发布通告，决定在公共场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制措施。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接下来那几天，网络上有很多武汉医院里人挤人的视频，医护人员失控哭喊的视频，武汉人开始觉得恐怖了。 记者：1月23日武汉封城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叶青：1月23日早上起床，武汉人知道了上午十点交通封城的消息。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封城”的记录，即使是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城也没有全部封闭。有网友说 ，武汉的上一次“封城”是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的时候。在武汉的街头，可以明显感觉到恐慌的情绪。1月23日上午十点，武汉的火车站、飞机场封了，但是高速路口还没有完全封闭，很多人想赶着时间窗口逃离武汉，地图上显示，高速公路的出口都是红色的。到了1月23日下午3点多，湖北高速公路所有出入口都封闭，离汉的通道都关闭了。 我原来计划是除夕那天离开武汉到咸宁过年，但是武汉封城，政府通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离开武汉，我就留下来了。我没有特别恐慌，既然留下来，就静观其变，我开始写武汉疫情日记，记录武汉疫情发生的重大节点性事件，指出武汉抗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每天坚持写一篇，一天没有落下过。 记者：你觉得武汉抗疫早期存在什么问题？ 叶青：1月20日之前的问题，需要深入调查，我暂且不说了。我觉得封城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封得太晚了，如果早封五天，会少死很多人，情况会好很多。 封城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封城与封小区、封超市没有同步进行。封小区真正到2月17日才很严格地进行封控。在此之前，大量的人员流动，导致交叉感染。 武汉密闭的超市也是一个集中感染的场所。老百姓没有“封城”生活的经验，又恰好是过年，一窝蜂地挤到超市去囤积生活用品。武汉的朋友圈流行一个段子：第一批感染的是在年（春节）前，第二批感染的是挤医院，第三批感染的是挤超市，第四批感染的是团购。我给超市先后提过八个建议，去一次超市就提一次建议。 1月27日我到社区附近的中百超市，超市里的情况很不好，乌央乌央都是人，大家挨得太近了，根本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回到家后，我立即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写了一份提案《关于加强超市管理的五个建议》，建议推广网上菜场、尽量打包销售、减少排队称重时间等五条建议。 “早发现，早隔离，早收治”，被我们用30天、2000多条鲜活的生命加以验证。如果武汉在封城的同时做到封小区、封超市，在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同时建方舱医院，情况会好很多。 记者：听说你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写了很多提案。 叶青：前期很多事情忙乱无序，我看着着急呀，不停写提案：看到医务人员躺在医院地板上休息，我就提《在捐赠物品中增加折叠床的建议》；看到疑似感染的人和感染者没有隔离，我就提《建议征用学校宾馆作为新型肺炎治疗中心》；看到红十字会工作效率低、仓库积压大量救援物资，我就提《建议招聘志愿者充实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看到一些在外地的武汉人遭受排挤，我就提《把在外的武汉人照顾好也是帮助武汉》；看到一线医务人员N95口罩紧缺，我就提《关于公务员不戴N95口罩的建议》。截止到3月19日，我一共提交了25份提案。有的是特别紧迫，我看到问题就立即写提案交到政协平台上，都是救命的事，不能过夜。有的是宏观层面的，比如《要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三方面下大力气》、《卫健委主任要进行半年以上的培训》等，这是这次疫情我们要吸收的经验教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民进中央的同志发来短信，告诉我部分建议被采纳。 记者：在你看来，什么时候是抗击新冠疫情转折点？ 叶青：我认为武汉从封城开始，抗疫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月8日之前是害怕，2月8日之后是希望。这个节点是2月8日曾经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的陈一新到武汉督战，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对武汉的情况非常了解，他是一个有想法的实干派，他到武汉后总体布局，抗疫“打法”系统而清晰，发出“应收尽收”的总攻口号，整个抗疫的形势大为改观，稳住人心了。2月13日，新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到位，执行力大为加强，封控社区，拉网式排查，做到四类人排查清零，到2月20日，终于实现了“四类人”排查清零、“应收尽收”“床等人”的局面，武汉抗疫局势就基本上稳住了 武汉抗疫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国家调集了4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全国人民把医疗防护物资、蔬菜等生活物资捐给武汉，应该说武汉后半场的抗疫体现了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体现了全国人民一条心的团结精神，支撑武汉尽早从疫情中走出来。对比国外抗疫，就能深刻体会到我们国家强大动员能力的优势。武汉保卫战注定会载入中国的历史与武汉的历史。 网络上的反常现象，值得所有人警惕 记者：经过这次新冠抗疫，你认为政府在哪些方面有了改进？ 叶青：在第五十天的武汉日记里，我写了：新冠肺炎与官僚主义一起反，才是正确选择。官僚主义在平时或许可以忍一忍，但是在疫情面前，官僚主义就是害人性命，忍无可忍。官僚主义非常顽固，但在武汉被撕开了一条口子，人民充分看清了官僚主义也是病毒，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会杀死人。这次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义一步步逼到死角，对党政干部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再也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辩护。 在早期，出现问题，各个部门还会振振有词辩解。训诫“八人”，公安部门有解释；监狱走人事件，监狱管理部门辩解“刑满释放，依法送走”。但是老百姓不满意，激起舆情。新的领导上台后，出了问题就查，立即道歉，立即更正，绝不手软。比如青山区垃圾车运肉事件，下午五点群众举报，晚上处理干部，半夜宣布查处分管副区长，处理迅速，对官僚主义绝不姑息，这给党政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比上党校更有效。 经过两个月抗疫，武汉人民认清病毒的真面目，也认清了官僚主义的真面目，市民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恨之入骨，用“假的，都是假的”怒吼声反击官僚主义，再也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开脱，这对全国的党政干部都是一个警醒。我相信这场战役，改变的不仅仅是武汉市民，还有党政干部。如果从2019年12月底，一开始就有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和行动，就不应该查了不该查的人，该查的人又没有查。 这一次抗击新冠疫情，80后、90后的孩子充当了主力军，这些年轻人冲在第一线，他们的表现非常了不起。以前有人说他们是垮掉的一代，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堪当重任，这是值得欣慰的。 我和一些政协委员呼吁应该建一座2020武汉抗疫主题纪念公园，世世代代记住新冠疫情的教训，记住千千万万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人，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记忆，是教训也是财富。我建议纪念公园的第一座塑像应当是李文亮医生，他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但又非常伟大，敢于讲真话，我们应该世代记住李文亮医生“敢于直言”的精神。 记者：你认为还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叶青：从宏观层面来看，我认为要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三方面下大力气。最近20年，几乎每遇到一次大灾难，我们才会有新的认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成为最近20年治国理政的主要脉络。2003年“非典”爆发以前，我们强调经济增长，导致“GDP至上”，破坏了生态，以及“非典”公共卫生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从此我们开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后来又把生态保护列入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武汉，这场大疫体现了武汉乃至于全国对健康保障能力的不足。因此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应该有三大重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健康保障，千万不能再发生17年前“非典”一过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具体操作层面，在省市级要专门安排一个副省长或副市长管卫生健康。我们有专门管金融的副省（市）长，但没有专门管公共卫生的副省（市）长，现在管科教文卫的副省（市）长，卫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卫生健康一定要专门安排一个懂专业的行政副职来管，这个健康副省（市）长应当第一学历是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有在医疗机构工作过的经历，在医疗健康领域有“一票否决权”，直接听令于中央最高医疗机构。各级卫健委主任也必须由专业人士担任，让懂卫生健康的人管卫生健康。正如任正非说的，“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指挥战斗”。否则还会重演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的悲剧。 记者：作为一名现职官员，你的武汉日记写得很犀利，有受到压力吗？ 叶青：我在湖北官场的名声就是“爱挑刺”的党外人士，我是民主促进会成员，2003年5月，以民主党派身份进入政府，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这个官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要提建议。上任伊始，我就提出“公车改革”，作为副厅级干部，带头革了自己的命，解雇了我的司机，出了公车改革的书，补贴取消了，知识分子的骨气比补贴更重要。从此，省领导就知道我是个“爱挑刺”的党外人士。有人说，你的仕途基本就冷冻了，我说这样正好，我可以“一心一意提建议，专心致志谋发展”。17年，我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没挪窝，但我可以说是提建议最多的副厅级官员。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正好遇到武汉封城我被“关”在家里，我就写武汉抗疫日记，与疫情相关的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我都记录下来，有意见就直接提。早期我在日记里写如果武汉早封城五天，会少死很多人。我们单位一个负责人看到了不高兴，就打电话跟我说：你不要写这个，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你写了影响不好。我没有理他。然后我们局长又给我打电话，说按照省里统一口径要求，不要随便写东西。我就直接回他，这个时候我不仅是省统计局副局长，还是党外人士。我百分之八十和你们一样是政府官员，但我要保留百分之二十的个人自由，你们不愿意说的话，由我这个民主党派来说。我当官的目的就是为民说话，如果你觉得我丢了单位脸，那我宁愿不当官，也要把这个日记继续写下去，这是一份历史的记录，是给历史的交代。 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这么重大的事，对人的思考很有帮助，想到每一个死去的人，我就决定将来要胆子更大一些，讲更多真话实话。 记者：你如何看待方方日记，你的日记和方方日记有何不同？ 叶青：我把武汉疫情日记分为七种：本地医生日记，外来医生日记，护士日记，病人日记，记者日记，方方日记，我的日记。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强求一致，从不同角度形成新冠疫情的共同记忆。 方方日记最受关注，支持者认为，她反映了一个普通武汉人的声音，反对者认为，日记太悲观了。我认为只要是真实的，就没有问题。我的日记是从财经角度记录、分析武汉疫情，收集数据做分析、提建议是我擅长。 对于新冠疫情的真实记录，我认为有关部门删帖要慎之又慎，不要想都不想就删帖，帖子中可能有正确的内容，只要没有违反基本原则的事情，就不要删。 叶青，1962年生，福建建阳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民进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金系毕业，在职博士研究生，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南财经大学外国财税教研室副主任，武汉市武昌区政协副主席（兼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4月起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