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1日，上海中药一厂积极生产治疗甲肝病人急需使用的茵栀黄针剂。贾振福 摄
 1988年2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上海各界迎新春联欢会。崔益军 摄  ◆1988年1月28日，针对肝炎病人不断增多的情况，虹口凯福饭店积极采取措施严格消毒。崔益军 摄  各医院积极收治甲型肝炎患者，并开辟了一些临时医疗点，迅速增加了病床，使许多患者及时得到隔离。图为龙门地段医院的医生上门看望甲肝病人。 吴文骥 摄 袁念琪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一篇报道让上海人为之一震：《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当天报纸投递到唐家湾地段医院时，正在医院就诊的43名病人都有明显的甲肝特征：上吐下泻、发热乏力，脸色蜡黄，有的甚至连眼睛都黄。时为内科医生的邵影回忆道：“后来一天比一天多。这个状况我们以前没碰到过，通知病人都来不及了。” “1月19日，上海甲肝发病人数上升。当天传报人数134人，累计633人。上海市卫生局立即召开区卫生局局长、市级医院院长和防疫站站长会议，商定5条防治措施，并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上海卫生志》） 1月19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被视为一场凶猛传染病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爆发日，成为20世纪上海被关注的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始日。再过一个月，就是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春节了。 甲肝凶猛 在上海其他医院，与唐家湾地段医院同样症状的患者增速惊人。医院里，无论挂号、就诊还是化验，到处排长龙。不少人天没亮就来排队。当年在静安寺地段医院工作的沈雪芳医生记得：“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倒了，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 1988年1月19日确诊134例，一周后的27日达5467例，到月底已是五位数12399例。自1月中下旬起，每天递增200至300例，后每天递增1000至2000例；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超过1万例。其中2月1日为高峰，19000多例。 在市邮政局，1.1万多职工中有患者1200多名。黄浦区发病3.1万例、静安区发病2.09万例、普陀区2.51万例……邵医生所在的南市区可谓风暴中心，“区境发现49615例，发病率为65‰，占全市发病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南市区志》） 据《上海卫生志》：病毒性肝炎是上海一个主要传染病病种。1956年列为报告病种，后在1960、1967、1974、1979、1982和1983年发生6次较大流行，后两次均为食用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而“1988年全年发病352048例（市区310746例），发病率为2803.0/10万，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暴发流行。” 市卫生防疫站抽样调查表明：甲肝患者大多是青年，以21至29岁居多，占45.84%；其次是30到39岁，占41.77%。患者的SGPT（谷丙转氨酶）指数都在1000以上，其中70%伴有黄疸。 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疫情，“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部署防治甲肝事宜，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空关新工房等，增设肝炎隔离点和床位，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副食品、药品、医疗用品等供应问题。翌日，发出《关于制止急性肝炎进一步蔓延的紧急通知》。”（《上海卫生志》） 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肝防领导小组；组长曾庆红，副组长陈铁迪、谢丽娟。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一场从未有过的艰巨战斗，在这座城市打响了。 1988年的上海共有5.5万张病床，全部用来收治甲肝病人也不够。按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要求，3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渠道。 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一是医院挖潜增能，市传染病医院原有肝炎床位290张，利用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包括自行车棚，共增1228张。这些床位是由天通庵路总院、同心路在建分院、借用一所学校和一幢未入住的居民楼联合组成的。时任院长巫善明说：“等于开了四个医院。”一妇婴把原VIP单间改隔离病房。上海、宝山、嘉定、川沙4县准备出病床约500张，接受市区患者。全市卫生系统共增床位60434张。 二是“条包块管”，“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工厂企业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 三是社会支持。解放军八五医院增床位近300张接受地方患者。部分旅馆也转变功能，我当时单位所在的永安大楼，南面浙江路、九江路口的旅馆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我从9楼办公室看到，夹着被头铺盖的病人走进去。 黄浦区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等，设病床4000余张。静安区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11处场所增床位9952张。杨浦区设病床1.8万张。浦东提供乳山新村刚竣工的多层楼房20幢……“经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上海卫生志》） 自带折叠钢丝床的李达生先生，住进曹家渡地段医院临时由剧场改成的甲肝病房，那里可住400多患者。剧场用布帘隔成男、女病区。睡在舞台上的他感叹：“我真有点佩服市政府的办事效率，面对特大型传染病传播，临危不乱，采取措施果断，动员社会一切资源，妥善安排病人住院医治。” 医护紧缺。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班10多个小时，医学院学生来做志愿者。驻沪三军400多医务工作者也每日平均工作12小时。全市10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战斗在第一线。 防与治在同步，人们关注甲肝克星。说大蒜头能杀菌，我那时负责上海电视台《小菜场·商情·气象》节目，奉命设法买来大蒜发放给职工。据说注射丙种球蛋白能抗甲肝，药店常断货。为购买1支针剂，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站门前排长队，从四川路桥堍到香港路口并延伸下去。库存空了，采购站向全国采购。采购价高于上海售价，亏本买卖也要做。 中药也抢手。上海市药材公司从1月中旬到2月6日，半月供应防治肝炎药材76万公斤，其中板蓝根等几乎为平时一年的量。50天内，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生产茵栀黄针剂35000盒，为1987年的4.8倍；天平药厂生产维生素C片剂5900万片，为1987年的2.03倍。 一方有难八方援。京、津、浙、粤、鄂、陕等省市发来茵陈、板蓝根、大青叶等24万多公斤和丙种球蛋白针剂105万瓶（盒）。原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至上海。苏州长征制药厂把日产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沪……抗疫中也有一丝不和谐声音，南京的胡某、孙某，把原价0.19元一块的板蓝根带到上海以每块0.70元卖出，被治安拘留15天。 追根寻源 早在1988年1月3日，因食用启东被污染毛蚶而腹泻的病人骤增，市领导决定禁止市场出售毛蚶。“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市场检查和集市管理，严禁销售毛蚶。”（《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 上海人多爱吃毛蚶，每到春节更热销。它味美又有嚼劲，不愧是上了袁枚《随园食单》的。蚶壳还是木马桶的清洁剂，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南市的学校教书，早晨就见弄堂里刷马桶的，把一堆蚶壳倒进去，“哗哗”刷开了。 吃了多年的毛蚶，为何到1988年引来甲肝大流行？追根寻源是两个指向：病毒来源，暴发途径。 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边探病人边了解食用毛蚶情况：“从病史当中了解到，85%的病人都吃过毛蚶。同时，一户人家有两个以上发病的数字还不少，发病时间比较集中。有这样的饮食史，我们认为和食毛蚶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上海人吃的毛蚶是哪来的？ 毛蚶生长于河口和海湾的泥沙中。改革开放后，上海港吞吐量增大，航道拥挤。1987年9月，市港务局实施疏通工程。10月，在长江口启东县江段疏浚时，挖出一个长20余公里、平均厚度1至3米的天然野生毛蚶集聚带。于是，源源不断的毛蚶运到上海，从4到6角0.5公斤，最后卖到2元钱约5公斤。这批毛蚶因价廉而使往年占据市场的山东养殖毛蚶退出。 大快朵颐的人们，忽略了产地水域有污染。毛蚶感染甲肝病毒比例很高，甲肝病毒聚集毛蚶体内。这些天然集聚带的野生毛蚶，专家认为形成在20年以上，多年积累使这些毛蚶内甲肝病毒具较高浓度。 流行病学教授俞顺章时为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认为毛蚶与甲肝有关联。他带领科研人员赶往启东采集野生毛蚶标本，在其体内找到甲肝病毒，抓了罪魁祸首的现行。“3月5日，市卫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采用核酸杂交方法，证实启东毛蚶携带甲肝病毒。”（《上海卫生志》）加上这些毛蚶多为农船运输，使得污染加重，有的农船之前运过肥料却未清洗…… 甲肝暴发的另一个原因，与上海人吃毛蚶的方式有关。吃毛蚶仅用开水汆，烫至微开口，露出肉，其实是半生不熟。研究证明，即使在水中沸煮一刻钟也不能完全杀死毛蚶中的甲肝病毒。上海人的这种吃法让病毒进入体内。 而传播快则与当时上海居住环境有关。那时的南市被视为“都市里的村庄”，居住条件差，人口密集。饮用水是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之一。邵医生所在的唐家湾，居民多在给水站用公用水龙头，“你拧过龙头我也去拧，回家也不洗手。所以传染得很快，很快就传染开了”。 此外，当时很多人家没抽水马桶。防疫站上门发消毒粉，把病人粪便分开，消毒后再倒粪站，南市区共计指导消毒7243户。 沧海横流 1988年2月10日，一专列从杭州驶入上海，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来到甲肝肆虐的城市。行前有人劝，是否过段时间再去。那时的上海，每天发病人数超过1万例。 那是“谈沪色变”的日子。电视台《医药顾问》编导朱健出差南京，一路上不用检票，工作人员不敢接触，接站人员叮嘱他不要讲上海话。国家体委训练局对来自及途经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实行隔离观察40天。到京开会的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胡锦华被告知，“给你们上海来的人专门留了位置”。 在上海，握手改作揖。吸烟的也不互发香烟了，自己抽烟也改成从烟盒屁股取烟，原从开盖处拿要碰到过滤嘴，不卫生。我有一次外出采访，被要求洗手后进会场。在外拍新闻赶不回食堂，吃饭时，摄像掏出不锈钢小盒，装的是酒精棉球，让大家消毒碗筷。家里的变化，就是碗筷必须经过水煮。 就在这时，邓小平要来上海过春节，还要参加除夕的迎新春联欢会。有关部门宣布：演员只在舞台后台，不要与场内领导接触和握手。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说：“这一次小平同志在看完文艺演出后，就请他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了，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向小平同志问好。” 2月16日17点30分，84岁的邓小平走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没坐专用电梯，走的是台阶，场内700多人掌声雷动。演出结束，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邓小平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走到杂技小演员金恣面前时，邓小平俯身亲了她的脸蛋…… 邓小平在上海住了14天，2月23日年初七离沪。也就是从1988年开始，他连续七年在上海过春节。 市民李达生先生回忆道，“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的消息传开后，处在焦虑不安的上海仿佛轻松了一点，大家期盼着春天早点到来。”谢丽娟说，“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 除夕的上海，从下午起飘起近年少有的大雪。六年级小学生包露（化名）记得：那晚先看上海台《卡西欧家庭演唱大赛决赛》，再看央视“春晚”，一曲《难忘今宵》过后，又接着看《西游记》。 2月17日大年初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冒雪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和威海路287号治疗点，慰问病员和医务人员。相关《区志》写道：“2月15日，发病开始减少。至3月份，疫情基本控制。”在这座众志成城、壁垒森严的英雄城市面前，原本预计春节后会出现的第二个流行高峰并未出现。 “3月21日，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并通告新闻界：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型肝炎累计发病292301例，直接死于急性、亚急性黄色肝萎缩11人。”（《上海卫生志》）同一天，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戴志澄在京宣布：“据传染病报告统计的结果，与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预测的数字十分接近，并已于今天上午报告联合国有关部门。” 谢丽娟回忆道：“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发现这些人本身都有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的原来就患有慢性乙肝、肝硬化等。” 几千年来，人类就是在与各种疾病的生死搏斗中成长起来的，每一次疾病的侵袭，都伴随一次免疫力及抵抗力的增强。同时，经验的积淀让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就在甲肝流行后的翌年，上海医科大学徐志一等人的研究课题《上海1988年甲型肝炎流行范围与预防措施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1990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回顾32年前的这场防疫大战，有许多有益经验今天仍可借鉴。只要万众一心，尊重科学，我们一定能战胜疾病，迎来胜利！ 配图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