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年冬天，黑土地早已是白蒙蒙的一片，大田农闲了，北大荒的知青又开始涌动，象候鸟一样，要回家过年，要回南方过年。在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好不容易挤上直达上海的火车，是的，是挤上去的，哪一辆火车不是这样？ 根据旅行常识，越是人多的车厢里，自己待的位置一定要与餐车近一点，离厕所门近一点，否则长途跋涉谁也吃不消。果然，想找一个坐位是想也不用想，有个地方能落脚就算不错了，说得夸大一点，来一个紧急刹车，人都不会倒。我暗自在庆幸，总算挤上来了，车下不少知青还在往窗口中爬，还有许多女知青，焦急地待在火车下面，期盼着能上火车。我又暗自庆幸，在这样挤的列车上，不可能检票了，我是逃票的一员，在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工分可以讲挣得比农民兄弟还多，全年刨去口粮钱，只分到98元钱，平均每个月下来，只有8元多一点的月“工资”，除了回一趟宁波，还有一年的生活费全在这上头了，我无能为力买火车票。 火车终于启动了，喘着粗气，轰隆隆地向南方奔驰而去。车窗外的景色一晃而过，人随着车轮的节奏，早就昏沉沉的了，长时间的站着，二条腿已经麻了，说不清是谁靠着谁，是谁挨着谁，反正在那种情况下，不坚持也得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终于，火车越过了南京站，离上海不远了，旅客们好象也开始清醒过来，天已放光，不少旅客不管人多人挤，硬是从人缝中慢慢地渗透过来，上厕所的上厕所，洗脸刷牙陆绎不绝，反正都是排队。  就在人儿心情开始放松的时刻，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儿终于发生了，厕所这一头，靠着餐车的一头，堵上了一名车厢乘务员，另一头开始查票了，二头都堵上了，还能有什么办法，瓮中捉鳖，逆来顺受惯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又得乖乖地进餐车这个“临时审查点”了。 那一头的查票人员快到我身边了，突然从旁边的厕所里传出一阵嚎啕大哭声，与往常的相比反常了，有的逃票的，在查票之前，会抽冷子躲到厕所里，静悄悄地不吱声，没有一个会象现在的厕所里，传出哭声，还是那么凄惨，那么大声，听声音是个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乘警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很快用钥匙打开厕所门，猛的一下子冲进厕所里，里面就是一个嚎啕大哭的女知青，没有其它人，狭小的车窗完好无损没打开过，不象是有谁在厕所里欺负过女知青。车警再三询问，女知青除了哭，还是哭，哭得双肩耸动，梨花带雨，是真哭，哭得人心酸酸地。无奈之下，车警把这名女知青带进了餐车，餐车就在旁边，当然，作为无票乘客，我也被“请”进了餐车，没关系，一餐车人，法不制众，我也是从容以对。 一边女知青仍在哭泣，换了个民警上前询问，还是哭声一片，声声凄凉。一边逃票的，开始接受民警的盘查，当然了要补票要罚款。我在乘警的追查下，把身边唯一的行李，一只军用挎包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里面除了一块毛巾、一支牙膏、一支牙刷、一面小圆玻璃镜子，再就是二包哈尔滨牌香烟，乘警搜完了我的所有口袋，兜里除了一些零星角子，一无所有。几个反复下来，都一样，没有“收获”，五六个乘警也好象在意料之中，要求众逃票的“坦白从宽”，一个乘警眼光瞟向我，无奈之下，我说起了黑龙江插队的生活，每天2毛8分钱的工分，还只能干七个月，平时连磨个苞米碴的磨米钱都没有，还得喝盐水当菜吃，都“坦白”出来了，我的口词清楚，声音宏亮，当然没有一点虚伪，根本不可能造假，年轻的乘警不吱声了，周边的知青们头低了下去，凡是逃票的，都是插队的，插队的知青命运都一样，几个女知青也已经抹开了眼泪。 我的声音一大，旁边原先在哭泣的女知青反而静下来了，在一名女乘警再三劝慰下，那名女知青也说开了，原来她也是宁波知青叫黄沂明，看似男同胞的名字，可是含义很深，仍有三块弹片没取出来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好象是哪个局的局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含怨屈死了，母亲是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家庭妇女，在宁波没有工作，生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以沂蒙山和四明山取名叫沂明，可惜由于受父亲的牵连，黄沂明也属进入北大荒支边之列，她去了农场，每个月省吃俭用，总要及时地把钱汇到宁波家中，母亲的生活费来源，完全依靠女儿了。 我从小喜欢看小说，看过“红日”，也看过“铁道游击队”，知道山东沂蒙山是革命老区，无论在日本鬼子侵占的年代里，还是处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岁月中，山东人民是做到了：最后一口粮食送给子弟兵，最后一块布为解放军做军鞋，最后一名青壮年送上前线。黄沂明的爹妈至今没有一个亲人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夫妇俩的所有亲人都已死在鬼子剌刀下或牺牲了，而今天一对沂蒙夫妇遭难了，她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也当了知青。  人总是有感情的，中国人民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人缘”，绝对不是冰冷的金钱之上，讲“和谐”，更显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且不去讲黄沂明的父亲是真走资派还是冤屈的，光是为了解放事业，沂蒙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光是她娘俩无依无靠，没了生活费，眼看年也过不出了，走资派家属的困境，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沉甸甸的心，不知道我的胆子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一支牙膏，慢慢地站在餐车的就餐椅子上，众多的眼光看着我，我又慢慢地打开手中的牙膏后尾，抽出一只小尼龙袋，从袋中取出唯一的一张十元钱：“各位，天下知青是一家，大家搭一把手吧。”说完，我走下来，把钱放在黄沂明旁边的餐桌上，又走到乘警身边，看了看他，意思是随你处理吧。乘警也傻了，逃票没钱的变成在“捐款”了，又慢慢地发现，众多逃票的，不知从哪里变出戏法来，你十元，她五元的，默默地走到黄沂明的身边，放下，无言，回身，餐车里可安静了。 我看到，一名女乘警，把求援的目光，投向这个乘警，瞟向那个乘警，终于，好象是一个当头的说了：“各位知青朋友，我们也是职责所在，今天的场面确是很感动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下不为例，请大家回车厢吧。” 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此情此景，总是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