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什么是“重庆经验”？从2001年至今，黄奇帆在重庆的14年里，都做了些什么？ 都说他“懂经济”，到底懂在哪？澎湃新闻今连发三篇报道（金羊毛工作坊主要刊登了前两篇），回顾了黄奇帆在重庆做过的大事。
以下为报道原文 黄奇帆入渝（上）|扎根14载，国家发改委主任点赞重庆经验
2010年1月，黄奇帆在重庆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重庆市长。时年58岁的黄奇帆身着黑色西装、深色领带，戴一副方镜框眼镜，笑容满面，同身边人握手致谢。“我热爱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黄奇帆在发言时说道。话音落下，场上报以掌声。那时，他从上海调到重庆工作已近9年，担任过重庆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等，还曾兼任重庆国资委党委书记、行政学院院长。2012年后，关于黄奇帆工作岗位将要调整的传言此消彼长，但他确如上任之初时所说的那样——像重庆市树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2015年盛夏，有关黄奇帆将要履新国务院某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的消息一波接一波地传播着，闻风而动的媒体也纷纷梳理他在相关领域的种种言论。外界的喧哗同他本人对此事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能否认的是，黄奇帆在重庆14年，已陪伴6任重庆市委书记。

近几年，重庆一个个经济案例，成为学界业界讨论的焦点；2003年以来始终保持在两位数、2014年跃过天津成为全国第一的GDP增速，让人们对山城里的故事充满好奇。

2015年10月10日、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一行到重庆调研。

徐在座谈会上提到，今年上半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幅全国第一，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形势、趋势良好，干部精神状态好，城市面貌变化大，社会和谐稳定。

“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同时认真研究重庆提出的意见建议，继续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徐绍史表示。“重庆经验”一说，再次引发舆论热议。重庆发展异军突起，其后的经济操盘手黄奇帆亦备受瞩目。2013年，黄奇帆参与起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又入选中央宣讲团成员，是其中仅有的两名地方主官之一。这一殊荣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对重庆改革探索认可的佐证。电子脑壳、黄大嘴、重庆CEO、资本市长、学者官员、技术官僚……都是媒体用来描述黄奇帆的名词。但要说好黄奇帆在重庆的故事，不能绕开他早年在上海的经历。

他曾在上海焦化厂工作，1980年代前期进入上海市经委，1990年代前期参与浦东开发，当过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他学历不突出，但学习能力极强，将知识转化为执行力的能力更甚。上海的工作，尤其是参与浦东开发的经历，给了黄奇帆学识的积淀、视野的拓展，而重庆则是他更大的挥舞泼墨之地。

为什么是黄奇帆

2001年10月，黄奇帆溯长江而上，来到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重庆任职。借由重庆副市长的职务，黄奇帆跻身副部级序列，并在7个月后成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什么是黄奇帆？

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从黄奇帆的履历中找寻一二。1997年2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时特别指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次月，时任国务委员李贵鲜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一步阐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意义，其中就包括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到2001年，重庆直辖已4年。亚洲金融危机余威犹在，重庆经济和社会面临着挑战。按照《商业周刊》的描述，当时，重庆国有银行坏账率35%，在全国“名列前茅”；五大国有金融机构——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公司、重庆投资信托公司、三峡银行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超过50%，面临倒闭；重庆教育水平在中国西部位居落后之列；地势崎岖，道路桥梁等基础建设落后，城乡差别悬殊。

此外，重庆市地方财政收入在2000年刚过100亿元，很多事情政府“想做但没有财力做”。要让重庆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就必须要改革，要重振重庆经济。彼时，49岁的黄奇帆已经在黄浦江畔有了不凡的表现。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演讲的最后，他提到了浦东开发：“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

几天后，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市长朱镕基都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向世界传递出开发浦东的信息。朱镕基更是多次在浦东召开现场会议，实地考察，同时积极地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争取，为浦东开发造势。1990年6月，黄奇帆出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1月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是深度参与浦东开发的主要人物之一。

浦东开发高速起步，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到1993年的164亿，年均增长速度21%。从1990年到1993年11月，外商投资项目1522个。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形容，浦东是香港之外的“另一个经济奇迹”。1994年9月，黄奇帆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是年，此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黄奇帆亦在当年10月借调中央办公厅工作，次年5月才返回上海。1996年3月至1998年4月间，黄奇帆同时担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

其间，他一手操作了上海本地股重组工作，创造性地推出了“净壳”概念，被媒体称为“上海模式”。在上海，黄奇帆不仅获得了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更获得了操刀经济、改革体制的实践经验。

一位上海当地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上世纪末，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课程班学习时，其对经济问题的熟悉程度，早已远超一些任课教师。

上任“三板斧”

初到重庆，黄奇帆主管金融、财政、工业等领域工作。一位熟悉黄奇帆的重庆资深媒体人向澎湃新闻回忆，上任之初，黄奇帆在一次会上提出，重庆的地方财政收入要在若干年后到300亿、若干年后破千亿时，底下的人都在笑，笑他不切实际、痴人做梦。黄奇帆有自己的计划。不过，作为“空降”干部的他，首先要获得重庆市干部群众的认可。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对澎湃新闻形容，黄奇帆上任时的“三板斧”，为他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一板斧”便是处理重庆城区的烂尾楼。“重庆的烂尾楼问题一拖几年，政府束手无策，商圈闹市区都有‘鬼楼’。”苏伟说。

2001年前后，重庆主城区烂尾楼总投资达数十亿元，涉及拆迁户数千户、银行贷款30多亿元。黄奇帆多次提醒民营企业家：“烂尾楼里有黄金”，但始终没有人敢去接盘。在此背景下，重庆市政府决定直接操刀处置，第一刀指向紧邻市中心解放碑的地铁花园中心。《重庆商报》记者胡顺涛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这样写道：“这个投资3亿元的项目，银行贷款1.7亿，1300户老百姓的集资款1.2亿。征地、动迁、打桩、造楼，楼还没盖好，开发商的钱却用光了。这时，银行害怕损失就赶紧封账，而老百姓看集资项目前景无望就频频上访。各方都陷入了僵局。”

等不来民营资本，于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城投公司”）接盘，盘活了这栋楼盘，保证了购房者和银行的利益。

此举让民营企业家开始看到烂尾楼里真有“黄金”。

胡顺涛写道，从2003年开始，不仅仅是重庆本地民营企业，包括美国摩根财团、上海上投投资管理公司、深圳茂业百货等海内外投资者开始“争食”重庆的烂尾楼。至2004年，重庆烂尾楼彻底得以解决。“第二板斧”是改革重庆路桥收费方式。

过去，重庆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市内建了数座过江大桥、山洞隧道，同时，在桥上和进入山洞隧道前，设立收费站，收费还贷。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欧顺清曾在2009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2年，重庆主城区共有收费大桥7座，收费公路21条，收费隧道1座，收费站50个。“我们对4000多辆机动车进行了调查，平均每辆车每年路桥费要花大约4000元，市民对于路桥收费改革的呼声强烈。”欧顺清说。于是，2002年，重庆市取消了主城区所有收费路桥的单独收费和除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收费站，实行年票制，并确定小型车收费标准为每年2000元。在内环高速公路全面建成通车后，重庆又将内环高速和210国道（俗称机场高速）纳入了年票，小型车的年票变成了2300元。

统一收取的年费，再用以支付租赁费、维护费和贷款利息等。重庆市政府参事王崇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认为，路桥收费的改革是黄奇帆到重庆任职后做得比较漂亮的事情之一。“改革后的收费做到了司机交费比原来少，但是重庆市路桥费的总收费由于车辆数的增加，不减反增。”王崇举说，实践证明这项举措大大增加了重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

土地储备和地票交易

“第三板斧”则是改革土地资源管理制度。黄奇帆“把玩”土地的技能，十分突出。

2002年以前，重庆市政府手中的储备土地几乎归零，政府要用地，要跟开发商去买地。“我刚到重庆的时候，主城区90%的土地都是采取协议转让。”黄奇帆曾在《中国国土资源报》上撰文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几千亩，在渝北、江北和城乡接合部，土地十几、二十万一亩，全（卖）出去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2年，重庆市建立了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对全市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通过推行土地储备体系，重庆市将土地一级市场的经营权上收，并通过政府特许经营的方式，由重庆市地产集团等经营。在征收土地后，土地储备公司投入资金进行拆迁安置或置换搬迁，并投入资金搞土地整治，完成“七通一平”后，将可以直接使用的“熟地”移交给当地土地出让中心挂牌。

“多卖熟地，少供生地，不卖毛地”是黄奇帆为重庆土地管理制定的五项原则之一。所谓“毛地”，就是农民和居民还没有动迁的土地；所谓“生地”，就是已征了地但还没有“七通一平”的土地。苏伟对澎湃新闻分析，过去简单的卖地，土地的增值利益主要在房产商，经过重庆市地产集团等进行一级开发后，增值利益很大一部分到了政府。经过一级开发后，土地升值，政府在土地交易中获得远超开发成本的出让金。这些出让金，也为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这一举措断了不少人的财路。

苏伟笑着说，黄奇帆当时甚至要求想办法取消已经签订的土地交易合同，“估计当时有很多老板想要他的脑袋。”

黄奇帆还提出了“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

按照他的要求，重庆在2002年一次性储备了主城40多万亩土地，之后20年内每年只开发5%，即2万亩左右。

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上，黄奇帆显得十分强势。记者邓全伦曾在《时代周报》上讲述了重庆江北嘴和广阳岛开发的故事。

江北嘴是重庆城投公司的储备地，储备土地7000亩，其中2500亩用于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真正可卖土地是4000多亩，收益是360亿元。江北嘴于2005年开始开发，征地动迁花了100亿元，“七通一平”花了30亿元，这130亿元全是银行融资，利息几年时间滚成了40亿元。360亿里扣除上述170亿的成本，还有190亿盈余：要缴20多亿的税，再投资20多亿修建重庆大剧院、科技馆；上缴重庆市政府100亿元，用于修建五座桥——菜园坝大桥、朝天门大桥、长江二桥等。还剩下30多亿元，则作为资本金，用于启动广阳岛项目。广阳岛拥有1万亩地，早年被所在地南岸区政府以15亿元左右转让给了大连海昌集团，海昌承诺将该岛整体开发，结果四五年只象征性地投了一两个亿，后在黄奇帆强力介入下将该地于2010年收回，交由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公司整体开发。

2008年12月4日，重庆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地票交易制度。按黄奇帆自己的说法，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简言之，农民自愿将闲置宅基地等复垦，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指标，再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事实上是为重庆国土部门腾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可用以交易的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宅基地、已经废弃的乡镇企业和闲置不用的公共场所。

“农民在外边务工十年，已经不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地票倒能卖十几二十万。”黄奇帆认为，“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

地票制度，不仅加速了城乡统筹进程，还打破了城市扩张与耕地减少之间的必然联系。在黄奇帆看来，这是一举多得。与地票制度相关联的是2010年开始施行的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农转非”问题。对此，黄奇帆有一套“穿衣服、脱衣服”理论。他解释，城镇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了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衣服”。“重庆户改，不是简单地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而是要在给他们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先不脱掉农村的‘三件衣服’。”黄奇帆说。

如邓全伦在报道中指出的那样，在经济下行时期，重庆土地储备模式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他写道，重庆国资委一位官员感慨：“我以前也认为土地出让不能持续，2008年上半年也确实出现了卖地难。但是信贷放水了，我们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地票制度引起的争议更大。例如复垦的落实、溢价的分配，在操作中是否违背农民的自愿原则和对农民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都一度被关注。重庆市政府在2010年9月曾出台文件，严令地票收入必须全部反哺三农，其中85%归农民个人，15%归村集体，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民社会福利。但仍有退地农民向媒体抱怨“获得的补偿款远没达到规定的标准”。

“上海模式”重庆化

重庆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不难在多年前的上海找到影子。

在浦东开发办公室工作时，黄奇帆曾分管政策和体制研究、规划等，浦东新区管委会组建后，他分管新区规划、计划、土地、房产、财政、税收等。

那时，黄奇帆已形成了对土地资源综合开发与管理的详尽思路。

1994年，黄奇帆曾在《浦东开发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发展战略》。

黄奇帆在文章中写道，3年多来，由于实施了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与管理，浦东开发每年滚出了几个亿的资金。

黄奇帆当时总结了土地资源管理开发的五条办法，包括实行土地预征；国家投资成片开发，控制土地一级市场；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等。

“所谓预征，就是不改变其使用权和使用性质，把这部分土地由农村集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转化为国家所有、国家管理。”黄奇帆写道，这种做法能有效地控制征地费用的上涨，有力降低开发成本，使开发建设带来的部分土地级差增值效益能留在国家手中。

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的做法，与如今重庆的开发模式更是如出一辙。

“国家以财政资金投入国资开发公司，并把成片土地批租出让给这些开发公司。由这些国资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进行‘七通一平’建设，然后再转让。”

被授予土地储备职能的重庆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资平台，承担了上文中国资开发公司一模一样的工作。

事实上，被黄奇帆从上海“搬到”重庆，再加以本地化改造的不仅有管理土地资源的模式，还有对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开放的理念。

黄奇帆将重庆框定在一个上海式的崛起逻辑中，“重庆是十年前的上海”是他在各种场合频频提到的一句话。

重庆的经济数据，也常被黄奇帆拿来与上海的数据相较。

“上海对重庆市最大的支援是送去了黄奇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这样评价道。

黄奇帆入渝（中）|主导国企重组刀刀见血，上市成“吸金王”

2001年10月，黄奇帆溯长江而上，来到中国最大的内陆城市——重庆任职。此前，他已经在上海工作和学习了33年，从焦炉厂的工人、副厂长，进入上海市经委，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参与浦东开发，后来升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市经委主任。借由重庆副市长的职务，黄奇帆跻身副部级序列，并在7个月后成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09年11月，黄奇帆出任代理市长，次年1月去代为正。重庆又名雾都。这座城市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日子有雾，大雾起时，江岸、山色皆隐遁其中，人们只能感觉到呼吸的湿润和几十米开外依稀的人影。透过朦胧的雾，黄奇帆仍然摸到了重庆资本市场跳跃的脉搏。这正是他擅长的领域。适应重庆的新职务后，黄奇帆的雄心便再难掩盖。

2015年10月10日、11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赴重庆调研，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形势、趋势”都给予了“良好”的肯定，并提到要“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而在徐绍史此行的调研内容——“一带一路”、经济结构调整及企业转型升级中，这位63岁的重庆市长都有不少故事值得一说。

“重组世界”

2001年，黄奇帆刚接到任命，还没到重庆时，接到了一个电话。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对澎湃新闻讲述，电话来自乌江电力的意向收购方，黄奇帆在电话里要求，对方需在议定的价格上再加一笔钱。上市公司重庆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售，让黄奇帆感到心痛。他知道，上市公司的“壳”对于重庆的价值。《决策》杂志记者杨敏曾写道，当时有两件事对重庆高层震动很大：

2002年9月，广州凯得控股入主的乌江电力办公地址迁往广州，10月10日，公司名称更名为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也由“乌江电力”更名为“科学城”。几乎在同时，华亚纸业（000402）在北京金融街建设集团入主之后，公司迁至北京，公司证券简称也更名为“金融街”，主业也变更为房地产和物业管理。重庆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从国企改制而来，加之上市公司集中分布于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空间也相对饱和。很多公司在上市两三年后就出现连续亏损。2002年前后，重庆板块深陷泥淖，西南合成、渝三峡、重庆东源、渝开发、民丰农化等公司纷纷面临退市或ST风险。此时，重庆上市公司已经有三分之一被来自外地的公司重组，这些公司的主业淡出重庆，但是债务却在当地银行不断累积。

壳资源的旁落之痛，使得重庆市政府不得不下决心“救市”。2003年上半年，在黄奇帆的推动下，重庆成立了上市公司重组领导小组和上市公司重组办，黄奇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敏总结，黄奇帆把上海净壳重组的模式移植到重庆，从2002年的渝开发、2003年的西南合成，到2004年的民丰农化重组、2005年解决ST重实破产危机，共性均是先债务重组后资产置换。重组是黄奇帆的一种哲学。他相信，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他说，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重组引导我们摆脱困境，帮助我们抓住机遇，推动我们更好更快地发展。”为了让重组思路更清晰，黄奇帆将之形容为“龙虾三吃”——增资扩股、债务重组、引资上市。

“龙虾三吃”，对于重庆金融机构走出困境，发挥了极大作用。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公司、重庆投资信托公司、三峡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重组前，清一色的都有50%以上的不良资产。重组，让这些机构获得了“重生”。重庆银行的重组，是其中的突出案例。黄奇帆说，重庆银行的重组“刀刀见血”。2003年的重庆银行，149亿元的总资产背负了33.1亿元的不良贷款和6.1亿元的非信贷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合计达到39.2亿元，不良贷款占比高达42.5％。

2004年年中，重庆银行接到了银监会的黄牌警告：再不整改即将被吊销执照。《重庆日报》记者曾立详细撰述了重庆银行重组的过程。

第一步：发行新股，扩充资本金。按惯例，对困难企业应先实施债务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待企业财务指标改善后，第二步才是增资扩股，吸引新老股东认购新股，扩充资本金。不这样做，有谁肯为一家前景不明的企业投入真金白银？

然而在黄奇帆看来，先剥离不良资产再增资扩股，无异于先手术后输血，看似“市场惯例”，却有可能造成“病人”在手术中的休克甚至死亡，风险极大。

说服投资者出巨资认购新股，成为“一吃龙虾”的关键。清晰的重组思路、对重庆银行光明前景的精心勾画，逐渐打动了投资者。

3个月后，重庆银行成功募集资本金12.14亿元，资本总额从2.55亿元扩充至15.16亿元，资本金在国内城市商业银行中的排位一跃成为西部第一、全国第六。

第二步：资产重组。渝富公司在第二步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具体而言，就是将重庆银行的部分不良资产先“搬”到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这个平台上，优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其轻装上阵。

第三步：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2006年10月，重庆银行向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发出“英雄帖”。“招股书”发出不久，有20多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表达了投资意向。最终，重庆银行将目光锁定在定位相近、零售银行业务突出的香港大新银行。香港大新银行以每股2.02元的价格，购买了重庆银行17%的股份，渝富公司也因此获得了4亿元的溢价收益。故事听起来一气呵成，当年却有些惊心动魄。

2013年11月6日，随着香港联交所一声锣响，重庆银行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城商行。此次上市集资所得净额约38亿港元，被香港媒体称为“吸金王”。“龙虾三吃”的故事，让重庆市政府参事王崇举对黄奇帆又多了几分赞许。“这个案例的关键在于‘三吃’，就是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如何做到一箭三雕，甚至更多，这是一种复合型的思维能力。”

王崇举向澎湃新闻分析，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能够充分地考虑利，又能够充分地考虑弊，然后在规避经济行为产生的弊端同时能放大利益，这就是一个好的经济行为决策。“‘龙虾三吃’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放大这个经济行为的利。”王崇举说。

渝富公司和重庆“八大投”

重庆的国资军团组成了黄奇帆口中的“第三财政”。

渝富公司和重庆市政府旗下八大投融资平台（以下简称重庆“八大投”），是其中的中坚，也是黄奇帆重庆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奇帆说，我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

渝富公司，全称叫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就是那个吃“龙虾”的工具。曾经担任重庆市国资委主任的崔坚讲过一个“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的小故事，也就是渝富公司的由来。

“2004年的一天晚上，黄（奇帆副）市长电话来了，叫我到他家里去。去了以后，几乎是没头没脑地就问我一句话，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该怎么搞？你说说你的想法。我当时思想准备也没有，认识深度其实也很肤浅，我大概说了很多，包括领导班子的改革。黄市长当时给我说：请你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地和上天。”

黄奇帆之前就有了一个新思路，他向时任重庆市长王鸿举作了汇报，并和几个副市长作了商量，大家都支持他。黄奇帆的新思路，就是要引进一个第三方力量来支撑重庆的金融和国有企业改革。

“然后，黄市长跟我说这个资本金怎么来，怎么运作等等，交代了很多。离开黄市长家的时候我一看表，凌晨1点。回去以后压力很大，睡不好。迷迷糊糊中，电话又响了，我一看早上六点。黄市长跟我说，你起来了没有？我说起来了。他说你想好没有怎么弄？我说反正我会抓紧。他说你也不用抓紧了，我给你3天时间，你去给我找10个亿的资本金，同时把这个企业给我注册好。他说如果你完不成任务就把任务还给我，没关系，我自己来做。”

“黄市长又紧接着跟我们讨论，说要起什么名字，最好土一点。我想了半天，叫富渝吧，富渝比较土。黄市长说，对，就叫渝富。”

这就是“渝富”诞生的故事。渝富公司是对所有的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民间企业债务进行重组的一个杠杆性工具。这家公司不负所望地让重庆的金融机构“涅槃重生”，自身也得以壮大扩容。2004年，渝富公司起步资金10亿元，到2010年增加到了400亿资本金，资产负债率在40%以内。

渝富公司本身，成为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实业、重庆东源、重庆普天等大型企业的控股股东，完成了国有企业数百亿元各种不良资产的处置，为数十户国有企业的破产周转、土地置换和改革发展提供了数十亿元周转资金。

2015年3月末，渝富集团股权投资企业已经达到了44家。

在帮助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和代表政府进行战略投资的同时，渝富公司形成了一个集证券、保险、银行、担保、租赁为一体的公司，金融控股呼之欲出。

这是黄奇帆想要的重庆“淡马锡模式”。他还多次表示，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重庆“八大投”中将有4家转型为淡马锡式的投资公司。黄奇帆以重组的方式救活了不少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他的重庆“八大投”逐渐承担起为财政托底的重任。

2002年开始，重庆采取“五大注资”方式，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等，陆续组建和发展壮大了重庆“八大投”。所谓重庆“八大投”，指的是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

这八个涵盖重庆交通、水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主要投融资平台，最初指的是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经过重组、更名等变动后，如今的重庆“八大投”成了一个笼统而非具体的指代。它们由政府拥有、授权经营，是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

《重庆日报》在报道中不无夸耀地评价，在重庆，几乎所有的民生工程，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所有的路桥建设和城市配套设施均由重庆国企来全权承担，就连西永保税区和寸滩保税港区的园区建设和运营，也有重庆国企的积极参与。

上述报道还发表了一组数据：2005至2011年，重庆国企累计上交760亿元土地转让收益和6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累计向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超过3000亿元。

重庆“八大投”在其中贡献巨大。

渝蓉高速公路重庆段的建设算是一个典型案例。

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采用的是BOT建设模式，由深圳一家民营企业中标；重庆段则主要由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4月由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投资建设。

渝蓉高速公路四川段烂尾至今，重庆段则已于2013年12月如期建成通车。有网友甚至据此认为国企建高速比私企更靠谱。

更为罕见的是，在担任副市长以及市长期间，黄奇帆曾兼任重庆国资委党委书记长达8年时间。

在苏伟看来，“重庆国资委是省级国资委中最牛的，既管事又管人。”

“黄奇帆到国资委兼职是为防止国企的跑官卖官现象。他曾向下属解释，一个市级领导推荐的干部你们扛不住，只有我扛得住。”苏伟说。

强大的国有资本，意味着强政府。

黄奇帆面临的争议，有一部分来自外界对重庆经济“国进民退”的质疑。

黄奇帆则解释，“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

“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黄奇帆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这样说。

擅长资本运作

擅长资本运作的黄奇帆，即便在主管的教育领域，也要加点资本的佐料。

曾经担任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的王崇举认为，黄奇帆主管教育的时候，重庆教育行业“很幸福”，“因为这位常务副市长‘又管钱，又管人’”。

黄奇帆曾经在重庆工商大学教学质量评估会上承诺，扩招以后的生均投入追平到扩招前的水平。

要实现这一承诺，对于当时拥有3万学生的重庆工商大学而言，就要追加近亿的投入。

黄奇帆的办法是，学校主体搬到新校区后，老校区的部分土地性质由原先行政划拨的教育用地变为“综合出让地”。

“综合出让地的地价是行政划拨用地的‘若干倍’，这块地皮从行政划拨变为综合出让地以后，产权仍然属于学校，学校就可以‘平地生钱’。”王崇举说。

当时，凡是有老校区的高校基本都得到了这个政策的支持。

王崇举回忆，重庆工商大学有一块老校区的地皮，当年征地时的价格是80万元一亩，有了这个政策，4年后学校以850万一亩的价格出让了这块地，相当于一块地10倍的收益。

同时，黄奇帆用他的重庆“八大投”平台，在重庆大学城集中征地建学校，“每亩地7万元，不足的资金则用老校区高价出让的综合用地款来弥补。”

“黄市长是用自己的经济头脑来支持重庆教育发展的。”王崇举评价。

截至2006年年底，重庆市共清偿了19.65亿元“普九”债务。之后，重庆市又偿还2002年以后形成的“普九”债务8亿元，累计偿还总额达28亿元。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偿还“普九”欠债的省份。

黄奇帆曾不止在一个场合透露过重庆实现教育投入占地方GDP比重4%目标的秘诀：第一，预算内财政的20%足额拨付给教育，预算外财政同比例投入教育。第二，预算和决算同比例投入教育，也就是说，决算的增量部分要同比例投入教育。第三，中央决算超收部分分配到地方时，确保20%投入教育。

“实际上我们就盯着三个比例：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和决算、地方决算和中央决算。只要按比例给教育，4%这个比例一定能保证。”黄奇帆说。

重庆因为在完善教育投融资体制、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助力民办教育等方面的成绩，受到中央肯定，一度收获“重庆教育现象”的评价。

从笔记本产业到渝新欧铁路

“渝新欧铁路，一把幸运钥匙”。

今年8月7日，《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在第三版刊载了德国杜伊斯堡市经济促进局局长拉尔夫·莫伊雷尔的演说稿。

“渝新欧是‘一带一路’的一个标志，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把幸运的钥匙，它有潜力进一步让杜伊斯堡成为德中贸易关系的中心。通过这条驶往杜伊斯堡的线路，货物可以快速、安全、便宜地到达欧洲的心脏。”拉尔夫·莫伊雷尔说。

渝新欧也是重庆的幸运钥匙。

借由这条全长11179公里的国际铁路联运通道，重庆站在了开放前沿，无可争议地成为内陆开放高地。

已实现常态化运行的渝新欧班列采用“五定模式”（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运行时间比长江水运至上海再海运至欧洲节约近30天，比渝深铁海联运至欧洲节约近20天。运行成本为空运的五分之一。

重庆市经信委统计的数据显示，渝新欧自2011年1月28日正式开通以来，截至2014年年底，已开行233班（含16班中亚班列），进出口贸易额68亿美元，占整个经阿拉山口出入境中欧班列的80%以上。

渝新欧开通的起源，却要从重庆引进惠普等笔记本电脑生产巨头、打造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说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工业萧条，黄奇帆选择将重庆经济新增长点押在当地的空白产业笔记本电脑上。

“我们想吸引惠普等企业到重庆来，人家凭什么会来？我向惠普的高管阐述了三个概念。”黄奇帆曾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讲述。

“第一个概念，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将翻番，新增的产量应布局在重庆。2008年的时候，全球笔记本电脑年产量为1.6亿台，预计3年内，将增长到3亿台，我们希望其中1亿台在重庆制造。你们原来在沿海有生产基地，我不挖墙脚。但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等各方面的成本都上涨，重庆则成本更低。如果惠普想要保持高增长，继续做世界第一，增量部分，就应该拿到重庆来生产。”对于惠普方面担忧零部件要从其他地方运来，运输时间长、物流成本高的顾虑，黄奇帆抛出了第二个概念：“重庆承诺吸引零部件厂商到重庆来。如果3年内不能做到80%的零部件在重庆本地生产配套，导致企业的成本增加，重庆包赔。”

然而，如果笔记本产量不能做到上规模，黄奇帆“零部件本地配套”的承诺将无法实现。一本产业账，黄奇帆心里的算盘噼里啪啦，早就算得清清爽爽。“事实上，我们早都想过了，如果转移来5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零部件厂商自然就会跟过来。”

从2009年开始，惠普、宏碁、华硕“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先后落户重庆，其后富士康等六家台湾代工企业及300多家零部件企业落户重庆。

剩下就是解决产品如何运出去的问题。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的设计长度原本是3200米，不能满足波音747-400全货机不经停地飞往欧美地区的满载运行。由于惠普项目产品的航运需要，重庆市方面经专家论证、上报审批等，最终将跑道设计长度改成3600米。另一个解决办法，黄奇帆和同事们想到了重庆直通欧洲的铁路。

2010年8月，也就是惠普落户重庆一年之后，黄奇帆带队赴北京。北京之行，重庆市正式向海关总署、原铁道部提出开行渝新欧五定班列的请求。“重庆方面找到中国铁路及海关部门的领导，他们都很支持。而且帮助协调，把沿线各国的铁路、海关部门请来，开会商议，协调解决存在的所有问题。”黄奇帆说。2011年1月，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正式开通。2014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欧。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他见证了由中国重庆始发的渝新欧班列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入。他表示，两国应该加强合作，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