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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我的弟弟妹妹，在迈上人生之路时，仿佛都与解放军有缘，先后有四个都穿上了军装。但伯伯的态度，却因时代需要、国家形势的不同，有过完全不同的要求。当然，原则只有一个：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1961年夏，大弟弟秉钧高中毕业。那天。七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秉德，你找找秉钧，让他明天到西花厅来一趟，伯伯有事找他谈。” 第二天，秉钧喜形于色地来到我的单位，关上门兴奋地说：“姐姐，你猜伯伯找我干什么？” 我笑着说：“是不是关于考大学的事？” “算你猜对了一半！”秉钧顽皮地眨眨眼，“昨天伯伯在饭桌上，第一句话就说：秉钧，听说你高中快毕业了，祝贺你，我请你吃饭！能给我说说下步有什么打算吗？我当时想，伯伯找我来，一定有他的想法，就直截了当地说，想听听伯伯有什么建议。伯伯也很坦率。他说：秉钧，你能不能不考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我平时品学兼优，论成绩和表现，老师说我考清华大学是有把握的！” “伯伯是怎么说的？”我忍不住催问道。 “伯伯说，现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农业减产，急需重点发展农业，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所以，今年征兵的重点是城市，不在农村征兵，怎么样，你还是参军吧！我爽声答应：行！伯伯立即笑了，浓黑的眉毛高高扬起。他兴奋地说，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跟大家讲了：今年的征兵对象主要是城市青年，咱们都是当兵出身，也让咱们的孩子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你们可以说敢情你说话轻松，你没儿子嘛！对，我是没有儿子，我有侄儿，我可以送我侄儿去！他意思当然是送我去参军。这时我才告诉他，我在学校里已经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体检，身体各项都符合标准，只是等最后政审了。看得出来伯伯有点惋惜，他说原来他希望我去当陆军，在野战部队里摸爬滚打，锻炼会更大，当然，如果在学校里能选上空军的飞行员，也不容易，那就当飞行员。最后伯伯还说：秉钧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选不上飞行员，就到陆军去服兵役，怎么样？我满口答应下来。” 接着，伯伯又专门交代了成元功：“秉钧当兵的事情，你们谁都不要插手，要是服兵役，让他自己到武装部去报名。” 结果，大弟秉钧政审合格，被选上飞行员了。1961年参军到了航校，也曾下连队摸爬滚打，表现突出，196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航校毕业后，他在广州空军的飞行部队驾驶战斗机，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个年头，1992年才转业到地方。 在秉钧刚参军的那几年，有一次回京到西花厅吃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秉钧和七妈一起吃饭，有道菜是一片生菜叶托着上面的炒菜，他不认识生菜就没吃。伯伯回来以后，看见餐桌上还剩一片菜叶，就说：“哎呀，这菜叶怎么没吃掉？”说完就用筷子夹起来，蘸着剩的汤汁吃掉了。对此，秉钧特别后悔和惭愧：怎么可以让伯伯吃我剩的菜叶呢？但他在北方长大，当时真的不知道这是可以吃的菜叶。 
1961年秉钧（左二）参军前与伯伯、维世姐姐和金山在西花厅
我四弟秉华是1965年高中毕业，他是正常的应征服兵役。伯伯一方面非常支持，同时也根本不加任何的干预和联系。他当了三年兵然后复员回北京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因为工作认真、严谨，不仅做了干部，还被评为部级先进工作者。 1966年后，学校都“停课闹革命”。 1968年夏天，我的小弟弟秉和、小妹妹秉建主动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去延安和内蒙古插队。临行前，刚满15岁的秉建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辞行。秉建从小由妈妈带大，她到西花厅的次数少，从小就特别害怕伯伯。每回到西花厅，伯伯跟她讲话，她嘴里答应着，两眼只看着脚尖，头都不敢抬。 那天，她第一次感到伯伯并不严厉，相反，非常亲切。伯伯握着秉建的手，笑容满面地说：“秉建真长大了！我和七妈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来，你给伯伯在地图上找一找你插队的地方。”伯伯说着戴上了老花镜，随着秉建的手指，在地图上细细地查找起来。找准位置后，伯伯熟悉地说出了那里气候、草场、民族特点，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秉建，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多想困难。中国有句老话：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事情若事先想简单了，遇到困难时就会发生动摇。这次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我听说你平时在家不吃牛羊肉，到牧区可要锻炼吃，不过生活关，就没法在那里扎根。到了草原，要虚心向那里的牧民学习，搞好民族团结。” 
1968年的秉钧。伯伯当年曾说：这才像个当兵的，以前的照片都还像个学生
秉建到了内蒙古草原后，七妈要送给秉建一个有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她对我说：“秉建到草原上看报纸不太方便，我要送一个好点的半导体收音机给她，能经常听听新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发生的大事，要做一个有觉悟的新牧民。你去买，我付钱。”我说我已工作，我来出钱，七妈说她出钱是为了表示伯伯和他对秉建下乡的支持。等我买回来，七妈立即寄给了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秉建。 此后，伯伯、七妈一直关心着去插队的秉和、秉建。当年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伯伯辛苦、心苦已达到极限，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天睡眠不足三四个小时，但他对秉和、秉建的来信，都一一抽空阅读，并嘱七妈给他们回信：不要骄傲自满，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秉建给伯伯、七妈寄回了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伯伯看着照片，宽慰地笑了：“好，秉建像个草原姑娘了！” 两年后，秉建在内蒙古当地应征入伍了。当她参加完新兵集训，穿一身军装走进西花厅时，心里别提多高兴！她知道伯伯和七妈都曾积极支持两个哥哥当兵，如今自己穿上军装，伯伯和七妈一定更高兴。当时解放军威望高，参军光荣，并且能吃饱饭，劳动强度也没有农村大。没想到一见面，伯伯当时对她说的话，让她大吃一惊，也永生难忘：“秉建，你能不能脱下军装，离开部队，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秉和唯一的戎装像
秉和在延安插队
秉建急忙解释：“我参军不是开后门，是民兵大队推荐，通过了体检政审的正常手续。” 伯伯摇摇头，表情严肃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有这个机会，应该让牧民青年去，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 从感情上说，秉建何尝不想留在军营！她实在想不通，哭着，想着，但还是要按照从小认准的一条道理：伯伯说的，一定是对的，一定要照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在回到部队当天，她流着泪向部队领导写下了离队申请。部队很想留她，没有立即给她办手续，因为多少事情都是可以拖段时间，便大化小，小化了的！然而在秉建这件事上真正是破了例，没两天，部队领导接到了伯伯亲自打来的批评电话：“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于是，秉建终于脱下军装，又重新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这次，当过四个半月兵的小妹下了狠心，坚持不回知青点，直接住进了牧民的蒙古包里。她想通了一个道理，正因为我的伯伯是周恩来，所以，我应该坚持在大草原做一个最普通的牧民。 与此同时，小弟秉和也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做了边防战士。他在新疆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伯伯、七妈，与小妹秉建一样的心情，想让两位老人家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回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小弟秉和看完信，尽管不甚情愿，但也不得不去办了离队手续，重新回到延安。于是，小弟秉和只当了三个半月的解放军，比小妹秉建的军龄还少一个月！ 记得1971年4月，我从贵州出差到北京，住在婆婆家中，因急着先办公事，没与七妈联系。谁知第三天一早就接到了七妈打来的电话：“秉德，你到北京三天了，怎么还没有来看我？” 我立即赶到西花厅，聊了会儿家里的情况，七妈主动提起了小弟小妹参军的事。 
1970年，伯伯、七妈为鼓励秉建到草原去，同她在西花厅合影
“参军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目前全国有上千万的青年学生正在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最近已有一些干部子弟通过参军的途径离开了农村。这样做很不利于贯彻毛主席关于青年人上山下乡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指示，在群众中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我们要求秉和、秉建带这个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农村……” 看来，七妈恐怕猜测我是因为对让小弟、小妹脱军装的事情有想法，所以回北京才没及时去看望伯伯和她。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参军在当时可是成千上万农村青年、知识青年能够离开农村、改善生活条件的唯一阳关大道，也是他们争先恐后打破头想要追求的。1968年我父亲被逮捕直到这时还在受审查，如果不是知道小弟、小妹是总理的侄儿、侄女，参军这种好事怎么也不可能轮到他们头上的！ 想到这里，我说道：“七妈，您和伯伯的这个决定，妈妈和我都没有什么意见！秉和、秉建回到农村和草原去，不单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对维护党的威信有好处，而且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也能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受到更多的锻炼。我自己也是有亲身体会的，我相信秉和、秉建能想通。当然，从感情上说，秉建在部队待了四个半月，的确非常留恋。前不久，她给秉钧写了一封信，兵没当成，但当兵四个半月的经历已经成了她最珍贵的记忆，她真希望要一条军棉被。夜晚，在散发着浓郁酥油奶味的蒙古包内，让她盖着黄色的军被，在梦中回到日思夜想的战友身旁，回味那紧张火热的军人生涯……” 
秉建在内蒙古牧区放牧
秉建在内蒙古草原上熟练地骑马
“秉建感情挺丰富的嘛！”七妈赞许地点点头，“我看她这点要求不为过，秉钧是当大哥的，应该满足秉建。” “秉钧也是这样想的。他立即找到军需仓库，花了12元钱买了一条军用被，打成很小的包裹，已经寄到草原去了。” “好！上次秉钧回北京开会，我给他谈过一次，你们兄妹之间一定要团结，互相帮助，解决困难，是为你爸爸妈妈减轻负担，也是不给国家增加麻烦。我知道你从1955年工作起，就每月给家里20元钱，占去你工资的三分之一。现在你们姐弟六人还有三个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分个工：我让秉钧负责帮助秉宜；你在西安，离延安近，你就负责帮助秉和；我和伯伯负责帮助秉建，你看怎么样？” “行！”我痛快地答应，心里一阵激动：伯伯和七妈一直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他们宁可苛待自己，也不愿利用权力，违反原则，给自己的亲属以照顾，把帮助我们当成自己的义务，也当成共产党员减轻国家负担的实际行动；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做，还言传身教，要我们六个孩子也坚持这样做。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伯伯、七妈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他们的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亲密无间，互助互爱。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