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我大学毕业前，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奇瘦的高个子男人到学校找我。他说：七年了，你没变。 我惊愕地看着他，那张奇瘦而冷峻的脸慢慢抓住我的回忆，而回忆中，他的脸青春而温暖。 那是1975年的事。他姓秦，原来住在上海的成都路附近。他和我在同一个公社插队，表现积极。尽管我们之间的政治等级差别很大，他是公社团委副书记，内定的公社党委书记接班人，而我是出名的落后分子，甚至连团都入不上。但即使在最革命的年代，青春男女中仍然有因为感情而忘记政治身份的时候。我们一度很接近。 但是没过多久，听说他被捕了，关在蚌埠市监狱，罪名是叛国出逃。再后来又听说他被判了18年监禁，送到劳改农场去了。我不再想念他。谁会想念一个叛国罪犯呢？ 七年后，这个变得我已经无法认出的有着一张无比冷峻的脸的男人告诉我，他从没有叛过国。另一个希望成为公社党委书记接班人的上海女知青向公社党委汇报，说他和外国特务有联系。公社民兵对他进行搜查后，发现他在云南插队的好朋友给他的信中提到想去缅甸打游击，希望他也能同去。这封信和那个上海女知青的忌妒，使他坐了七年牢。 他不是知青中唯一的权势的牺牲者。 我们大队从1973年起，每年都有一名女知青被推选为工农兵大学生，回上海或去合肥念大学。每年的那一天，看着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向县城方向远去的背影，我总会羡慕的几夜睡不好觉。 我想上大学，我想回上海，但问题是，所有被推选上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仅要表现积极，还都是大队书记的好朋友。我从小不爱体力劳动，表现积极当然是谈不上了。而且我还不喜欢我们的大队书记。他长得挺英俊，但笑起来时的表情令我害怕。我总是这样幼稚地安慰自己，我是全县知青中最小的，等到所有的知青过了二十五岁上大学的年限，那就是我一个人的机会了。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全国高考制度就恢复了，1978年我考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这之前，1977年初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听说大队书记被县公安局抓去了，因为最后一届被推荐回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怀孕了。经调查，我们的大队书记和四五个——也许更多？——女知青有过这样的关系。 当初和现在我都从未谴责过那些女知青，尽管事实上她们可能占了我招工招生的机会，我认为她们是比那个团委副书记更惨的牺牲品。在她们一辈子的生命中，永远会背负一种道德的负罪感，也许？  嵇伟，1954年生于上海，1970年初赴淮北插队八年半。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月刊》。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赴英。1999年起在英国做记者和时事新闻主持人。2015年从BBC辞职，至今在世界各地游走。 (责任编辑：晓歌) |
